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不敢小看你，所以我们才不能这么继续下去。”
“果然。”我点头，“男人们早上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说的话都差不多。”
“天杨你让我很失望。”
“你也一样。”
他紧紧地盯着我，“我只是想听你说你爱我。否则我不会再见你，不会再去找你，我可以和任何人只‘做’不‘爱’，除了你，天杨你明白吗？”
他突然低下头，贪婪而战栗地亲吻我裸露在被子外面的肩膀。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日子。从一大早就是。打车去医院的时候差点跟前面的车追了尾，一上班我们全体都被看上去心情不好的护士长骂，中午又死了一个病人……总之就是狼狈不堪。站在卫生间肮脏的镜子前面深呼吸的时候，我对忘了化妆的自己媚笑一下，“美女，从什么时候起，你也变得这么没种？这么害怕人家拿你当人看？”
一声尖厉的咒骂划破了病房里午后的寂静。然后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巨响。接着是一阵粗重的骚乱。我跑到病房里才看见，龙威和袁亮亮扭打在一起，滚到地上，袁亮亮骑到龙威身上，细瘦的手指掐着他的脖子，眼睛里全是杀气。
把他们拉开以后，他们像两只小动物一样野蛮地对望着，喘着粗气。病房里的一个家长说：“你们俩平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这时候龙威冲着袁亮亮的脸大吼了一句：“妈的我也不想！你听清了吗我也不想这样！”袁亮亮掉头跑了出去。龙威一个人呆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阳光，然后哭了。
我在花园里找到了袁亮亮。他坐在葡萄架下面，那些叶子把他日益惨白的脸变成了一抹茶绿色。
“亮亮。”我叫他。
“美女，坐。”他指指身边的石凳。
我们谁都没说话，就这么坐着，最终我开了口。
“亮亮，你知道。”我停顿了一下，“你和他不一样，对你来说，骨髓移植就不是最好的治疗办法。”
“我知道。”他说，“其实再怎么说，也不是他的错。他可以治好了，至少是有希望了，我应该为他高兴。”
“不对，换了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去揍他，为他高兴，是我们这些健康人该做的事情，没有人有权利要求你去为他高兴。”
“真的？”
“当然。”
“有时候吧，”他的眼睛不知道是在看着什么地方，“我就觉得我的身体和我是两个人。我经常跟它吵架：怎么你他妈就这么不争气。我天天骂它，把知道的脏话都用完了。可是，我拿它没办法。除了它我其实谁也没有，你懂吗？”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好朋友，她也是——这个病。”
“所以你才来这儿工作的？”他问我。
“不，”我笑，“当然不是，巧合而已。我是想说，我的那个朋友，她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他笑笑，“那我倒真想跟她聊聊。她叫什么名字？”
“方可寒，可爱的可，寒冷的寒，他们老家的方言里，‘可寒’就是耐寒的意思。”
“挺漂亮的名字。”
“人也漂亮，你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碰上她那么漂亮的女孩儿。”我戏谑地望着他。
“那更好。”
“那时候我为了她去图书馆查书，我想知道这种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我听人家说，二十世纪初，咱们这儿，这个城市回来两个‘庚款’留学生，带回来几个矿物标本。其中就有‘铀’矿石。你知道，‘铀’是放射性的东西，很危险。后来连年战乱，好多人都忘了博物馆里还有‘铀’这东西。再后来，五十年代，人们想起来的时候，那间博物馆早就是乱七八糟了。有人说，那些‘铀’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有人说，被人偷出去卖了；有人说，一定还在这个城市里——这是最可怕的猜想，但是很多人找了，都没找到，也就忘了。可是后来，一九九四年，全国的统计数据说，我们这座城市，血液病的发病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高很多，那个时候才又有人提起很多年前的‘铀’来，可惜这已经变成了跟八卦新闻差不多的猜想了，没人能证明到底是不是跟它们有关系。”
“跟探险小说一样。”他笑。
“没错。那个时候我就想，真是不得了，人总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代价。不管以什么方式。”
“可是为什么不是别人就是我呢？我也想能像你一样，轻轻松松地说一句‘人总得为自己做的事情付代价’。为什么我就得当一个‘代价’呢？”
。。
天杨（2）
“你怎么知道我很轻松？”我转过脸，看着他，“我们谁也体会不了你受的苦，可是正因为体会不了才不可能轻松。我不是那种使用同情心像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一样的人。方可寒以前跟我说过：什么‘同情’，什么‘设身处地’，什么‘沟通’，这些词儿都是很重的——根本不该被用得这么滥。而且，刚才那句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方可寒说的。我给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就跟我说：看来人总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代价。还有一句我没告诉你，她说：总要有人来还，不能大家都只想着逃避。那时候我真惊讶她会这样想。可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还，时间，方式，程度不同而已。当然我们谁也不愿意跟你互换位置——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都可以置身事外——那些自认为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不够聪明，你大可不必跟他们认真，他们不配伤害你。”
“真奇怪。”他眼睛亮闪闪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的话，拆开听好像很难懂，可是连起来听，我就知道你是在说什么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不能给它定义，我没那个本事，我只是描述它而已。”
“那你告诉我一件事。”
“说。”
“你的朋友，那个方可寒，她是已经死了对不对？别骗我，我早就猜出来了。”
他苍白的微笑里，灾难的涟漪约略地一闪，蜻蜓点水。碧绿的藤蔓之外，艳阳高照。夏日的空气传过来一阵清新的泥土香，还有这香气中隐隐骚动的欲念。
昨天夜里下了场大雨，所以今天不太热。黄昏就在一片凉爽之中降临。悠长的走廊里此时突然给人一种安静下来的错觉。错觉而已，黄昏是个奇妙的时刻，把平庸的生活变成舞台剧的场景。很多事情就在这暧昧不明的庄严里发生。
“阿姨。”那个小男孩站在楼梯的拐角，一双看上去很敏感的大眼睛。
“你叫我？”我疑惑地打量他，穿的是实验小学的夏季校服，白色的短袖衫下面两条小胳膊细细的。
“阿姨，请问，张雯纹住这儿吗？”
“你是——”那孩子脸上居然泛起一阵红，黑黑的眼睛轻轻一闪，就像是深深地流淌了一下，那里面有种食草动物的，即使戒备过也遮不住的善意。
“我是她们班的同学，她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来学校了，我们还以为她要转学。昨天我听见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说她其实是病了，就住这儿。”
“那你们老师没跟你们说——”
“说什么？”
“没什么。”我看着他小鹿一样的眼睛，笑了，“你是不是叫罗小皓？”
他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她跟你提过我？”
她跟你提过我。她，她是谁。罗小皓，跟你比我毕竟是个大人，你藏不住的。
“你今天来得不巧。”我对他说，“专家们正在给她会诊呢。你还是先回去吧，你妈妈要着急了，我会转告张雯纹你来过了。”
“你——你能让她给我们家打个电话吗？”他脸红了。
“当然。”
“谢谢你了阿姨。还有就是——”他递给我一张折叠式的樱桃小丸子的卡片，“你能帮我把这个给她吗？”
“没问题。”
“阿姨你——”夕阳下，罗小皓透明地凝视着我，鼻尖上凝着小小的汗粒。
“放心，我不会打开看里面的。”我说。
他显然有些不好意思，“那——阿姨再见。”
再见，罗小皓。我还以为你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他小小的背影消失于楼梯的尽头，周围的嘈杂声一瞬间灌进我的耳膜。黄昏，我早就觉得这是个诡异的时刻。我还是打开了那张卡片——对不起了罗小皓。我看见一个孩子稚嫩的笔体：雯纹，我想你。
我想起他敏感的，小鹿一样的眼睛。张雯纹身上的任性和大胆该是他梦寐以求的吧。我想象着他们在一起的场景，两个孩子，两个性格可以说是两极的孩子，在这陌生的人世间发现彼此，然后怯怯地拉住了小手。
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没有人可以见得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那么海子，我最爱的你，当你从容不迫地躺在铁轨上倾听遥远的汽笛声的那一刻，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呢？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你见着了吗？我只知道，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诗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火车这东西，因为它撞死了你。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脸的泪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拦住一辆出租车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站在周雷家的楼下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手机上按下他家的号码了。那么好吧，你没有退路了，你别再给自己留退路了，接通了，响了一声，两声，三声——你不许给自己找借口，他会接电话，他一定——“喂？”
“周雷。我在你家楼下。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对了，就这样，说吧，快点，不要让我瞧不起你，“周雷，我爱你。”
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居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拜托，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他眼睛里居然闪过一丝羞涩，昨天晚上他也是这样，整张脸被欲望点亮的时候，表情像只小豹子，可是眼神里，居然是这种羞涩，看得让人心里发疼。
天杨（3）
他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们接吻。
我要再爱一次。我说什么也得再爱一次。像我十年前爱江东那样再爱一次。你抱紧我，抱紧我吧，在公元以后，在我还没有太老之前。就算我还是会粉身碎骨，就算我还是会一败涂地，就算我们终究依然会彼此厌倦，就算我们的肉身凡胎永远成就不了一个传奇，就算所有的壮丽都会最终变得丢人现眼。——我不管，我全都不管。我已经等了整整七年。我不是为了奉献，不是为了牺牲，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绽放。再不爱一次的话我就真的老了，我就真的再浴火也不能涅槃了。但愿你我是棋逢对手势均力敌，但愿我们可以厮杀得足够热闹，但愿我们可以在这场血肉横飞的厮杀中达成最刻骨的理解和原谅，但愿我们可以在硝烟散尽之后抚摸着彼此身上拜对方所赐的累累伤痕相依为命，像张雯纹和罗小皓那样相依为命。但愿，周雷，我也需要有一样东西来提醒自己，我不是靠活着的惯性活着的。现在开始，你来提醒我吧，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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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1）
＇江东＇
我曾经在温哥华东区国王路上的一家越南餐馆里见到过一个神似天杨的女人。那是冬天，我们加完班，和几个华裔的同事顺路拐进去吃河粉。他们一坐下就开始畅快地讲广东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那女人坐在一个和我们的桌子恰成对角线的位置上，桌上空空的，在喝日本清酒。我看到她的脸的时候，胸口像是被撞了一下，五官并不像，可是组合在一起却是活生生的天杨的表情，尤其是凝望着窗外夜色时那种漫不经心的忧伤。
她很年轻，头发黑得生机勃勃。买过单后她裹紧红色的呢大衣站起来，路过我们的餐桌时放慢了脚步。她看着我，说：“先生是北方人？”居然是字正腔圆，听不出一点方言痕迹的普通话。不等我回答，她就走出去了。留下一缕暗香。很奇怪，她的大衣一看就很廉价，可是她的香水却是ＣＤ的“毒药”。同事们哄笑。Ｐｅｔｅｒ在我后背上狠狠捣了一拳，“她中意你啦。”
离开的时候下起了雪，挺大的。他们又去喝酒，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在路口看见她，她站在路边冲我挥手，我停在她旁边，摇下了车窗，“要搭车吗？”
她呵气成霜，因为冷的关系，满脸凛冽的妩媚，“先生，一个人吗？有没有空？”我这才想起来同事们说过的话，国王路沿线的餐馆都很便宜，一到晚上，就有好多的乞丐或者*。她双目幽深，表情很执拗。我说：“我太太在等我回家。”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笑笑，“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一股白气从她嘴里喷出来，她的红大衣在路灯下一闪，像聊斋，惨然的媚态。
准确地讲，她又像天杨，又像方可寒。
然后我就想起了她们。她们十七岁的脸像烟花一样绽放在温哥华清冽的夜空下面。下雪了，圣诞节快到了。已经有人在家门上挂上了花环。在肖强的店里，我们一起看《霸王别姬》。看到程蝶衣戒毒的那一段，方可寒腰间的小呼机响了，她笑吟吟地站起来，“各位，我先走一步，改天你们告诉我结局。”天杨没有发现我的眼神追随着她的背影，她和肖强都如饥似渴地盯着张国荣。
“小尼姑年方二八，青春年华，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
“错了，咱们再来。”
程蝶衣死了。肖强哭了。张国荣也死了。天杨心满意足地叹着气说：“这就对了。”
安妮一直在家里等我。看到我，她微笑了一下。安妮是个温暖的女子。身体纤弱，并不美丽，爱笑，而且冰雪聪明。我爱她。国内那些鸟人编排我，说我是为了移民才嫁给她，纯粹是嫉妒。那天夜里我们做了，我小心翼翼地抚弄着她光滑的后背，有点歉疚。因为我从未对她提起过天杨。我甚至跟她提起过方可寒，但是没说过天杨，我跟任何女人都没提起过天杨。没结婚的时候，有次安妮问我，初恋是什么时候。我说小学三年级。她开心地大笑。我并没有撒谎，但我也没有说实话。
安妮一点一滴地抚摸着我，“Ｔｏｎｙ，我爱你。”她的普通话像所有香蕉人一样成问题。我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叫我“Ｔｏｎｙ”，后来她睡着了。我搂着她，看着黑暗的天花板，在那个夜晚开始审视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一九七八年，二○○一年大学毕业，开始上班，遇上当时在北京学中文的安妮。结婚，考雅思，移民，那时候——二○○二年底，是通过安妮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只有五个员工的小会计事务所打杂，超时工作拿不到加班费，帮老板娘接孩子放学也在我的职责之内——正是因为这个才学了开车，可当时只有做下去，需要存一点钱才能继续去读研究生。二十四年，就做过这些事情。
那么天杨，你现在在哪儿？
至于我，你曾经拼了命地去爱的我，正在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落里苟活着。没错，还年轻，人生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开始苟活。也许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对不住我们曾经迸发过的决绝，但这是事实。天杨我想你，那个晚上我突然如此想你，我想也许你现在的脸上也有了苟活过的痕迹。我们这些苟活的人，喜新厌旧是我们的ＤＮＡ密码，你同意吗？让接受过的所有教育，所有文明，所有与崇高有关的一切在大脑里重组，使它们服务于我们最原始最动物的欲望，你同意吧？回忆起那段化腐朽为神奇的日子会觉得那太不像自己了，你同意吧？所以天杨，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儿上，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