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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之战，太平军共计伤亡8890名官兵，其中阵亡者4620人。阵亡者的抚恤金在周士相尚在惠州时就开始由广东布政使司和军帅府一起统计准备，周士相回到广州后，伤残金的部分也都统计出来。与此同时，潮惠之战有功将士的赏赐也被统计出来，周士相花了两天时间一一核对，确认无误之后便批字同意分发。
除了抚恤金、伤残金，赏赐金外，周士相还给运粮的民夫和修建堡楼的泥瓦匠们发了赏银。
周士相认为战争绝不单单是军队的事，百姓的付出比军队的付出更大，军队打赢了有赏赐，那么百姓自然也应该得到好处，这好处，周士相称之为“战争红利”。
“咱们打赢了，百姓们就得到好处，你们说，他们支持咱们的积极性会不会高？会不会盼着咱们打赢？会不会全力支持咱们？要是咱们每次出去打仗，百姓们替咱们出夫子，出粮食，却什么也得不到，你们说他们会怎么想？”
周士相是力排众异决定给百姓分发战争红利的，潮州和惠州的百姓没有得到这笔红利，大头全被广州百姓得到，尤其是香山地区，几乎家家都得到了太平军的战争红利。
这个红利有多有少，视该户有无子弟参军，耕种土地面积，缴纳粮食多少，出工多少而定。这笔红利也不是单纯发给金银铜钱，也有以布匹、肉食、米粮、盐油代替的。实际操作中，香山县也有将剩余土地做为红利替代银钱分发的，此举得到了香山百姓的一致拥护。
抚恤金、伤残金、赏赐金及各项支出，再加上给百姓们的战争红利，这数目加起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即便太平军在广州得了整个满城的城富，再加两座王府，一座总督府，银钱方面也是立时变得紧张起来。
大量银钱从太平军公库流入到官兵和百姓手中后，很快，一个新的问题便出现了，那就是物价通胀。流出去的金银基本集中在广州府，而广州府总共就五十多万人，现在一下多出数百万两白银、铜钱在市面流通，物价上涨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周士相两世为人，如何不知这个道理，他决定回收金银，抑止物价的飞涨，顺便对公库进行改革，以使公库更加适应现在的情况。反复思量后，周士相决定改公库为银库，于广州成立广东银库总行，下设广州、潮州、惠州三处分行。三府所辖县、散州又要成立支行，支行以下又设兑换所，这兑换所便建在各乡公所内。
广东银库总行归军帅府直统，由军帅府的户部代管。银库总行成立后，周士相命宋襄公着手发行军票，军票面额参考后世人民币，定为分、角、元三种面值，依次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最高面额为一百元。
二分等同二文铜板，五分等同五文铜板，分与角都参照现在市面流通的铜钱，元则参照白银，一元即为一两银子，一百元便是一百两银子。而一两黄金则可在公库换取10元军票，即一两黄金固定为兑换十两白银。
金银兑换肯定是浮动的，这中间利润也极大，但不是周士相现在要考虑的，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推动军票流行，让军票在太平军控制区域内首先流通起来，并以绝对的实力保证军票的价值，尔后才是考虑汇率问题。（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三章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然而当周士相满心欢喜的将自己这一又能稳定物价，又能聚敛财富的计划跟宋襄公说了后，却遭到对方的激烈反对。
“这军票不过一张薄纸，以薄纸当钱用，百姓哪个认得？。。。大帅想法是好，可咱大明开国之初时也曾用过这薄纸当钱用，称之为宝钞。然而这宝钞用了后，军民百姓却是谁也不认它，年年贬值，洪武时宝钞一贯能买米一石，宣德年连五文钱都不值，所以正德时干脆就废了钞法全用银两铜钱。。。。我知现在银钱花的太多，大帅又要准备西征，处处用钱，说是流水也不为过，然便是再缺钱用，大帅也不能想出这用纸当钱使的法子，军士百姓们虽然不识字，但这一张纸如何收得？。。。大帅真要强推此法，恐军心民心都要动摇啊！”
宋襄公这番话让周士相不亚被兜头浇了一分冷水，细细思量，推行军票的确是有些想当然，可是若不发行军票，如何解决银钱短缺的问题呢。
宋襄公道：“古代聚钱之法除了大征赋税，盘剥百姓外便是铸钱。”
周士相问：“如何铸钱？”
宋襄公道：“当然是铸银钱和铜钱了。民间流通的银子，铜钱成色、重量不一，大帅不妨将这些银两和铜钱回收，新开铸钱厂，将收上来的银子和铜钱改铸成制式统一的新钱。铸钱有钱息，银七锡三，甚至银六锡四都可以。只要咱们铸的新钱成色足，样式新，百姓必然接受，新钱一旦流通开来，便等于什么都没做，就能从每枚新铸钱中赚三成钱息。”
周士相听后，脑海中立时闪过“袁大头”及前世所用的一元硬币、五角硬币。仔细寻思，立时便接受了这铸钱法，不过这钱怎么个铸法却是又为难起来，永历马上就要完蛋，难道自己还要铸“永历通宝”不成？
“铸大明通宝！”
宋襄公看出周士相担心，一语掷地，又告诉周士相，当年绍武政权在广州成立时，大学士苏观生便有心要铸新钱好发军饷，于是叫几个从南京工部逃出来的官员组织了批工匠准备铸新钱，岂料绍武政权太过短命，四十几天就叫清军灭了，故这新钱连模子都没弄出来。那几个工部的官员和工匠也叫尚可喜抓了去，太平军破广州后，这帮人就落在了太平军手中。先前一直没用得上这帮人，眼下既要决定铸新钱，这帮现成的人手自然就能派上用场。
周士相大喜，有了现成的铸钱工匠，铸新钱自然不是难事，只要保证份量足，样式新便可。不过另有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才能将百姓手中的银钱和铜子回收上来。
这个宋襄公倒是一时也没什么好主意，周士相想了想后告诉宋襄公，他还是要发纸票，不过这纸票叫粮票，上面并不注明值多少钱，而是规定能买多少粮食。从前宝钞信用太差，且拿纸当钱用在百姓看来太过异想天开，可若这粮票能够实实在在的买到粮食，那就是变相成为一种可兑换的货币了。
太平军现在推行的是建村设乡、集体耕种，保证粮食产出的一系列制度，所以百姓除了应向官府缴纳的田赋外，剩下的粮食也要优先卖给太平军，因此各地的公库除了负有保管太平军缴获的战利品外，还负有储存粮食的职责。换言之，公库实际就是粮库和银库的结合体。而这个世道，粮食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银子再多，你买不到粮食，花不出去也是无用的一堆金属而矣。
周士相要发行粮票，以避免直接发行可当钱使的纸币不被百姓认可，从而让太平军政府的信用受到打击，而要让百姓认可接受粮票，首要便是能确保持有粮票者随时随地能在就近公库买到粮食，且足斤足两，毫无克扣。这一点事关粮票能否成为变相货币存在，故周士相必须要严格把控，同时在各地兴建大小粮库，以方便百姓纳粮、买粮，减少当中的消耗。同时，持粮票购买粮食要比拿银钱买粮便宜一成，人都是贪便宜的，只要粮票能多买到粮，便能让绝大多数人选择粮票，信任粮票。
只要太平军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供官兵和百姓兑换，百姓便不会把粮食放在家里。粮食这东西存久了会坏，卖给太平军的公库换成钱或是换成可以随时兑换出来的粮票当然是好的。对周士相而言，发粮票是为谋利，可在百姓看来，周大帅发的这粮票却是大大的德政，既能让他们赚到实际好处，又能让他们减少屯粮风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百姓的抗风险能力能高过拥兵数万的周大帅。
很少有百姓知道现在广为宣传的岳爷爷转世、兴平伯周大帅实际是抢劫起家，若他头上的风险大了，周大帅会立马将风险转嫁出去。清廷那边可是称呼周大帅是贼秀才的。
只要可以实实在在兑换，粮票信用就会建立，和粮食同等物价的货物自然可以通用。时日一久，百姓就会放弃手中的银钱和铜钱，转而用粮票来购买各种生活物资。而在这个环节上，大量的银子和铜钱就会流入到太平军手中。太平军再通过铸新钱的方式谋利，铸成的新钱还可去清占区购买物资，甚至贿赂满清官员，从而达到经济蚕食的目的。另外，太平军还可拿新钱到澳门买枪买炮、聘请西洋技师，开展海外贸易谋取暴利。这样一来，银子就能发挥比在百姓手中更大的价值，也能让太平军的财政变得宽裕，有了宽裕的财政便意味有了可持续的战争动员能力。
和清军几仗打下来，太平军不是赢在战斗力超出清军多少上面，而是赢在了比清军高出不知多少倍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上。比烂的话，太平军肯定没有清军烂。
当然，直接将粮票发给百姓肯定是不行的，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遭到怀疑，周士相决定先将粮票用来支付官兵的军饷，尔后由士兵和家眷拿着粮票再到各地公库兑换粮食。初期发军饷时也不能通通都发粮票，而是任由官兵自己选择，是要粮票还是要钱，等到他们实际买粮之后，尝到粮票的好处，以后自然就会选择直接拿粮票而不是要钱了。
至于日后有可能的粮价波动，却暂时不需要考虑。官兵百姓们大多不识字，哪里能考虑那么长远。真要到了粮价大幅下跌，那便意味天下太平。只有太平时节粮食产量高，才会出现粮价低，反之，便价高。
粮贱伤农，可周士相却愿意看到粮贱伤农，那代表他成功了。粮贱固然伤农，可怎么也比被饿死，被奴役要好吧。
和宋襄公反复商议具体细节后，周士相决意将各地公库一分为二，成立粮务所和银庄两个机构。前者专门发行标注多少斤的粮票，后者则在负责铸钱的同时承担民间钱庄的作用。
银庄和粮库一样，都能实现随存随取，可付给存票，也可付给粮票。而当百姓尝到了粮票的好处，存票自然便会减少。这样一来，便能回收大量金银，使铸钱厂有足够的原料改铸新钱。只要粮票一直能够在粮务所兑换出粮食，粮票的信用便会一直坚挺。
发粮票和新钱最大的敌人就是私铸和伪造者，故周士相在成立粮库和银庄同时，颁下严令，凡有私铸银币、伪造粮票者，皆为清寇之奸细，本人凌迟、家中成年男丁一律处死，余者皆流放琼州，遇赦不回。并鼓励民间揭发举报，若查证属实，则揭发者可获举报者一半家产为奖励。
此等严令及村、乡、县、府、省联查联办机制下，敢于伪造太平军粮票和私铸者只能是清廷那一边，而如何有效避免被伪造，则是铸钱厂那帮有几十年铸币经验的官员和工匠的事了。周士相尽可能的将前世所知道的一些防伪知识结合这个时代的现实灌输给他们，并让布政使司衙门组织各县官吏轮期培训，培训的内容便是如何鉴别真假粮票。
周士相希望能将自己的头像刻在新发行的大明通宝银币上，结果却被宋襄公大大的白眼了一回，说你想造反不成！
周士相讪笑一声，大明通宝上刻他周大帅的头像，的确有些过份。退而求其次，他要求在新发行的粮票上印上自己的头像。这个要求并不过份，粮票只是太平军自己发行的可供士兵百姓买粮的凭证，所以粮票上印他周大帅的头像不犯忌讳，然而宋襄公却是好心的劝周士相莫要干这事，因为活人的头像印在纸上可是件很不吉利的事情。苦口婆心相劝，周士相却是执意要印，宋襄公无奈同意，叫画师过来替周大帅画了头像，然后叫铸钱的工匠们好生描绘，争取印出最好的效果出来。
瞎子李也嚷嚷大帅头像不能瞎印，这是要折阳寿的，结果却是轮到周士相白他一眼，继而冷哼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四章 六官 科举
忙着发行粮票和铸新钱谋利积蓄实力时，周士相相继委任了六官。年前未东征前，大学士郭之奇带来的圣旨除了封他为兴平伯外，就是给了任六官的权力。
六官即为吏、礼、刑、户、兵、工六官，负有察言、承宣、审理等职，以方便施政。除了给任六官的权力，圣旨上还允许周士相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二品，文官却只能达六部主事级别，而主事一般是六品官。显然，永历这道圣旨对于文官的任免还是卡得极严，从中也能反应出永历朝廷上下还是有着旧思维，即“文贵武贱”。
在此之前，只有金厦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于永历九年（伪清顺治十二年）被特准设置六官。如此不能看出，永历允设六官的前提是该藩（员）与朝廷联络中断，或相隔遥远，为便施政，这才特旨放权。
因吴六奇突然进犯惠州，周士相不得不提前东征，以致六官一直未设。潮惠大捷后，周命徐应元为报捷使往昆明报捷，考虑徐应元并没有正式官职，便命他为工部官，按圣旨所给权力，定的是六品。回到广州后，补充六官的事情宋襄公提了多次，周士相便拟了人选任了下去。
吏官委的是从前李率泰的幕僚桂永智，礼官则是致仕在家的原崇祯朝礼部主事郭天叙，刑官则是原绍武政权的广东按察使司副使丁之相，户官是玄武山一战断臂的营校蒋孝铭，兵官则是在陆丰献策劝降的惠州生员董常清，如此加上工官徐应元，六官便全部到任。
六官之设非于布政司衙门，而是兴平伯属，也就是说，六官其实是周士相的私官，只不过永历朝廷承认他们的官职和品级。他们的职责也仅仅是协助兴平伯处理政务，不得干涉地方衙门办公，这变相约束了藩（镇）权力，好为朝廷日后接管藩（镇）地盘伏笔。
只不过广东这个布政使司衙门其实是周士相一手建立并操控，连同各府县官员都是他周士相一手任命，所以兴平伯属的六官在周士相不同意的情况下是没法子插手具体政务的。
六官之设和布政司衙门、府、县、乡、村及军帅府军部、民部职能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属可有可无的官。但设六官是永历朝廷给周士相的权力，是种象征，所以他又不能不设。为了使六官能够正常运作，不与布政使司及军帅府重叠冲突，导致不作为或拖后腿，周士相重新理了下广东政务。
布政使司作为广东最高政务衙门，地位不容动摇，布政使宋襄公同时为军帅府民部官，负责太平军实际控制区域的一切民政事务。而与民政有关的户官、工官、刑官、吏官四官则列于布政司衙门内，各官向宋襄公负责，具体承接布政使司衙门原关各官事务。这便等于将布政使司衙门的事务具体细分了下，类似后世省政府下辖交通、公安、民政等厅，而这些厅的厅官就是六官。
做为布政使司的最高官员，宋襄公直接向周士相负责，如此便不致外有布政使司，内有六官这两个相互重叠的机构出现。太平军地盘就那么大点，人口也就一百多万，周士相还无意将这个六官作为将来的六部培养，当下，扩兵简政才是最合乎的手段。
军部作为太平军的总参谋部，不涉民政事，和军事有关的兵官则归军部提领，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