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这一神话的皇帝恐怕要数汉高祖刘邦了。据说刘邦是其母亲与天龙交合所生。后来高祖起义反秦，在路途曾斩杀一条白蛇。一位老太太哭着说：我的儿子是天上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杀了。因此刘邦当皇帝是承受天命，君权神授，谁敢不服从，就是违背天命。此后的开国君主大都要制造出类似的神话，树立自己的权威。武则天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借用佛教为自己大树权威。在她还是皇后时，就曾用自己的脂粉钱在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内修建了一座卢舍那佛，该佛像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690年，在她的授意下，僧法明等10人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共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生，当取代李唐皇帝为天子。武则天向天下颁布《大云经》，下令所有的州郡都建大云寺。紧接而来的，便是唐睿宗等6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经过一番推辞，最后表示“顺从民意”，宣布改唐为周，定称号为圣神皇帝。
古代帝王在鼓吹“君权神授”的神话中，“五德终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五德终始”的理论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首先提出来的。上古时期，人们从宇宙的物质中抽象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叫“五行”。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元素演变而来。五行具有两种性质：五行相克和五行相生，五行相克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生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把这种早期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物质观引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认为每个王朝代表五行中的一行，后来的王朝取代前一个王朝是按照五行相克的规律发展的，如夏属于木德，商灭夏，商就为金德；周灭商，周就为火德；后来取代周的新王朝必为水德。这一理论在当时非常流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即根据邹衍的这一理论，认为自己属于水德，所以一切法律制度都按水德的性质来安排。西汉建立后，在五德的属性上曾经过多次改变，汉武帝最后确定为水德。王莽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汉朝的，所以他对五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改，把五德相克改为五德相生，并重新安排了历代王朝的德性。按照这一排定，王莽新朝属于土德。刘秀重建汉朝后，把本朝定位为火德。此后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天上每每都要显现出一些与新的五德相符合的祥瑞，证明这个王朝的建立乃是天命所归。新王朝便据此确定自己的五德属性，并制定出一整套与五德属性相符合的制度。
在古代帝王的统治术中，有一种名为“无为而治”的权术，主要表现为深藏不露、诡诈多变。这就是道家和法家所极力称道的帝王南面君人之术。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说统治者应尽量克制欲望，不要劳民扰民，对政事少干预，顺其自然，垂拱而治，这样做就会收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使社会得到大治。后来，他们进一步把这一原则用在君臣关系方面，于是便发展成一套颇具特色的帝王权术学。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无为而无不为’、‘后其身而身先’，此乃完全在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完全在应付权谋上打算也。”钱穆：《庄老通辨》卷中《道家政治思想考》。马来西亚大学的郑良树先生也认为“无不为”是权谋之术。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大概《韩非子》在解释《老子》、利用《老子》之际，于老子‘无为’思想别有会心的了解，乃创立‘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的政治法术。后人不察，竟以此权谋法术加在老子朴素的哲学上。”郑良树：《论帛书本老子》，《竹简帛书论文集》。
这一帝王权术的内容，首先是指君主不要亲自处理政务，而是指挥臣下干一切事情，使自己处在虚静无为的地位，垂拱而治。君主逞能恃才，事必躬亲，其实并不表明君主的聪明，反倒表现出君主的无本事和低能。法家认为，如果人君亲自处理一切政务，这是代臣下蒙劳负任，而臣下反而无所事事，享受安逸。这样，君主就把自己降到臣下的地位了。另外，君主处处争先逞能，容易把自己的一切长短优劣都暴露给臣下，而使君主失去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尴尬地位。君主的职责是用臣，而不是代臣下办事。君主如果能够像汉高祖那样善于用将，善于任用和指挥天下最有才智的人为其尽力，这才是最高明的统治艺术。韩非说：明君在上行无为之道，群臣在下则竦惧而不敢为非。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思虑，而君主因之以断事，故君之智慧无穷；使贤者贡献才能，君主因而任之，故君之才能无穷；办事有功则君主受贤名，有过则臣下承担罪责，故君之声誉无穷。如此，君主虽不贤，可为贤者之师；君主虽不智，可为智者之准则。能使臣任其劳，而君有其成功，此即君主之常法。为君之道在于使臣下无从观测，无从知晓。君主虚静无为，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见若不见，闻若不闻，知若不知；知其言则验其言行是否一致，每一官职设一人，无令其相互通气，则万物之情尽显。君主要掩盖行迹，隐匿念头，使臣下无从推测；去掉智巧，不显才能，臣下就无从揣度。不泄露意图而考核臣下是否与我一致，谨慎而牢固地执掌权柄。杜绝臣下的欲望，破除臣下的意欲，无使其贪求我之权柄……为君之道，以静退为贵，不亲操事务而知臣下办事之巧拙，不亲自谋虑而知臣下之谋虑是祸是福。（《韩非子·主道》。）韩非的这一段议论把这种“无为而治”的要旨讲得非常明白。在法家眼里，无为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特殊手段。这一权术的特点就在于：君主在驾驭臣下时，要处在虚、静的地位，以虚制实，以静制动，大智若愚，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一权术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君主要深居简出，神出鬼没，隐蔽自己的行踪，使自己在臣下的心目中充满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会对臣下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在这方面秦始皇最为典型。他经常变换居住的宫室，严禁侍从把他的言行透露给大臣。侍从违令，泄露了他的行踪，就要被处死。汉武帝经常潜游离馆，外朝官难以面见帝王，凡请奏机宜，多由宦官充任，这就增强了汉武帝的神秘性。明世宗十几年不见大臣，有一次，他在内廷召见大臣，几位大臣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世宗听了汇报后，感到不满，哼了一声，一位大臣当即吓得屎尿失禁，秽气熏天，被内侍拖出了内廷。
其二，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要事先表态，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意向。只要君主有任何意向性的表示，臣下都会钻空子，或乘机使诈，这样一来，人主就难免受到迷惑。君主应该尽量让臣下发表意见，让他们尽力去做，自己则冷眼旁观，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这就是韩非所主张的“虚静无事，以暗观疵”之术。
其三，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不要随便表示自己的好恶。韩非说，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若君主显示出欲望，臣下将千方百计满足君主的欲望以献媚；君主不要暴露心意，若君主暴露心意，臣下将显示其异能以投其所好。所以君主能隐蔽好恶之情，臣下就能现出本质。臣下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伺察君主的欲望和好恶，然后投其所好，设诱饵以钓之。据说，燕昭王爱说梦话，为了不把自己的心思泄露给侍从，经常独寝一室。
其四，用权术参验群臣，以察奸邪。韩非对君主参验臣下的权术列举得非常详细，其大意是：参听众人之言，以知其是否忠诚；改易臣下任职之地及其职位，以观其实际才能；根据现有的事实推测审查其隐私隐情，举其往事以知其现状；通过亲昵之人而探其内情；以诡谲之道而使之，以杜绝其渎慢行为；故意说错话、说反话、做错事，试探所怀疑的人，以得奸情；派间谍监视、伺察专任之臣；扬言欲做某事，以察奸人动静；故意显示意欲好恶，以观察人臣的正直或谄谀；臣下结成朋党，则从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使其内部争斗，以散其党羽；详尽掌握一事的原委细节，以惊惧臣下之心，等等。隋文帝就曾派人向官吏行贿，凡接受贿赂者皆处以重刑。唐太宗为了考察官吏是否廉洁，也密使左右向掌管全国关卡通行以及赋税事务的司农令史行贿。该人受绢一匹，就以贿赂之罪杀之。宋太宗即位之初，为了考察臣下处理刑事案件是否公正，用权威镇服臣下，令侍从用自己的佩刀杀死一个在富户门前无理取闹的乞丐，然后弃刀而去。案件上报朝廷，太宗下令严加搜查，务必缉拿凶犯。官府以刀为证据而判该富户犯有杀人罪。刑官将审理结果上奏朝廷，太宗问：“该犯服其罪吗？”刑官答曰：“服矣。”太宗令献上刀来，又叫内侍取来自己的刀鞘，对刑官说：“此为朕所佩之刀，乞丐实为朕使人所杀，你如何冤枉好人？”《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太宗》。满朝文武大臣始知太宗治臣有术。
其五，君主驾驭臣下要诡诈多变，出其不意，使其防不胜防，因而不得不慑服于君主的威势。楚汉战争时，张耳、韩信统帅汉军救赵。一天早晨，刘邦带领侍从突然驰入军营。张耳、韩信尚在睡梦之中。刘邦直入其卧室收夺其印信符节，然后才召集众将听令。张耳、韩信从梦中醒来，方知汉王来临，不禁大惊失色。汉王遂命令张耳守赵地，同时拜韩信为相国，全权统兵进攻齐地。刘邦的诡诈之术，就连韩信也佩服之至，由衷地称颂他“善于将将”。
总之，这种“无为之术”，其实质就是如何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愚弄臣下。历代帝王对这套东西非常欣赏，奉为圭臬。他们在统治过程中，无不熟练地运用这些权术，纵横捭阖。就连唐太宗这样一位被历代士大夫奉为至圣至仁的明君，虽然极力主张对臣下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但在其晚年，也多次运用权术驾驭臣下。这是因为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皇权与其他集团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冲突，皇权的至尊无上和不容染指，决定了君臣关系中存在阴谋权术的必然性。
汉光武帝的这套“柔道”政治后来完全为宋太祖所采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这套“柔道”政治的最好的运用。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后，先后击溃了后周残余势力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基本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随后，宋太祖就着手考虑如何革除五代时期骄兵悍将任意废立主上的弊端，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既然是通过兵变夺取政权的，因而对手下那班参与兵变的功臣们总是心有余悸，时时怀有警惕之心。他有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虽然是针对南唐政权而言的，却也把他对功臣的戒备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对南唐可以用武力征伐，但对手下的开国元勋则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法。深谙机谋的宋太祖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赵匡胤在后周时曾任殿前都点检。他利用社会上流行的“点检作天子”的民谣，发动陈桥兵变，登基为帝，建立了宋朝。他即位以后，曾任命自己的莫逆之交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但他一想到“点检作天子”的民谣，心里就很不自在，于是不久就调慕容延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乘机撤销殿前都点检一职，将统领禁军的大权收归自己掌握。一天，太祖召见谋臣赵普，询问治国的良策，他说：“自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先后改换了八个姓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朕想使国家摆脱战争，达到长治久安，不知你有何良策？”赵普回答道：“陛下深谋远虑，提出这一问题，此乃天地人神之福也。唐末以来皇祚数移，兵革不休，战乱频仍，根本原因就在于方镇势力太大，君弱臣强。现在要革除这一弊端，唯有削夺方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力，收编他们的精兵，这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当时，宋太祖的心腹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因拥立之功而执掌中央禁军。宋太祖对这几位心腹大臣同样极不放心，唯恐他们故技重演，唆使部下黄袍加身，将自己取而代之，于是他决心削去石守信等人的兵权。
这一天，太祖晚朝，国事已毕，太祖对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几位领兵大帅说：“爱卿等留步，朕今晚在便殿设宴，与卿等共赏明月，尽君臣之欢。”几位节度使受宠若惊，欣然入席，君臣围案而坐，觥筹交错，接杯换盏，说不尽的奇珍异味、琼浆佳肴。太祖满面春风，尽情畅饮，谈古说今，海阔天空，兴致极高。石守信等人见太祖如此有兴致，也逐渐忘记了君臣礼仪，畅怀豪饮。太祖见时机已到，便借着酒性，突然话锋一转，长叹一声道：“朕若无卿等拥戴，哪有今日。但身为天子，实在不如卿等节度使快活。朕自受禅以来，从未有一夕安眠。”石守信等一听，连忙离座问道：“陛下何忧之有？”太祖又叹了一声，说道：“朕与卿等乃患难之交，不妨直言告诉你们吧。朕时常忧虑这皇帝的宝座是否稳当。”石守信等一听此言，不觉又惊又虑，便伏地叩首道：“陛下何出此言耶？而今天下一统，君臣名分已定，何人敢生异心？”太祖道：“朕知卿等忠心，绝不会背叛朕。但倘若卿等部下贪图荣华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发生兵变，黄袍加身，卿等虽不欲为，事到临头，骑虎难下，也难违众意，就像当年陈桥兵变那样。”石守信等人听完太祖的这一番话，才恍然大悟：原来太祖所虑，正是我等手中的兵权。他们长期跟随太祖，深知太祖不仅是一位威武雄豪之人，而且也是一位深谙谋略的权谋大师，更深知他顺者昌、逆者亡的特点。既然太祖话已挑明，如不听从太祖安排，定遭不测之祸。于是石守信等便跪拜于地哭着说：“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怜，指示一条生路。”太祖见这班功臣正如自己预料，如此知趣，心中非常高兴，便说道：“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生老病死，实难预料。故生时当多积金银，及时行乐，方不虚度此生，也可造福子孙。卿等不如解去兵权，多买良田美宅，歌童舞女，日夕安乐，颐养天年。朕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猜，岂不两全其美？！”石守信等武将见太祖虽然削夺其兵权，却并没有恩断义绝，而是恩赏有加，连忙拜谢于地道：“陛下怜臣等一至于此，正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于是皆大欢喜而散。次日，诸位军帅纷纷上表称疾，请求罢去兵权。宋太祖一一准奏。就这样，宋太祖在杯酒谈笑之中，便巧妙地削夺了这些开国元勋对禁军的统领权。
宋太祖解除了石守信等人对禁军的统领权后，又开始着手解决地方节度使的问题。于是他故伎重演，召永兴节度使王彦超、安远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同时如朝，赐宴后花园。当酒宴正浓时，太祖举杯对这些节度使说：“卿等皆国家旧臣，长期镇守边镇，风沙雪雨，辛苦至极，此非朕优礼贤臣之本意。朕今召卿等归朝，欲使卿等安享富贵，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说者有意，听者有心，王彦超立即品出了太祖这番话的真实用意，立即离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劳，蒙圣上恩宠，叨占节度使重职。今已年老腐朽，请准老臣解甲归田，以享天年。”太祖见王彦超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