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美国人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信心，与欧洲不断的纷争和拖拖拉拉的战后重建不同，美国人完全不必担心这个。他们的国家欣欣向荣，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可住大房子、开汽车，家里摆满了各式电器……对于他们来说，好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好生活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即将结束。因为此时的美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隐患。在美国宣扬资本主义已取得“永久的稳定”的时候，在“繁荣”的背后，经济危机的萌芽正暗中滋长。
危机暗藏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不是偶然的。战后，由于大量固定资本急需更新以及住宅建筑市场的急剧扩大，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强劲拉动力量，而美国资本家在战时获得的巨额利润为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准备了充足的资金。欧洲的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为美国提供了经济繁荣的外部机遇，更为重要的是，新科技革命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推动，美国人很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个机遇。
但是，美国经济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是新旧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在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的同时，许多传统产业停滞不前或在走下坡路，如采煤业、纺织业、造船、制鞋等部门在战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铁道运输业过去曾引领过多次经济高涨，是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战后它本身有很多改进，但营业仍然不振，就业人数由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十年中客运业务减少了1/3，这显然是受汽车排挤所致。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农业。美国农业战后需求突然减少，国外各方面竞争非常剧烈，输出出现了萎缩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逐步下跌，经营农业无利可图。
美国原是一个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国家，这时情况却大不一样。美国农业没有分享到20年代的繁荣，却在各业之前先呈萧条，农村的贫困在20年代一直是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阴暗面。
其次就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思路有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美国总统的一句话中看出，柯立芝总统说：“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把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重点，功利性较强的美国人并不满足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成就，他们把目光紧紧盯在了能一朝暴富的股市、金融上面，也就是说美国人空前地迷恋上了虚拟经济。
大企业的代理人们拼命宣传“人人都能致富”的口号，通用汽车公司则拼命鼓动大家都投资于股票，准保发财。当时一位观察家感叹地说：“做买卖几乎成了美国的国教。”
在华尔街掀起了强劲的证券投机狂热。20年代初股票成交额每年平均3亿股，1929年上升到11亿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从每股票面价值85美元上涨到420美元，杜邦公司股票从310美元上涨到425美元。在生产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反常的活跃造成了经济过分繁荣的假象。
在美国繁荣的表面现象下，潜伏着许多问题。消费膨胀有很大部分是靠人为措施刺激起来的。广告在20年代广泛应用起来，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也开始盛行。1926年，汽车70％是用赊购办法销售出去的。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
再次就是美国人对当前的经济盲目乐观。1929年10月之前的美国是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媒体和经济学家面对迟迟不来的经济危机一片乐观，以为美国经济已经逃脱了经济危机的周期，不断地宣扬起永久繁荣的言论；政府官员则向公众许诺每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美好未来。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在10年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了50％以上，难道这还不值得他们骄傲吗？
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却被忽略了：农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6％，到20年代末的时候农民开始大量破产，其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贫富差距由此大幅拉开。同时社会失业率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25％。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有60％的家庭处于温饱线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执行的其实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徒，他们笃信那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他们没有想到，一旦时机来临，那只曾经托起美国繁荣的手也会把变成虚胖的山姆大叔扔进看不见底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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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难与警觉者
1929年初，狂热的美国股市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9月26日，为制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英格兰银行将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了 ；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资数亿美元，从而诱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人忽然卖掉了手中被高估的股票。惊惶和疯狂的抛售如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天之内，超过300亿的市值蒸发殆尽，这就是历史上令人闻之色变的“黑色星期四”。
这一天，股票成交量达到了1289万股，股票价格下降之快，连场内的自动行情收录机都赶不上！也就在这一天，有11名证券市场投机的老手相继自杀。
当天下午，摩根财团联合其他银行业巨头，拿出亿美元联合基金护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票。之后几天里，股票行情逐渐稳定，美国财政部和一些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大城市报纸纷纷向公众保证：股票价格的下跌问题不大，应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投资，这样对国家经济是有好处的。10月25日，胡佛总统也发表文告：“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
10月28日，也就是胡佛发表文告的第三天，美国股市再次惨跌。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美国股市又一次出现大幅度崩盘。据说，这一天，股市的自动报价机源源不断地打出所有交易的报价纸带，长达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结束。这一切都意味着股市已经完全没有了挽救的可能，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二”。据《纽约时报》统计，纽约股市50种股票的平均价格几乎下跌了40个百分点。之后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竟达100亿美元！
此后美国股市持续下跌，疯狂的势头直到这一年的11月份才勉强稳住，这轮空前绝后的熊市算是耗尽了气数，此前数年中辛辛苦苦积累的所有收益都付之东流。
当然，当时的美国人民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惨重的经济灾难正在慢慢袭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中，而这个梦由来已久。
1929年夏天，华尔街以及数百万股票客户对形势的认识与经济的实际状况严重脱节，人们整天做着发财的美梦。交易所挤满了关注股票价格走势的人，甚至那些平时理智、有知识的人也卷入了这场疯狂的活动当中。如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就认为：“股票的价格已经达到一个似乎永不会落的高度。”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危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把美国人震懵了，也把世界震懵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戛然而止，整个世界陷入恐慌与无助之中，这次危机之惨重，以至于大西洋两岸的人们不约而同—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恐惧。
美国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产量缩水大半，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时，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1/3，商品贸易下降了2/3以上……
大危机不仅是无比惨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也是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从而引起了欧洲的一片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紧随其后，接着，德国的所有银行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被迫关闭了两个月之久。而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到1932年为止下降了三成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242亿美元。
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已达到1400多万，这意味着美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失业者。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在情况更为恶劣的德国，所有这些则最终促使希特勒上台。
但是，当我们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并非都如费雪那样癫狂、梅隆那样盲目、胡佛那样麻木。事实上，危机之前，还是不乏智者警告的声音。
就在股市崩溃前夕，即1929年9月5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股市分析师罗杰·巴布森在一次午宴上发表了一篇演说。这位多年来的悲观主义者不止一次地预警股市大灾难即将到来，但是只想听乐观预测的华尔街市场根本无视巴布森的警告。巴布森这一天没有说别的，只是强调：现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灾难迟早要到来。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富豪因为一件小事突然惊醒，从而成功脱身，这个人就是日后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一次在街边与一个擦鞋匠闲谈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鞋匠对股市竟然是侃侃而谈，手舞足蹈。他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立即决定抛空手中的股票，他的理由是：如果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我就不想再待在里面了。
顽固的胡佛
胡佛对这场大危机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否认危机的严重性，继续奉行传统庸俗经济学理论，确信市场自行调节、自由放任政策可以使美国安然度过危机，他一直持乐观的观望态度和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在他看来，1929年10月的证券市场崩溃“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危机发生后不久，胡佛即宣称：“对美国经济的前途或对美国企业经营的力量哪怕有丝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10月25日，他说：“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稳固和繁荣的基础上的。”胡佛把大危机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挑选了“萧条”这个词，“因为它看上去不像‘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
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部分垄断资产阶级为解救濒临崩溃的困境，要求调整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胡佛也被迫逐步采取了局部的反危机措施，从1931年开始，美国推行了以维护自由放任原则为前提的、倡导地方和民间团体自愿联合的政策。
1929年11月15日起，胡佛召开了一系列有实业界人士和劳工领袖参加的白宫会议，要求工商界、各社团劳工领袖和地方政府尽可能用正常建设的办法来协助政府改善局势。12月，胡佛要求国会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法令。这项法令的规定和实行，实际上只对富有企业主有利。胡佛还推行农产品销售法，联邦农业局将以5亿美元的周转金贷款给销售主要农产品的合作社，来维持不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项措施只是暂时解决了大农场主的一些燃眉之急，无助于抑制每况愈下的农业危机的蔓延。
1930年，胡佛推动国会通过了提高多达近千种工业品关税率的方案，但是却引来各国的以牙还牙，报以高关税壁垒，加剧了世界性危机的恶化。
胡佛政府最重要的反危机措施是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它于1932年1月16日由国会通过，1月22日由胡佛勉强签署。该公司拥有5亿美元的资金，有权借贷三倍于资金的15亿美元的免税证券，以挽救银行、铁路、建筑与贷款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1932年7月通过的紧急救济与工程法，使复兴金融公司的借贷能力增加到33亿美元，并且把职能扩大到借给各州救济失业的机构和自负盈亏的公共工程。但是胡佛的这个机构被人们评论为是大企业救济所，它所要帮助的对象都是一些大企业。事实上，复兴金融公司并没有解决主要的经济问题，更没有制止危机的恶化，因此，这个胡佛政府最有代表性的反危机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很小。
其实，纵观胡佛的一系列措施，其核心无非是顽固地推行自愿联合政策。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他一再声称政府可以做出的最佳贡献在于鼓励地方上的相互合作。
为此，胡佛政府于1931年成立了失业救济局，不过，胡佛强调应由私人慈善机构来解决失业救济问题。胡佛还批准了摩根支持的所谓“邻居互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帮助他的四邻中生活困难者。这样，摩根就只须帮助住在他的大厦四周的四五十家不幸人家，而一般每星期只有一两天工作的人也同样有责任去照顾他所住的贫民区中没有收入的人家。因此这个计划就不可避免地维护了富人的利益。
面对一千多万失业队伍的强大压力，单靠地方和私人团体自愿互助根本无法缓解，何况各州地方政府同样财源枯竭无力自救，这种杯水车薪的措施无法阻止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是和他坚持反对政府干预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多次否决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计划，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他一再近乎天真地认为危机能够通过市场和美国人民的自由互助来消除。他曾说：“联邦政府的职能在于维持这样的平衡，而不允许任何的个人或集团享有特权。它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他坚定地认为任何政府干预行为都是与美国制度的传统相抵触的。1932年6月21日，胡佛写信给一位倡导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
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已经不同于真正的自由放任政策，但与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政策还相差甚远。它只是一种基本上不脱离自由放任原则，鼓励地方、团体积极干预的尝试。他仍然坚持联邦政府不应强化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虽然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上对危机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但对于空前强大的危机而言，还是远远不能抵御的，因此，胡佛在其整个任期内并没有实质性地挽救危机。面对1929～1933年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反对国家干预，鼓吹绝对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