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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加缪，是天杨最喜欢的男人之一。
于是一个已经死了很多年的法国佬倒霉地成了一个中国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情敌。
是的，我喜欢天杨。要不是江东那个婊子养的半路杀出来，天杨一定是我的。要知道我已经快成功了，就差一点点。我已经变成她最好的朋友了，她和我无话不说；我甚至已经拿到她的初吻——那是初二的时候，在送她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我：“周雷，接吻到底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我说要不咱们试试，她说行那就试试，于是我们就试了。
她的嘴唇是甜的，有股新鲜水果的味道。
可是高一那年的某一天，她对我说：“周雷，跟你说件事，别跟别人说。”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居然是：
“我喜欢咱们班那个叫江东的……”她的脸红了。
就像是日本漫画一样，我听见我的心像张纸似的被撕开的声音。
第一次吻她的那天，我满脸通红，放开她掉头就跑。身后传来她清脆的喊声：“胆小鬼，又没人看见，跑什么呀。”我不回头，跑到僻静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嘴唇上麻酥酥的，像过了一串细小的电流。我不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就像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考了第一名，拿奖品，被老爸夸，被那时还活着的奶奶叫“小状元”，美得忘了自己姓什么。可是那时我不知道，我这辈子只能考这一回第一名。
后来她就跟江东出双入对了。有时甜蜜有时拌嘴还他妈挺像那么回事，老师三番五次在班会上强调早恋问题她只当是说别人。她变了。虽然还是两条搭在胸前的麻花辫，还是一件白色短袖衫加藏蓝色背带裙，可是她的气质，她的表情都不再是我的天杨——那个傻乎乎吵着要嫁给个死了的诗人的天杨不见了。她现在是江东的天杨。她脸上经常洋溢一种让我恨得牙痒的宁静，在这宁静中她像个小妇人那样微笑。天杀的江东。
体育馆的木地板散发着清香，篮球一下一下寂寞地敲击着它。天杨坐在一排排橙黄色的椅子中间，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孤独的篮球架。我很装蛋地摆着ｐｏｓｅ，投进去一个三分球，体育老师都说我好样的，可那时她却只冲着江东微笑。因为我投进去的三分球很廉价地砸了下来，被他抢了去。那时我真想掐死这个小婊子——没错，你就是小婊子，可你这个小婊子依然是我的梦想。
我的手机就在这时候响了，是天杨。
“你的《*》告一段落了吧？明儿星期天，能出来吗？”她问我。
“干吗？”
“不干吗。别紧张，我知道你没钱请我吃饭，咱们出来喝杯咖啡，各付各的账，行吗？”
“怎么今天这么善良，想我了？”
“对，”她笑着，“想你了，满意了吧？这个周末我好容易有两天不用上班，我可不想在家里闷着，全浪费了。”
我坐到她对面的时候，她说：“怎么我们像是在谈恋爱一样？”
正说着，窗外又是一阵长长的呼啸，这间咖啡馆变成了一个船舱，窗外混沌一片。
“好久没听见沙尘暴的声音了，你别说，还真有点想。”我说。
“我也是，我那个时候在上海上大学，春天就老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一直想问你，”我看着她的眼睛，“你毕业以后为什么回来了？”
“也没什么为什么，没可能留在上海还不就回来了？”
“你知道咱们班当初的同学现在大部分都在外边工作，有的读研，还有出国的。我真没听说多少回来的。”
“咱们学校的人，”她笑笑，“眼睛都长在天灵盖上。”
“你怎么不去法国找你爸？”
“找他去做什么？给他当保姆照顾那个小家伙？又没薪水拿。”她皱皱眉头，“怎么这间店的摩卡味道一点儿不正。”
“也真怪了。你就不嫌烦？这么多年就在这么个地方圈着。”
“搞不好还要圈一辈子呢。”她打断我，“照你这么说，这个城市两百万人全跳河去算了。”
“两百万人怎么样我不管，反正要是有人跟我说我一辈子就只能在这儿待着的话，我保证去跳河——或者向张国荣同学学习，跳楼也行。”
周雷（2）
她大笑，“少东施效颦了，还是跳河吧！”
损我永远是这小蹄子的乐趣，这点上她和江东一样缺德。
“问你个问题行吗？”我正色。
“问。”
“你和江东这么多年，就真的一直没联络过？”
“就知道你狗嘴吐不出象牙。”她笑着，“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联络不联络又有什么区别。”
“那到底是联络了没有呢？”
“没有。他不是已经结婚了？我也是听说。”
“是。”我冷笑，“‘嫁’到加拿大了。”
“别这么说。”
“不然怎么说，明摆着的，大家都说他和那个女孩才认识几天就结婚，不是为了移民又是什么？”
“也许人家是真的一见钟情呢。”
“把他天真的，”我往我的冰咖啡里加了块方糖，“你信一见钟情这回事儿？”
“不信，可我相信有例外。”
“那也‘例外’不到他头上。”我恶狠狠地下了结论，“再说，他怎么偏偏就跟一个华裔加拿大籍的‘一见钟情’，太巧了吧？哄谁呢，又不是罗马假日。”
“周雷——”她叹口气，“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同学，你怎么老是这么恨他。”
“你还好意思问我？”我直直地盯着她。
她不看我，眼光转到了窗外，一天一地的黄沙。她咬了咬嘴唇，说：“周雷。”
“别当真，说着玩的。”
该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总是关键时刻斯文扫地。要是让冯湘兰知道了今天这个场面又不知道该怎么取笑我了。为了弥补这个尴尬，我主动转移了话题，我们聊了很久，很尽兴。我时不时地幽她一默，逗她笑笑。不知不觉，沙尘暴就过去了，外面天色渐渐暗下来。
“走吧，”她说，“要不然你妈又该说你就知道疯，不知道用功。”
我苦笑，“又活回去了。”
我们一起走在步行街上，我送她去公车站，一路上很多人。空气里带着些刚才的尘土气，我们走到了步行街的尽头。
这儿有棵唐槐，在步行街和马路的交接处。一千多岁了，老成了精，树干粗得像个原始部落的图腾。马路上汽车悠长地划过路面，几个浓妆的三陪小姐说笑着从我们身边经过，她们的目的地一定是街对面的红玫瑰歌城。路灯打在唐槐四围的栏杆上，隐约看见一个久远的还是三位数的年份。那时候这个城市还年轻，还美丽，像三陪小姐一样用热辣辣的眼神打量着李世民起兵的西域宝马。宝马*地仰天长啸，轻蔑着隋炀帝绮丽又脆弱的江山。我真希望我也能对这个城市“跩”上一句：“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可惜我的这故乡一点不争气，堕落得连性别都没了——我也就没了跟它*的兴致。
天杨说：“周雷，到这儿就可以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一时没听清她说什么。
她冲我笑笑，脸上一如既往的干净，不施脂粉，在夜空里清澈着。
“咱们就再见吧。”她说，“再打电话给你。”
我抱紧了她，我吻她。我的双臂把她箍得紧紧的，她像熔化了一样放弃了挣扎。就是这么一回事，天杨，别装得什么都不知道，你没那么无辜。我爱你，从咱们小的时候，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就爱你。从你上课偷看《局外人》的时候我就爱你。从你像个小水萝卜一样戳在教室的第一排，到你亭亭玉立地坐在学校的篮球馆，我一直都在爱你。比起那个时候，我更爱的，是现在的这个长大了的你。天杨，天杨，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放开她的时候，她的头发乱了。嘴唇像绽放一般的红。
“对不起。”我说。
她摇摇头，“再见。”
她转过身，踩着地上的灯光。
妈的，我今天丢人现眼到家了。
天杨
＇天杨＇
我站在公共汽车站牌那里，发着抖。他还在对面，在唐槐下面，路灯旁边，我越不想看他，他的身影就越是跳到我跟前。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这么心慌得要命，来不及想。我知道他不会走，不看着我上车他是不会走的。可是我突然一点力气都没了，那路公车好像永远也来不了。一辆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拉开了车门。那个阴魂不散的还站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落荒而逃。
“去哪儿？”司机问我。
我告诉他家里的地址。
“你不认识我了？”他问。
我以为我碰上了一个劫色的。这时候他回过头来，“天杨，好久不见。”
肖强。
我今天招谁惹谁了。皇历上一定写着呢：今日不宜出行。
“嗨，”我觉得我该表示一下惊喜，“真的好久不见。”
“我还以为你留在上海了呢。”
“没有。”我说。
“你现在……”
“是护士。就在儿童医院。”
“噢。白衣天使。”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没人说话，车里的广播声就格外地响。音乐节目，应该是“怀旧金曲”之类的，不然不会是罗大佑的破锣嗓子在嘶吼：
“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
我把头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刚才说的话又在耳边回响起来：“天杨，我爱你。从小的时候起我就爱你，别装得什么都不知道，天杨你不能这样对我。”
然后，我居然想起很多年前方可寒的话，“宋天杨，男人的话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明不明白？”她诡谲地笑笑，她身上永远有股浓郁劣质香水的香味。
到了。我看了一眼计价器。
“不收钱，天杨。”
“那怎么行？”
“行。”他坚持，“好不容易又见面，这次一定要算是我送你。下次，下次你就算是顾客，下次收钱，可以了吧？”
“谢谢。”我今天没力气跟人争。
车灯就像一种审视的目光跟随着我的背影。我走出去很远了，才听见汽车重新发动的声音。我再一次落荒而逃。今天我可真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准备回去再查查字典，还有别的什么用来形容人的狼狈相的成语吗？
江东（1）
＇江东＇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小的时候不叫“江东”，叫“梁东”。北明中学的江校长是我的继父。这件事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生父是个赌徒。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离开了他。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就是那条刚被治理过不久的河。现在这河被换过了血液。虽说是花钱买来的清澈和丰沛，但毕竟像那么回事儿了。当它还是条臭水沟的时候，我的家就在它岸边的工厂宿舍区——没错，就是说差不多是我妈妈上班的这间工厂把这河变成臭水沟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气味蔓延在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公共厨房，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甚至我们每家的房间。这气味被小孩们讲得千奇百怪，有人说那是在河滩上烧橡胶的缘故，有人说那是被丢弃的死婴，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就说这是什么犯罪组织在销赃——赃物堆到河滩上，拿化学药品一倒，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除了这难闻的气味。其实那不过是这条河的气味而已，倒是无形中锻炼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在那栋筒子楼里其实只住到八岁。可是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依然听得见走廊上各家的门响，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脚步声，还有水房里自来水自由的喧闹。水房从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总是排着一条人人睡眼惺忪的长队，端着脸盆毛巾牙刷等着进水房盥洗，口角诅咒常常不绝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们的俱乐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时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户就没了隐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常常是这样的局面：我妈妈抱着菜盆子走进水房，如果她们本来是聚在一起的，见到我妈妈就会散开，要是她们本来是分散着的，我妈妈来了她们就会聚到一起，总之，永远提醒着我妈妈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提醒了我妈妈没有，总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妈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结论：唯一的不一样，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她们不是。
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