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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虽然利用母族田氏来打击关系疏远的窦氏，但不久他对田也不满意了。田任丞相后，越来越骄横专权，在生活上更是极度奢淫。汉武帝对他当然是不能容忍的。由于田甚得王夫人的喜爱，汉武帝碍于母亲的情面，虽不敢治其罪，但他已决定削夺田氏外戚的权力。不久田病死，其子田恬继承侯爵，很快即因罪罢免。
汉武帝在削夺窦氏权力时，不仅利用关系亲密的田氏外戚，而且还从民间提拔出身寒微的新外戚，以加强皇权。他从姐姐那里要得歌舞伎卫子夫，召入宫后封为夫人。很快，卫夫人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不久，汉武帝就废黜了陈皇后，立卫子夫为皇后，立其子刘據为太子。与此同时，他破格提拔卫子夫的兄弟卫青、姐夫公孙贺以及卫青的好友公孙敖，让他们执掌军权，统兵出击匈奴。后来又提拔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一时间，卫氏外戚贵宠至极，形成了卫氏“横霸天下”的局面。
卫氏外戚权盛之时，也正是汉武帝文治武功极盛之时。不仅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皇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窦、田外戚专横的经历使汉武帝从一开始就对卫氏外戚比较警觉。他虽然大力提拔卫青和公孙贺，但是却改变了过去任用窦婴、田为丞相，将朝政付与外戚的办法，只是让他们统兵打仗，而把军事指挥大权和战略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汉武帝也故意轻视卫青，有时甚至在厕所里召见他，并鼓励朝廷大臣有意与卫青对抗。同窦、田外戚比较起来，卫青是比较谨慎自持的。他虽为大将军，但一切事务都不敢做主，时时处处都谦卑有礼。他深知自己与皇权的关系，也深明汉武帝对外戚的态度，常常以和柔的态度向汉武帝献媚，以取得他的好感。
由于卫青的谦柔自守，使得汉武帝不能采取极端的手段打击卫氏，于是汉武帝又故伎重演，移爱新欢，再次提拔新的外戚来取代卫氏家族。卫皇后以后，汉武帝先后宠幸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钩弋夫人等。汉武帝一生多内宠，皇后、夫人更换频繁。前人每论及此，多从生活腐化和好色方面加以评论。若从其一生行为来看，汉武帝“移爱新欢”的原因恐怕并不这样简单。
在汉武帝的皇后、夫人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她们大都出身寒微。若将这一现象置于当时政治斗争中去考察，便会发现，汉武帝此举乃是加强皇权的一种斗争策略。在汉武帝用以取代卫皇后的后妃中，钩弋夫人是一个重要角色。钩弋夫人本姓赵，父亲因罪被处以宫刑，死于长安。汉武帝巡狩河间时，赵氏得幸，被封为婕妤，居钩弋宫，深受宠幸。不久生子刘弗陵，号为钩弋子。汉武帝为了黜退卫氏势力，决心废黜卫太子，改立刘弗陵为太子，因此他把刘弗陵所出生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赵婕妤既然被称为“尧母”，刘弗陵当然就是“尧”了。这一命名显然表明了汉武帝欲将帝位传给刘弗陵的意向。要立刘弗陵为帝，必然要废黜太子刘據，也就必然要消灭以卫皇后为支柱的外戚集团。这样，一场以卫氏外戚集团为主要对象的巫蛊之祸就开始了。
所谓巫蛊，就是用诅咒或埋木偶人的办法戕害人或移祸于人的巫术。这种巫术在当时非常流行。从民间到宫廷，从达官贵人到后宫嫔妃，无不玩弄巫蛊妖术。汉武帝一向信符瑞，晚年多病，疑神疑鬼，喜怒任情，对巫蛊之类的巫术更是深信不疑。一些奸佞之徒便利用这一点挑起了巫蛊之祸。巫蛊之祸首先是从剪灭卫皇后姐夫、丞相公孙贺一家开始的。当时有人奏告公孙贺的儿子与公主私通，用巫蛊诅咒皇上。汉武帝得报大怒，也不问青红皂白，便命人将公孙贺父子逮捕下狱，结果满门抄斩。卫青长子卫伉也受连坐被诛。这次被杀的大多是卫氏外戚集团的中坚人物，可见汉武帝灭亡卫氏集团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不久，水衡都尉江充为了陷害太子，预先派人在太子宫中埋下木偶人，然后上书，诬告太子和卫皇后用巫蛊作祟。汉武帝即命江充为治巫使者，穷治狱案。太子被诬陷，不能自明，遂矫诏捕杀江充等人，并发兵数万以拒官兵。结果兵败，亡走湖州，被围自尽。卫皇后也被汉武帝收回印绶，逼迫自杀。这次事件还连累朝廷内外，有数万人丧生。
卫氏外戚集团被消灭以后，汉武帝遂立刘弗陵为太子。为了避免“女主恣乱国家”，他又一次残酷地将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废黜，囚禁在掖廷，赵婕妤不久即死于狱中。当时，左右侍从不理解汉武帝何以废杀赵婕妤。问他：“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汉武帝回答说：“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史记·外戚世家》。汉武帝不仅对赵婕妤如此，其他凡是生了子女的嫔妃，他都一律废黜致死。这说明汉武帝在重用外戚时，已经看到了外戚兴盛后又会对皇权构成新的威胁。他晚年对外戚的打击、杀戮政策正表明了这一点。宫廷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皇帝为了加强皇权，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也是不顾任何亲情人伦关系的。
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在临终前夕，把太子托付给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佐少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安排又导致了后来霍氏外戚之乱。西汉后期，外戚史氏、王氏专权便接踵而来。东汉时期，外戚更是骄横跋扈，专擅朝政，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攘夺皇权的闹剧。此后一直到唐朝，最高统治者都利用外戚来控制百官，加强皇权。一般来讲，外戚政治往往容易酿成外戚专权，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对皇权形成新的威胁。所以宋代以后，皇帝加强了对外戚的控制，外戚政治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皇帝除了任用外戚为亲臣，控制朝政，加强皇权，还经常任用近侍内臣，控制和监督外朝大臣，这样就在中央政府的机构中出现了外朝和内朝。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为了加强集权专制统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边建立一套秘书班子，用他们去分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的职权，这一套秘书班子就叫内朝。内朝官的权力急剧膨胀，后来就逐渐取代了外朝官。当内朝官成为正式的国家机构以后，皇帝又重用近臣，在内朝建立另一个参谋班子，他们入侍帷幄，内参机密，在朝廷正式机关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内朝组织。汉代的尚书台，魏晋六朝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就是由内朝官发展而来的。
内、外朝的设立也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一方面重用外戚，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削夺丞相的职权，从而导致了宰相制度的变化。汉武帝以前，实行丞相制，只有丞相才是宰相，而专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这些列侯都是军功大臣及其后裔，在朝廷位高势尊，权力很大。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首先，不再任用列侯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为丞相，然后再封为列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出身低微，曾牧过猪，担任过小吏。后来上书朝廷，得到汉武帝重用。由于公孙弘出身贫贱，因此对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对皇上毕恭毕敬，不仅处处按汉武帝的意志办事，而且还用儒家思想对汉武帝的一切措施进行文饰。其次，汉武帝改变了过去对丞相礼貌甚躬的态度。 公孙弘到内廷去见汉武帝时，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此后，汉武帝对丞相稍不满意，便当面斥责、免官或处死。再次，汉武帝经常更换丞相。他在位时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杀，或下狱腰斩。这种情况在汉武帝以前从未发生过。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丞相的地位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汉武帝在贬损丞相的同时，又提高御史大夫的地位，与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夺丞相之权。到后来，丞相改名为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太尉改为司马，统称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这样，就把西汉前期以丞相为宰相的制度改为以三公为宰相的制度。相权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互不统属，只向皇帝负责，这样宰相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设立内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并分夺外朝权力，这是汉武帝削弱相权的又一重要的权术。他常常从民间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作为侍从。汉武帝常常同他们商量朝中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来自民间，了解民情，对社会的弊端也比较了解；同时，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积极进取，支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因此汉武帝对这一批人非常信任，让他们预闻政事，托为心腹之臣，成为汉武帝改革的智囊团。但是他们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也没有固定的官职，有时天子甚至把他们当做宾客看待。但他们经常代表皇帝在朝廷发表意见，有时他们根据汉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与大臣辩论，诘责朝臣，驳得朝廷大臣哑口无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朝廷正式职官系统不同的内朝官系统。这一内朝官系统，当时称为“加官”，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名称。除了天子的心腹、亲信和宾客，外朝大臣中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戴“侍中”等名号在内朝预闻政事，成为内朝官。
明代太监塑像内朝的办事机构叫尚书台。秦朝时期，在禁中设有尚书的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皇帝与丞相之间传达文书。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开始利用尚书这个办事机构。尚书多由近侍、心腹之臣担任，所办之事日益增多，职权日益扩大，其重要性也日渐增强。汉元帝认为宦官无外党，精专可信任，于是任用宦官石显为中书令，并委以朝廷政事。朝廷大小政务都要通过石显，石显成为朝中显贵，百官大臣对他无不敬畏。到汉成帝时，随着尚书职权的扩大，尚书台的组织机构也随之扩大。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进一步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三公和九卿，但实际上国家的大权则完全集中在禁中的尚书台。尚书台正式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以三公为首、九卿分职的中央政府只是一种摆设。整个东汉时期，尚书台不仅参与国家机密，出纳王命，而且把中央王朝的职权，如选举、任用、考课官吏之权等也逐渐侵夺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皇帝为了加强皇权，不断利用尚书台这个内廷组织，把政权从中央政府引渡到自己的卧室。到了魏晋南北朝，尚书台已从内朝官演变成为外朝官，正式成为法定的行政执行机关。但这样一来，它与皇帝之间便又产生了隔阂，于是皇帝又重用内廷另外两个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专管机密，取代了原来尚书台的地位。曹魏时开始设立中书省，置中书监、中书令，独立为署，典掌机密，撰拟诏敕。此后中书省的职权越来越大，成为国家的决策机关，而尚书省则成为听受命令的执行机关。南北朝时，为了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又在禁中设门下省，凡是中书省发出的重要诏令，皇帝都要听取门下侍中的意见。隋朝建立后，对官制进行改革，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唐朝、五代时，皇帝又用翰林学士、枢密使分割宰相之权。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自唐朝以来，大臣见皇帝，皆在殿上列座，以表示皇帝对大臣的尊重。北宋之初，宰相范质等在朝会上依照惯例仍然列座议事。一次，宋太祖对范质等人说：“朕眼睛昏花，看不清字，卿等自己拿文书来看吧。”范质等人起身从内侍手里拿过文书，待退回原位时，太祖早已密令内侍将他们的座椅偷偷地撤去，范质等只得站着议事，从此成为制度。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左丞相胡惟庸犯有“专肆威福”、“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其处以死刑，并乘机废掉中书省，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在中国沿袭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标志着皇帝的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极点。后来，为了处理政务之需，明成祖设立内阁，用秘书班子内阁大学士行使中枢之权；清代又用参谋性质的军机大臣架空内阁，军机大臣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宦官也是皇帝用以加强皇权的工具。在中国古代皇帝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宦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宦官是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特产，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存在了。宦官主要负责君主及后宫的各种事务，实际上是君主和后妃的奴仆。君主为了防止他们秽乱后宫，便残忍地将他们阉割了，所以又称阉宦。宦官因腐身入宫为奴仆，故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但是，他们身居后宫，在帝王之侧，常与君主接近，由于这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在宫廷政治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一些在政治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宦官。秦汉以后，因袭古制，仍设宦官。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来越重要。秦二世时，宦官赵高专权，荼毒天下，很快就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西汉初吕后称制时，宦官张卿出入宫廷内外，受宣诏命，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君主自觉地利用宦官来加强皇权，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设置了内朝，开始任用宦官参与政事。汉元帝时，宦官史游担任黄门令，由于他忠心耿耿，因而颇得元帝信任。特别是弘恭、石显二人，为人巧慧，习于政事，能探知君主细微之意，所办之事，所说之话，无不深获上意，因此很得元帝的信任，宫中大小事务，皆由他们处理。他们以中书之职执掌权柄，显贵倾朝，百官大臣无不畏惮。
皇帝之所以愿意任用宦官来加强皇权，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身居宫中，孑然一身，缺乏社会权力的基础，这就是汉元帝说的“中人无外党，专精可信任”《后汉书·宦者列传》……而宦官也只有完全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效力，以获取皇帝的信任，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常保富贵和权势。另一方面，宦官“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窥颦笑而售谄谀，人主不觉，意为之移”（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东汉宦官》……所以自汉武帝以后，宦官在皇权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东汉，宦官的势力达到极点。汉光武帝为了把朝政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外戚和功臣严加防范，因而重用宦官，许多机密要事都让他们参决，而外廷三公只奏行政事而已。西汉时，内宫之官或用阉宦，或用士人，并无定制。东汉以后，内宫之官一般由宦官担任，不再任用士人。后来，尚书台逐渐演变成外朝行政中枢，内朝官则由外戚和宦官共同把持。由于皇帝与外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而宦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统治集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