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土而王”的时代。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嬗替的规律时曾指出，从五帝三王到暴秦，王朝的建立有两种类型：自虞夏兴起，汤武称王，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合，每一个王朝的建立者都出自古老的氏族或部族。他们家世悠长，根基深厚，拥有雄厚的实力；他们“积善累功数十年”，“修仁行义十余世”，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惨淡经营，最后才得以“并冠带”而一统天下。但是秦汉之际却冲破了这一旧的格局。从陈胜树起“张楚”的王旗，到刘邦“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起而逐鹿中原的，大都是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一时人才尽出其中，他们角群雄而定一尊，开辟了“无土而王”的新时代。自此以后，大多数王朝的开国君臣都来自社会的底层，由此构成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开国布衣卿相的局面。毫无疑问，这些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都是一时的雄杰。他们有的以勇武著称，有的以权谋取胜，有的以柔道取天下，有的以智力为雄主。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家欢乐几家忧愁。因此，我们对夺权之术的考察也就从这一时代开始。
从秦汉到三国，其间四百余年，历经三个乱世，涌现出了刘邦、刘秀和曹操这三个雄豪而有心计的人物。刘邦以机谋权变著称，刘秀以仁厚持重名世，曹操则以智谋诡诈为人所称道。虽然他们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同，政治谋略也各具特色，但他们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邦和项羽之间的角力争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第一出威武雄壮的“无土而王”的活剧。他们的故事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直到现在，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还存留着他们争锋的楚河、汉界。当人们在棋盘上厮杀时，仿佛还能听到当时的金戈铁马之声。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数岁不安，皆因你我二人。我愿与你单独决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父老受苦了。”刘邦却笑着回答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楚汉战争的历程的确如此，刘邦虽然实力远逊于项羽，但他靠机谋权变，屡败屡战，终于打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一统天下，成为开启四百多年基业的一代雄主。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不久，曾做过泗水亭长，后来亡命于芒砀山的刘邦自称沛公，在丰沛之间发展势力。与此同时，在会稽的楚国贵族项梁、项羽叔侄杀会稽郡守，率八千人渡江北上，加入到反秦的农民战争之中。不久，陈胜、吴广牺牲，刘、项两支起义军渐渐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起义军在楚怀王的主持下于彭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项羽率主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略地攻取关中。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为王。”楚怀王的这一决定虽有偏袒刘邦之意，但究竟谁能先进入关中，还得看他们各自的谋略和战术。
刘邦引军西上，或以武力强攻；或以谋略智取；或晓以厉害，迫其投降；或明以大义，促其归顺。所过之处，刘邦下令一律不得烧杀掳掠，大受人民的欢迎，因而破南阳，降宛城，袭武关，一路追奔逐北，势如破竹，很快便进入关中。饱受秦王朝暴虐统治的关中人民抬着牛酒欢迎刘邦的军队。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素车白马，向沛公投降。灭秦以后，为了迅速稳定关中人心，刘邦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第一，军队不得进入咸阳城；第二，秦宫室中的重宝财物一律封存，不得擅自动用；第三，刘邦亲自召集关中的父老、贤达和地方各界人士，向他们宣布：“秦法苛酷，诽谤者受族诛，两人交谈处弃市之罪，关中人民深受其苦。楚怀王与诸将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故我当为王。今特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法尽行废除。各级官吏一律原职留用。我率军来关中，完全是为父老乡亲们除害，绝无侵凌残暴之意，希望大家不要害怕。”随即他又派出将士会同秦朝的旧官吏，分赴各地传谕他的命令，于是关中的局势很快便稳定下来。关中人民争先恐后地抬着牛羊酒食犒劳义军，刘邦坚辞不受，说：“我军粮饷充足，请大家不要破费。”这样一来，关中人民更加欢喜，唯恐沛公不为王。沛公的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非常高明，深得关中民心，不仅迅速稳定了关中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以后争夺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能取得胜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粮饷和兵员。而关中民众之所以支持他，刘邦初入关时的这些政策措施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有人向沛公建议：关中富庶，地形险要，今闻章邯已经投降项羽，项羽封他为雍王，管辖关中。若如此，沛公就不可能当王了。现在可急派兵马控制住函谷关，拒绝诸侯的军队进入关中；同时征调关中人入伍，增加兵员，以防不测。沛公未及深思，便采纳了这人的建议。但就是这个建议，几乎把沛公送入绝境。
当时，项羽率义军北上救赵，义军渡过漳水，破釜沉舟，将士们每人各携三日粮，以示必死无还的决心。项羽率楚军长驱直入，九战皆捷，大败秦军，威名大震。其后项羽将秦降军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全部坑杀，随即率军西上。当他听说沛公已经关闭函谷关，极为震怒，命令黥布率军攻破函谷关。项羽率大军进入关中，屯于戏西，并准备立即攻打刘邦。这时项羽拥有四十余万人马，刘邦仅有十万之众，二者实力悬殊。刘邦见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料定自己绝非项羽的对手，于是迅速改变策略。他首先通过张良结交项羽的叔父项伯，并与他结为姻亲，请项伯在项羽面前代为陈情；随后他又以常人罕有的胆略，亲率百余骑前往鸿门拜见项羽，当面向项羽解释说：“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能先入关破秦。我入关后，秋毫无犯，封陈府库以待将军。我遣将守关，一则是为了防备盗寇，二则是天下混乱，以防不测。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绝无半点异心，谁知竟有人从中挑拨离间，还望将军明察。”项伯也趁势劝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您怎能如此顺利入关！今沛公有大功，您却想率军攻打他，此乃不义之举，不如善待沛公。”骄傲自大的项羽果然解除了对刘邦的疑虑，遂设宴招待沛公。刘邦终于用机谋权略解除了这一场危机。
几天以后，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又虐杀百姓，掳掠财物，大举屠城以后，又纵火焚烧了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一代文明尽被毁弃。有一位谋士劝项羽：“关中之地，倚山带河，外有四塞以为险，土地肥饶，物产丰富，可定都关中。”项羽见秦宫室已被焚毁，不愿久居关中，思乡之念日切，便说：“富贵不归故乡，好比穿上绣花新衣夜行一样，有谁知道？”这位谋士私下对人说：“听人说楚人是沐猴而冠，今见项羽，果然如此。”项羽听说后，就把这位谋士抓来烹杀了。项羽的这些态度和举措，与刘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关中的残暴行为使他尽失人心，关中人民对他恨入骨髓。他放弃关中，反映了他的贵族意识以及光宗耀祖的思想。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缺乏远大志向，然而又刚愎自用。因此，他仅仅是一个赳赳武夫，缺乏谋略，尽管一时强大，但最终必然败在刘邦手下。
随后，骄横的项羽便虚尊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大行分封，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他的分封完全不按功劳的大小，而是以亲疏为序，其中既有反秦的将领，也有原六国贵族后裔和秦王朝的降将。为了抑制刘邦，他把刘邦封为汉王，封国在十分闭塞的汉中，实际上等于流放。又封秦朝降将章邯等三人为王，控制关中，以牵制刘邦。项羽大搞分封制，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自战国以来，大一统成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人民盼望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秦王朝的统一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秦朝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而是在于它的统治太残暴。项羽认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引起了更大的动乱，不久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引兵偷渡陈仓，击溃项羽分封在关中的三王，控制了关中。此后刘邦便以关中为根据地，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采取两条战线作战的方针，刘邦亲率军队与项羽周旋，吸引其主力，而由彭越和韩信所统帅的两个方面军则从侧翼发展实力。刘邦一军虽然屡次被项羽打败，但由于有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地为他补给兵员粮草，得以坚持下来，并紧紧吸引住项羽的主力，彭、韩两军乘机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彭越在梁地往来游击楚军，断楚军粮道；韩信则攻下燕、齐，从东方威胁楚军。与此同时，刘邦又成功地策动了项羽的大将九江王黥布背楚归汉。这样，双方的形势便逐渐发生变化，汉军越来越强，而楚军的处境则渐趋不利。
公元前204年，项羽为赢得喘息时间，主动向刘邦求和，约定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属汉，以东属楚，双方罢兵。项羽遂引兵东归。但刘邦则采纳张良、陈平的计谋，趁项羽松懈之际进兵，追击项羽到阳夏，双方又形成对垒之局。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拥有重兵的彭越和韩信裹足不前，意存观望。特别是韩信，更对刘邦进行要挟，要刘邦封他为齐王。为了集中力量击败项羽，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答应了韩信的要求，与韩信、彭越相约，破楚之后，自陈以东至海的地区全部封给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地区封给彭越。两人既受封为王，又获得了广大的封地，终于改变态度，引兵会攻楚军。公元前202年，刘邦各集团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彻底打败项羽，项羽突围后在乌江边自杀。这年2月，刘邦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
纵观楚汉相争的历史，刘邦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政策和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其权谋的优势显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项羽原本居于优势，兵多势强，但一方面他目光短浅、刚愎残暴、烧杀掳掠、大失民心，又兼缺乏智谋，只想以武力取胜，有勇无谋的项羽当然不是刘邦的对手。另一方面，项羽刚愎自用，不能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致使许多有才能的人物在刘邦的拉拢、引诱下，纷纷背项投刘。就连唯一的谋臣范增，也因刘邦的反间计，被项羽罢黜不用。与此相反，刘邦则心胸豁达，深谋远虑，有胆有识，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刘邦既有稳固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又善于用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从大局出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上下齐心协力，和衷共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刘邦后来在总结夺取天下的原因时曾说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转运粮饷源源不断，我不如萧何；统兵百万，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当今人杰，我都能任用不疑，让他们尽展其才，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项羽呢，他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了。”与刘邦相比，项羽却缺乏自知之明，直到死也还不觉悟。他不从自身寻找由强而弱、最终失败的原因，而是归咎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智者与愚者的区别。
公元前202年正月，各位诸侯与将相大臣共同上书，尊刘邦为皇帝。“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远古时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皆称王。秦始皇认为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了夏、商、周的王，可与上古的三皇五帝并列，于是改称为皇帝。对于“皇帝”这一称号，刘邦当然心仪已久，但他以一介平民，奋竞草泽而一统天下，居九五之尊，用皇帝的称号，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吗？深谙机谋的刘邦决定以退为进，便假惺惺地谢绝了臣下尊他为皇帝的建议，说：“吾闻之皇帝乃贤者的称号，吾不敢当皇帝之位。”群臣一再坚持，刘邦再三谦让，最后他表示不能违背众人之意，才说道：“诸君坚持认为我应该称皇帝之号，为了国家，我就答应了吧。”刘邦的这一谋略，竟为后来历代的开国之君所效仿，而成为一个惯例。
如果说刘邦是一位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甚至还有点流氓气的草莽天子的话，那么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则是一位仁慈厚道、温文尔雅、具有儒者气象的开国君主。两人夺取政权创建王朝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气质和文化素养也不同，因而其夺取政权的谋略和权术也大异其趣。刘秀建国后，有一次与家人欢宴，宗室诸亲异常高兴，酣饮之中，大家说道：“文叔少时谨信，与众人不款曲，惟以柔直处世待人，故能践九五之尊。”光武帝听后，大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以柔道夺取天下，以柔道治理天下，这可以说是光武帝一生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他权谋的突出之处。
刘秀是西汉的宗室，汉高祖的九世孙。他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自幼便受到儒学的熏陶，青年时期曾在长安太学里研究儒家经典《尚书》，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后来回到家中务农，经营产业，过着耕读持家的生活。当时外戚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朝。但王莽政权不仅丝毫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加速了政治腐朽和经济崩溃，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民众纷纷起兵反抗王莽政权。刘秀的兄长刘，字伯升，为人刚毅有大志。自王莽篡汉以后，他就暗中准备起兵反莽，复兴汉室，为此广交天下豪杰，为将来起事积聚力量。刘秀与乃兄性格相反，谨慎持重，外柔内刚，温文尔雅，深沉而有谋略。在起兵的问题上，他比兄长更加深谋远虑，显示出稳重、深沉的特点。当时人们厌恶新朝，思念汉室。刘秀是西汉宗室出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一条谶语：“刘秀当为天子。”这个“刘秀”可能是指王莽的国师公刘歆，也可能就是刘秀自己的伪造。总之，刘秀决定利用人们希望复兴汉室的心理和当时流行的谶纬思潮，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让“刘秀当为天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宛城豪杰李通、李轶也好图谶之言。他们见天下兵起，王莽政权行将灭亡，刘姓复兴的思潮十分流行，二人便商议道：“南阳宗室，独有刘伯升兄弟可以谋大事。”于是便编造了一条谶语：“汉当复兴，李氏为辅。”适逢刘秀前往宛城贩谷，李氏兄弟便盛情相邀，与他谈及图谶和起兵之事。于是刘秀便与李氏兄弟深相接纳，暗中做起兵的准备。汉朝时神秘主义最为盛行，特别是两汉之际，谶纬思潮十分流行，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刘秀以神道设教，利用图谶来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谋略。
公元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