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其家人，家人回答说主人在后花园。使者来到后花园，只见袁凯脖子上戴着铁链，蓬头垢面，趴在篱笆边捡狗屎吃。他见有人来，便瞪着眼，对使者唱月儿高的小曲。使者见了这般情景，心里也非常难过，回去如实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也感叹不已，从此再也没有理会袁凯。其实袁凯哪里吃的是狗屎，他知道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叫家人用炒面伴糖稀，捏成节节，散放在篱笆下，一见生人来，就大口大口地吃，看似很恶心，实际上味道好极了。袁凯由此骗过了这位暴君，保住了性命。
郭德成装疯外戚郭德成是郭宁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后花园里饮酒，喝醉了趴在地上，摘下冠冕向皇帝磕头谢恩，露出稀稀的几根头发。朱元璋笑着对他说：“你这个酒疯子，头发秃成这样，可不是喝多了？”郭德成带着几分酒意，说道：“这几根还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听了，拉长着脸，一声不哼，老大不高兴。郭德成酒醒以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于是横下一条心，索性装疯，剃光了头，穿上和尚衣服，成天念佛。朱元璋真的被他瞒过，对宁妃说：“原以为你哥哥说笑话，如今真个如此，真是一个疯汉。”就不再在意他了。后来的党案，郭德成也幸免于难。
像这样装疯卖傻，虽然保全了自身，苟全了性命，却是对自身人格的极大亵渎和作践，是在情急之中万般无奈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官僚士大夫更多的是采用装糊涂的权谋，既不得罪当权者，又保护了自己。他们在暴君的淫威之下，遇事首鼠两端，模棱两可，敷衍塞责，但求无过。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典型人物，东汉有“万事不理”的胡广，唐朝有“拌食宰相”卢怀德，五代有“老而不死”的冯道，明代有八面玲珑的解缙，清初有被列入“贰臣”的钱谦益。他们的人品虽不足道，但在极端的专制统治之下，也不失为一种存身之道。就以冯道而言，他一生历仕四朝，曾向契丹称臣，侍奉十位皇帝，当过六位皇帝的宰相，一生荣华富贵，自称“长乐老”，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这个乱世文人虽无政治操守可言，但他身逢乱世，许多行事乃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为人刻苦俭约，在客观上也为汉族百姓做过一些好事。
在中国古代黑暗政治的威逼之下，还有另外一种佯狂，这就是被称为“魏晋风度”典型的“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魏晋之际，朝代更迭，特别是司马氏的血腥恐怖统治，使人常有“忧生之嗟”。“竹林七贤”共同的特点就是放浪形骸，举止怪诞，饮酒酣醉，纵情背礼。但在这种外在的生活方式背后，却隐藏着顽强的个体人格力量。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数阮籍和嵇康。佯狂既是阮籍不与司马氏合作的避祸之术，也显示了他独立不羁的人格。阮籍，字嗣宗，家世儒学，代代有名宦。他容貌超群，学问渊博，志气豪放，任性不羁。当他自得其乐时，每每忘乎所以，旁若无人，时人多谓他痴。
当时，司马氏为了攘夺曹氏政权，一方面大开杀戒，将反对他们的人推上断头台；另一方面又极力标榜“名教之治”，要求人们遵循封建礼法。阮籍的父亲是曹魏的掾吏，“建安七子”之一，有名当世。这种家世背景使他对曹魏政权怀有同情心，而对司马氏则十分反感，他认为司马氏世代服膺儒学，标榜君臣名分，却又欺凌孤儿寡母，夺其政权，于是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完者”的险恶的社会环境，使他又不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更不敢公开与司马氏决裂。为了保全自己，他在司马氏集团统治之下，曾先后担任过大司马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等官职，还曾被封为关内侯，47岁时，曾做过步兵校尉。当然他做官只是迫不得已，在任上也只是虚应故事而已。他出任步兵校尉，就是在朝廷上当面向司马昭请求的。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一官职向来是由骁勇善战的武官担任的，而阮籍是一位弱不禁风的文士，哪能担当此任。司马昭问他：“卿何以担当此任？”阮籍回答说：“臣听说兵营的厨房里储存有三百斛美酒，既然步兵校尉一职尚无合适人选，臣请担任此职。”司马昭答应了他的要求。阮籍走马上任以后，草草应付完公务，便前往厨房清点存酒，据为己有，与朋友刘伶等人直喝得天昏地暗，酒醉不醒，把随侍的士卒都吓坏了。
司马氏为了维系其统治，处处标榜“名教”、“礼法”。阮籍生性放达，任性不羁，他常常借此与名教、礼法作对，与司马氏的虚伪名教、礼法进行斗争。在一次朝会上有人奏称，一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却笑道：“嘻！杀父都可以，杀母又有何不可？”同座者无不大惊失色。司马昭当即就批判他说：“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你怎么认为可以杀母呢？”不料阮籍话头一转，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连禽兽都不如。”既尖锐地讥刺了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又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于是“众乃悦服”。
按照当时的礼法，父母死，要服三年丧。三年之内不准喝酒吃肉，不能离家远游，不准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性情至孝。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人对弈。对方说这局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不同意，非要一决胜负。下完棋后，他又饮酒一升，大声哭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时，他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又饮二斗酒，大声哭号，吐血数升，然后与母亲诀别。裴楷前往吊唁，见阮籍形销骨立，散发箕踞，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也不招呼裴楷。裴楷认为阮籍是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典，不必与他计较法度，于是也不理会阮籍，自己径直吊唁完毕便去，阮籍也不相送。
阮籍“失礼”的行为非常多，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惊噪和责难。阮籍却以蔑视的口气说：“礼法岂是为我而设！”按封建礼法规定，叔嫂之间授受不亲。可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总要与她相见告别。阮籍的邻居有一少妇，长得非常美丽，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前往饮酒，醉了便卧于少妇之侧。少妇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绝没有什么杂念，对他也毫不怀疑。还有一兵家女子，才貌双全，未出嫁就死了。兵家的地位十分卑贱，阮籍与她家也不相识，但他可怜这位女子貌美而夭折，竟前往兵家哭之，尽哀而还。
司马昭的亲信大臣何曾非常痛恨阮籍的这些“非礼”行为。何曾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对个性率真的阮籍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心理。阮籍对何曾之流的假名士十分鄙视，常以白眼视之，而对嵇康等清流派名士则代之以青眼，故阮、何二人如泾渭分流，清浊分明。何曾就公开声色俱厉地威胁阮籍说：“足下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司马公执政，综核名实，若足下之流所行之事，何可长也。”阮籍在母丧服孝期间曾出席司马昭举行的一次宴会，而且在宴席上毫无顾忌地喝酒吃肉。何曾见了，心中好不愤然，他对司马昭说：“明公正倡导以孝治天下，阮籍竟然在重孝期间当众饮酒吃肉，公然蔑视礼法，应将他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却很宽容地说：“嗣宗如此毁顿，君不能共忧之。吾既以酒食招嗣宗，岂因丧礼而为难嗣宗也。”
司马昭之所以能容忍阮籍违背封建礼法的一些行为，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阮籍对司马氏政权并没有构成威胁；其次，阮籍生性放达，诚如裴楷所说，他是“方外之人”，而当时放达任性已成为名士风流的时尚，司马氏出生门阀士族，并非真正讲究礼法，所以即使阮籍做出违礼之事也能容忍；再次，阮氏世代习儒学，名高当世，与司马氏门第相当，他需要借重阮籍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就阮籍来讲，他为了在乱世中以求自全，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佯狂避世，沉醉酒乡；二是“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氏很想与阮籍联姻，阮籍不便正面拒绝，于是当司马昭亲自登门为爱子求婚时，却见阮籍手里抱着酒瓮醉卧在地。其后司马昭派使者接连60天前往阮府求婚，都见阮籍沉醉未醒，司马昭只好作罢。钟会数次追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欲趁机抓住其把柄而治之以罪，阮籍都以沉醉获免。阮籍虽然与司马氏政权保持一定距离，常常攻击名教，攻击“礼法之士”，但就是闭口不谈时政，不议论朝廷是非。司马昭对阮籍的这套本领也十分佩服，说：“天下最审慎之人，要数阮嗣宗了。每每与他交谈，总是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政，臧否人物。”唐代李贤在评论阮籍的诗作时曾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此诗作之中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如果说阮籍是佯狂的话，那么嵇康就是真狂了。嵇康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轻肆自言，遇事便发”，著文直抒胸中感愤而无所忌讳。嵇康曾在苏门山遇见一位隐者孙登，从游三年，问其所图，总不言语。直到临别之际，孙登才开口对嵇康说：“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于今世乎！”
性格刚烈的嵇康对司马氏集团不是像阮籍那样以佯狂避世，而是针锋相对，公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氏集团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嵇康却公然反对礼法。尽管他内心并不是这样想的，但却公然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氏以暴力和阴谋手段夺取了曹魏的天下，却打着名教的旗号，颂扬历史上的商汤、周武王、周公、孔子等，嵇康对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篡曹的行径非常愤怒，于是就“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否定汤、武、周、孔以表达他对司马氏强烈的鄙薄和否定。
嵇康为了表明他与司马氏决裂的坚决态度，甚至与昔日好友山涛绝交。山涛比嵇康年长20岁，以识度和才气而闻名。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以前，山涛就躲进了山里的竹林。以后又重入仕途，为司马氏集团效力。山涛原为选曹郎，升为散骑常侍后，便向朝廷推荐嵇康接任他原来的职务。选曹郎是一个重要官职，山涛也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心。但是与司马氏集团水火不相容的嵇康，却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愤而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予以公开发表。其实，与山涛绝交并非嵇康的真情，就一般情势而言，与朋友断交也大可不必公开发表绝交书。嵇康之所以这样做，根本的目的便是借此表明自己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坚决态度，同时也向世人宣泄自己积年累月的愤懑。
嵇康有一个很奇怪的嗜好，那就是打铁。他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则为他拉风箱。当时司马氏集团中有一位正受宠信的贵族公子名叫钟会，官任侍郎。他非常仰慕嵇康，多次想去拜见，有一次听说嵇康正与向秀在洛阳城外打铁，于是便邀集一班人高车饰马蜂拥而来。嵇康见钟会一班人“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心中陡然生起一股敌忾之气，便旁若无人，只管自己打铁，向秀也埋头拉风箱，火光熊熊，锤声丁当。钟会万万也没有想到，嵇康和向秀对自己连瞧也不瞧一眼，他感到无比尴尬，只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二人一丝不苟地打铁。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见嵇康仍没有与他谈话之意，只好向宾从挥挥手打道回府。偏偏在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颇有奚落之意。钟会愤然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遭此羞辱，决心对嵇康进行报复。
嵇康有一位好友吕安。吕安之兄吕巽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竟然奸污了吕安的妻子。吕安义愤填膺，欲上表朝廷揭露吕巽的兽行，嵇康为吕家的声誉着想，力劝吕安不要这样做，且容吕巽自己反省悔过。哪知吕巽任大将军以后，却恶人先告状，向朝廷上书，诬告吕安违背孝道，殴打母亲。司马氏集团一向标榜“以孝治天下”，哪能容忍这种罪行，于是便将吕安逮捕下狱。嵇康得知消息后，便挺身而出，为朋友仗义执言，公开阐明事件的真相。一心想报复嵇康的钟会却趁机进谗言，对司马炎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捏造事实说嵇康欲协助毋丘俭反叛，只是由于山涛的劝阻，才未成事。他进一步煽动说：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就这样嵇康被捕下狱，随即又被判死刑。
消息传开，洛阳太学生3000人群情激愤，他们上书朝廷，要求赦免嵇康，并纷纷表示愿拜嵇康为师。但太学生的这一举动反而促使司马氏下决心处死嵇康。临刑之日，嵇康从容镇定地走向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索取七弦琴，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弹奏了一曲《广陵散》，随之便从容就义，年仅40岁。嵇康刚直不阿的性格虽然导致了个人的悲剧，但他顶天立地的气节、视死如归的气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
嵇康虽然公开发表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他前往东市受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并没有向山涛托孤，但他知道山涛一定会照顾自己的儿子，因为嵇康在内心深处是始终视山涛为知己的。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只不过是表明自己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态度而已。
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中人，是一位质朴而又有雅量的名士。后人品评他“通简有德”、“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山涛出身贫寒，故对功名利禄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他曾对其妻韩氏说：“忍饥寒，我后当做三公，但不知卿堪做公夫人不耳！”在当时朝代更迭的险恶环境里，要保持中庸是难以做到的。嵇康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殒命东市；阮籍对司马氏政权态度暧昧，也隐晦终身。山涛要摆脱饥寒，追求功名利禄，只得入仕效命于司马氏。
山涛的“识度”就在于他谙悉处世之道，处世圆滑，工于心计，在官场上能左右逢源。山涛与司马氏的亲信大臣钟会、裴秀十分亲近。钟、裴二人仗势争权夺利，互不相容，而山涛却能平心静气地处于二人之间，游刃有余。这套本领使他能够上下讨好，官运亨通。山涛善于识别人物。他任吏部尚书，从朝野所选人物，并得其才。但他选人多看司马氏眼色行事，凡司马氏所欲任用之人，山涛必优先推荐。由于山涛生性谨慎，又兼才识过人，故深得司马氏的赏识。
在“竹林七贤”中，山涛恐怕是最长寿的了，终年79岁。嵇康被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写了一篇劝司马昭晋封晋公的《劝进箴》，几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终年53岁。嵇康被害后，山涛果然不出嵇康所料，悉心照料嵇绍。在山涛的训育下，嵇绍后来成为司马氏皇室最忠诚的大臣。
第三章 弄权之术
泱泱中华大帝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其间变化最大的，恐怕要数秦汉之际了。清代学者赵翼就说过，“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世袭制家天下王朝的建立，以秦汉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秦汉以前是“有土而王”的时代，秦汉以后为“无土而王”的时代。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嬗替的规律时曾指出，从五帝三王到暴秦，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