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3）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体味。“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亦即，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仍未打消疑虑。他们跟《文艺学习》的普通编辑不同，不会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们处在较上层，对“规则”的熟悉和了解远为充分、深入。他们肩负的职责，也非一般干部可比，不会从一时一地一事出发，而势必以更全局的目光看问题，这种目光使得他们从更多角度、运用更多参照系来权衡每一件事。
文艺界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头脑发热。固然，他们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比如，毛泽东对《人民文学》修改小说原稿大发雷霆，他们就毫不客气地追究编辑部的责任，并布置在会上“勿谈编辑甘苦，只谈检讨”，“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见，好像编辑部真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口”（秦兆阳《情况说明》，写于1958年，改于1978年，未发表）。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对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谨慎，在观点上始终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评论《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参加毛泽东召见之后写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其中，有肯定的话，也有“挑剔”的话。肯定的话，基本是重复、转述毛泽东颐年堂谈话的意思；“挑剔”的话，则都是林默涵自己的，例如，认为主人公林震具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而小说对此“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至于作者，他的问题是虽然“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据说此前亦即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那个“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的会上，林默涵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人士之一（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现在，他如果全都转到“肯定”方面，当然很难。但是，恐怕这里主要不是一个面子问题。郭小川的情况跟林默涵非常相似。那次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党组会上，他毫不例外地表示了对小说的否定。颐年堂召见后的第二天，上午，林默涵来跟他谈了连夜赶出来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下午4时至6时，郭小川自己也写出一篇大约意在表态的短文，题为《香花与毒草》；他说：“写得词不达意。”——看看这题目，再品味一番“词不达意”这几个字，可以想见郭小川腹内的“难色”。当晚8时，他又到林默涵家聊了一会儿，日记说：“心情极端沉重，他（指林默涵）也很不安于这个工作，互相影响，弄得异常烦恼。痛苦得很。”不安、烦恼、痛苦，归结起来就是四字个：左右为难。左不是，右亦不可。到6月“鸣放”期间，中国作协同志在会上攻他“曾基本上否定了王蒙的小说”，对此，郭小川做出的反应是：
在我结束会议时，我就明白地说，我曾经是否定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而且我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多少错误。（日记，6月3日）
光明磊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说出这种话的人，对自己似乎格外有信心。尽管毛泽东那样不同寻常地显示了对王蒙的“回护”之意，可不知怎的，郭小川内心有一种“不为所动”的坚定，拒绝认为“否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什么多少错误”。
在那些必须掌握“全局”的人里头，究竟有多少人跟郭小川抱着同样想法呢？这是让人饶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并不肩负掌握“全局”之责的人，只要政治经验颇丰，他们也会恰如其分地应对局面。我们看到在王蒙笔下，那年春天北京文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座谈会上的一幕：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伙子果然不同。（《半生多事》，着重号系引者加）
与批判“保持着绝佳的距离”容易理解，因为毛泽东斥责“批判”了嘛；不好理解的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与作品”仍然也保持绝佳距离呢？这，就是王蒙所称的“学问”，就是经验。这些经验丰富、晓得对自己负责的老作家，同负有一定领导之责、必须放眼“全局”的人，目光一样长远。他们靠直觉认为，对待《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或者说，对待反官僚主义这个问题，还是不即不离比较稳妥。
多年来，对于毛泽东亲施援手，而王蒙仍未免于厄运，人们都感困惑。假如我们目光只徘徊于毛泽东和王蒙这两点之间，这困惑确实无法驱除。但是我们大抵忽视了“现场”是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在上述两点之外，还交织着其他许多的表情、神色。放眼这更广阔的范围，我们就能读到更复杂也更真实的信息。当我们把事件在全景意义上复原时，应不难发现虽然毛泽东制止了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只是暂时在报端上“化险为夷”，而在人们内心，它从未“翻身”。那种种的敬而远之、稳妥持重、拿捏沉吟，显示了对于“趋势”的普遍预期，并给数月之后发生的事情留下注脚。
某种意义上，事件中王蒙的遭遇，颇似他自己笔下的林震，只是结局大相径庭。
延伸阅读
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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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青春之歌》（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杨沫
首次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8年1月
（白烨 撰）
在“十七年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从发表之后，叫好的声音与批评的声浪一直交织在一起，在臧否不一的喧闹之中，作者几次修改作品，作品又改成同名电影。之后，无论小说与影片，都有争议相随相伴。这种情形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人，1914年8月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1928年考入西山女子温泉中学。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2年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划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978年之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沫从1951年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酝酿与写作，1957年完成；当时的书名为《烧不尽的野火》，后改名为《青春之歌》。1955年写完上半部后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审稿时提出了较大的修改意见，认为书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1955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作与出版空气有所宽松。杨沫又把书稿交给秦兆阳审看。秦兆阳看后认为稿很好，就又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1月正式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版。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日见增多。之后，曾与杨沫恋爱同居并被杨沫以余永泽的形象写入作品的张中行的复出，以及杨沫的儿子老鬼（马波）忠实披露杨沫其人其作的种种内情的传记作品《母亲杨沫》的出版，都曾在文坛内外引起一定的反响，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有关杨沫与《青春之歌》的话题。
《青春之歌》主要是写革命时代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奋斗：
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亲生母亲出身贫苦，被她父亲林伯唐霸占成姨太太，后又被逼死。林道静中学毕业后，家里破产，父亲离家逃走，继母亲徐凤英逼她嫁给胡局长。她愤然逃出北京的家，来到北戴河投亲谋职，没想到她表哥夫妇已辞职离开了此地。为难之际，又被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欺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刹那，北平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的言谈举止打动了林道静，使林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同意余永泽的劝说，留在杨庄当小学教员，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兴趣。林道静在课堂上，向小学生们讲述“九·一八”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孩子们的爱国情绪，但却遭到余敬唐的冷嘲热讽。林道静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但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寻找工作又到处碰壁。无奈之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了。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林道静也感到幸福和满足。但她也渐渐发现了余永泽的自私和无情。后来她结识了卢嘉川、许宁、郑瑾等一批爱国学生。林道静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革命书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尽管余永泽极力反对，林道静还是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参加纪念“三·一八”*。后来戴愉叛变党组织，他知道的组织纷纷遭到了破坏，许宁、侯瑞等革命学生被捕。卢嘉川为躲避敌人追捕来到林道静的住处。当林道静替卢嘉川送信时，余永泽在家里见到了卢嘉川，他出于自私和嫉恨的心理赶出了卢嘉川，结果卢嘉川被捕。林道静终于明白不是一条政治道路上的“伴侣”是无法在一起的，终于选择了和余永泽分手。 。 想看书来
1958《青春之歌》（2）
卢嘉川、许宁等进步学生和人士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一些革命者被杀害了。林道静与所有进步朋友失去了联系，但想起卢嘉川对她说过的话，她又振奋起来。她把卢嘉川留下的一包宣传品拿出来，利用夜间到大小胡同张贴和散发。后因戴愉的出卖而遭被捕。在王晓燕的父亲和她的朋友帮助和掩护下，林道静逃出了北平，来到定县当上了小学教员。在这里，她遇到了地下党员江华，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积极参与了农民抢收麦子的行动。由于革命活动暴露，林道静回到北平后又被捕。在同志们的营救下，林道静被保释出狱。组织上根据林道静在狱中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学生工作，组织爱国斗争。她动员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积极参与为扩大“一二·九”成果而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林道静全部负责北大的工作，她与侯瑞及其他党员、积极分子们，分头负责组织，秘密动员了一批北大同学去参加*示威。在*队伍中，她首先看见了一度不问政治的李槐英，看见了王晓燕的父母，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陆续涌到了*队伍中来。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不停地前进。
小说带有相当的写实性成分，甚至一定的自传性因素。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林道静这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和成长经历，充分展现出她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弱点，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过程。林道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参加革命的。对于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爱情的软弱、缠绵；一是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和某些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描写，既有一种直面真实的说服力，也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的道理。这与现代文学中作为“*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像“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等迥然不同，这也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高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
但不同意见很快出现，从而引发了争议。1959年，青年批评家郭开相继在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张虹在第四期《中国青年》上发表《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的文章，就作品的主人公形象与思想内容提出了批评性乃至否定性的看法，由此引起了文艺界的讨论与争鸣。《中国青年》和《文艺报》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何其芳的《《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马铁丁的《论〈青春之歌〉及其争论》（《文艺报》1959年第9期）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58《青春之歌》（3）
对作品持否定态度的人，主要观点是认为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现了主人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如郭开就指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小说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也没有很好地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还有人认为，作品对林道静爱情生活的描写，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
对作品持肯定态度的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作者确实是把林道静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暴露，但目的是为了批判，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在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