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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才有生产，才有赋税和钱粮。江南数府商业氛围浓厚，万年间，松江府的手工作坊几乎占据了江南的七成以上，而江南数府则是占了全国的九成。这些手工作坊主要是以纺织业为主，主要便是生产棉布、绫罗绸缎等织品。这些纺织品利润极大，通过海上贸易卖往海外，使得坊主们为之暴富，获得大量金银。然商业的发达必然损害农业，因为纺织业需要大量的棉花和蚕丝，这便不断的使原本的耕田变成栽种棉花和桑树的经济田，随着时间推移，江南数府渐渐便从产粮重地转为赋税重地。而明朝的粮食主要来源便从江南转为湖广，遂有“湖广熟，天下足”一说。
如果没有天启以后的天灾，如果没有西北的流民，没有满清入关，江南的商业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谁也不知道。
史没有假设，周士相也不会去假设，他来松江的目的是为“建村设乡”坐镇，而不是来促进当地纺织业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进程，因为在当下，大明朝缺的不是钱，而是粮食。
只是，在实地走访了那些作坊，听取了主持松江清欠的汪士荣、汤效先等人的汇报后，他稍稍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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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对朱由榔的处理，让很多拥明读者弃书，这个我无法挽留你们。我只坚定自己的看法，朱由榔不代表大明，也不佩做大明天子。（未完待续。。）
第一千二十九章 经济越发达，粮食就越少
大体上，松江和苏州等地的清欠已经到了一个尾声，清欠所得的赋税数目堪称惊人数字，这要在从前，那定然是笔可观收入，足以缓解定武朝廷眼下的财政危机。然而，如今是乱世，金银之物显然不比粮食来得重要。乱世藏金，盛世藏玉，这是古人避乱保身之哲理，可在明清之交，这道理未免有些不适用。
万以后，边患并非大明亡国主要原因，而在流寇农民起事。农民之所以奋而抗争，却是因为天灾使得他们没有可以果腹的食物。为了求活，他们揭杆而起造了大明的反，直至将大明朝推翻在地。汉人的农民，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也最听话的一个群体，不到绝境，哪怕每天吃糠咽菜，能够勉强不死，他们都不会造反。逆来顺受，可以说是汉人农民的最典型写照。然而，他们还是起来造反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卖儿卖女都活不下去。
农民造反，明朝自然要镇压，但除了镇压还有一个手段能够瓦解帝国的危机，那就是有效赈灾。只可惜，明朝也没有粮食，有钱都买不到粮食，况且那钱都收不上来。清朝入关后大规模屠城，不仅仅是要威摄汉人，让他们不要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没粮食。想要不重蹈明朝的覆辙，减少人口是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粮食去了哪里，周士相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天灾肯定不是最关键的原因。再大的灾难，也不可能同时遍及全国，事实上明末的天灾一直集中在西北地区，中原、江南几乎没有波及，或者说严寒的气候还不足以摧毁这些地方的生产，只能减产，当地的百姓依旧可以活下去。但为何中原之地却变得那么残破，成为重灾区，在周士相看来，这是因为农民军和明军不断来回祸害所致。
没有根据地的农民军要活，要粮食，只有从其他百姓手中抢。他们要壮大队伍，必须得裹挟青壮，百姓家中没了青壮，生产就会停滞，来来回回不消几次，再富庶再稳定的地方也会成为灾区，结果就是恶果循环，一地接一地的残破。而身为官军的明军，兵不如匪，自然也是加重灾难的推手。
低效的明朝政府和庞大的士绅阶层也是摧毁明朝的关键原因，前者皇权不下乡，导致政府运转十分低下，征收到的赋税和能用下去的少之又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崇祯皇帝面对的局面，也正应了那句俗语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想要有所作为，就是与民争利，叫官员们捐款，都无人响应，这事情就没法做了。士绅阶层坐拥良田，却不肯将钱粮拿出，最后只能被农民起义的大潮吞噬。更可笑的是，一些官员竟然能够说出你们为何不老老实实在家等死，偏要出来造朝廷反的话。这话，是人话？
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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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极度发达，可是明朝却很难从中获益，并且江南自身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缺点在，那就是经济越发达，就越没有粮食。这个结果就导致北方大乱之时，明朝的钱袋子却不能替朝廷发挥一点作用。便是江南的士绅识大体，顾大局，该交朝廷的钱一分不少，崇祯皇帝也没法解决蜂火四起的北地。因为银子买到东西，才叫钱，买不到东西，不过是块金属而矣。汪洋洪水之中，是身上有窝头的人能在树上活下去，还是有钱的人能活下去呢。
周士相从来不是一个坐在家里就拍脑门决定事情的人，他需要钱来解决现在的财政问题，但他比朝堂上的官员们看得更清楚，也抓住了明末问题的本质所在，那就是粮食才能决定一切。为了获得粮食，自起兵起来，周士相就在着手恢复生产，甚至于发兵安南。
有了粮食，人饿不死，才能谈其他。没有粮食，光有一堆金银，又有什么用。
光复南都，占领江南以后，周士相顶着压力进行清欠，自然不是他财迷心窍，而是他要解决问题，解决一个积弊两百年来的大问题有钱的同时也得有粮食。如那些士绅所言，贼秀才这是穷疯了，想学李自成，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只是二者的目的不同。清欠的本质是为了打击江南士绅，瓦解他们的特权，削弱他们对地方的影响力，而不是为了他们口袋中的银子铜钱。
清欠也只是一个开始，并非结束。清欠的目的达到，那必然就要“建村设乡”。解决效率低下的行政运行体系，让皇权下乡，对地方实行有效动员，无疑就是“建村设乡”的本质所在。周士相来松江，便是为“建村设乡”坐镇，亲自监督来的。松江是江南开展“建村设乡”的第一个府，松江干好了，做出成绩来了，其它地方也就水到渠成了。
“建村设乡”的下一步自然是大力生产，用广东的办法来整合田地，进行集中有效的耕作，类似于“屯田”模式，只不过并非由军队来完成，而是由被彻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力的乡村自行完成。这中间，士绅阶层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军的伤残及退役人员，由这些太平军出身的乡长、村长们执行从齐王府发出的每一道命令，并且落实并督促。层层环环，将所有人置于一个集体之中，动则全动，静则全静。
来松江的第一天，周士相还秉承着来之前的想法，就是削弱松江的纺织业，恢复耕地，成为一个大粮仓。他划了一个红线，粮食重于一切。正如他前世，哪怕经济体量已经巨大无比，可耕地的红线却一点也不能动。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文明如何进步，维持这个体系的不是什么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粮食。没有粮食，再富裕的地方也不过是空中楼阁；没有粮食，再安份守己的百姓也会成为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江南好，可江南之外不好。周士相打下来的地盘很大，可和当年的崇祯皇帝一样，其实也是个烂滩子。两广残破、江西残破、湖南残破、安徽残破、也就江南和浙江稍微好些。广东经几年治理，稍稍好些，却要承担广西及日后云贵的接济，安南的粮食源源不断的输入广东，又源源不断从柳江运往广西，再一点一点的消耗。因为海路不通，周士相不可能指望安南的粮食能够一直输送到北方，走陆路的话，更是个浩大及无底洞的投入，得不偿失。所以周士相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粮仓所在，如此才能接济江西、安徽、江北，并保证日后北伐所到之处，都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跟上。
只是在松江走访多处后，周士相却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近二十年的兵灾没有破坏当地的商业生态，农民们对于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并不高。当种田所得和种桑、种棉二者间的利润不在一个级别或者相差太大时，农民便会自觉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不是继续种水稻，种麦。因为他们考虑得只是眼前利益，自家利益，而不是官府利益，朝廷的利益。他们也不会去想，在他们家乡之外，有多少人在饥饿中等死。他们只会想，自己今年能挣几个钱。
直接利益驱动下，松江的农民们不想种粮食，那些商人作坊主们也不会想什么“改桑为田”。周士相很奇怪，连年战乱之下，江南这些纺织品怎么还能卖的动。汪士荣禀报了一件事，那就是江南这些纺织品有自己的销路。松江有出海口，金山卫就是最大的一个港口。据汪士荣说，大量纺品在金山港口装船，然后贩卖到金厦去，然后由金厦方面再转卖海外。除这条海路外，便是北地。清廷曾在南都设江宁织造局，由织造局大量收购江南的纺织品运往北。京，然后再由内务府的那些皇商销卖到各地。这世上从来不缺穷人，可也不缺富人。富人有吃有住，自然有钱用在穿上面。另外，丝绸可能不是百姓生活必需品，毕竟能买得起的很少，可棉布却是要的。再怎么穷，一家大小总要有套衣服穿吧，哪怕再破再旧，总能裹体。有了这个硬性需求，纺织作坊自是不愁无工可开。
种棉花、种桑、养蚕的农民，作坊里打工的织工、买卖的商人、跑货的行帮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甚至于松江不少地方，农民家中都有织机，白天在田里忙完之后，便在油灯下挑夜织布。如果不断了这些纺织品的销路，想要强制在松江种植粮食，恐怕不仅不会让百姓感恩戴德，反而会让他们生出怨意。但是真要强制摧毁松江的纺织业，弊端也是极大。清欠牵连范围甚广，但是也只限于士绅阶层，对于商人和百姓并无触动，真要再让商人和百姓对太平军产生抵触、敌视，哪怕太平军的刀再快，恐怕也是杀之不绝。
而杀人，肯定不是周士相的本意。
人已经不多了，他反清不是为了让不多的人口再少下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松江的农民又肯种田，又让纺织业可以有序的生存下去，周士相当真是绞尽脑汁。
（未完待续。。）
第一千三十章 满世界都是肥羊
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如何让松江乃至江南地区的百姓愿意种粮食，使江南能够成为稳定的产粮区，缓解其余省份的粮荒，渡过国家最艰难的这段时间，但又不过份打击工商业，避免“重农抑商”，使中国再次重走压制商业发展老路，成了周士相急需解决的难题。
当下，解决粮食问题固然重要，但若就此“因噎废食”，完全不顾商业存在的合理和必要性，打压已有资本萌芽状态的江南纺织业，日后必然会导致新的问题。毕竟，粮食可以解决温饱，却不能让人富裕。温饱无忧后，人的天性就会想要更多物质性的享受，生活用品，油盐酱醋，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鞋子，鸡鸭鱼肉等等，无一不是商业的运作。
粮食多了以后还会产生粮食加工业，使国人能够享用的食物更多更丰富，这些都是商业的功劳。所以解决一个问题的前提是不能制造另一个问题，得到粮食的同时，也要商业能够随之发展。纺织业是商业中一种，也是当下年代的主要商业模式，其最终的发展可以说改变了时代，改变了整个世界。因此，周士相不可能一拍脑袋就叫停，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甚至于大规模的民乱，以至于一步步落后于西方。
不过周士相毕竟不是神仙，前世也只是个普通士兵，征战厮杀他在行，涉及到经济民生，他就有点无处下手了。活人当然不会被尿憋死，周士相自己想不到解决办法，但他手下有的是人。只要不耻下问，总能得到解决法子。
苏州的蒋国柱、张长庚、松江的汪士荣等人，都接到了齐王府的问答条文。很快，各式对答就雪片似的飞到了周士相手中。其中，汪士荣提出的解决之道，让周士相眼前一亮。
汪士荣提出的是仿开中法。
所谓开中法指的其实就是盐引制，这是明朝建国以后，为了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采取的一种制度。开中法要求，根据里程远近，一至五石粮食可向官府换取一小引（二百斤）盐引。具体实施又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由盐商按照官府榜文要求，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疆粮仓，再向边疆卫所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不过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实在巨大，商人们为了减少开支，便在各边雇佣人手开垦田地，专门生产粮食，然后就地入仓换取盐引。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明初商屯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址，各处都有，其兴盛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有一定作用。根据明朝的需要，除用粮米换取盐引之外，有时也可用布绢、银钱、马匹等换取，但以粮换取是主要形式。
汪士荣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将开中法引入到纺织业。他建议将现下各府各县织机作一个数量登计，凡超过五台以上的个人或商户，必须每年向官府交给一定数目粮食，官府才能给予他们经营许可。许可制下，小作坊和农民自家或许交纳的粮食不会太多，可那些大作坊主和大商人们要交纳的粮食可就吓人了。他们想要继续从纺业获取暴利，就必须和明初那些盐商一样，将手中的一部分土地转为粮田，专门生产粮食以换取他们可以生产贩卖纺织品的许可。
汪士荣在提出的办法同时，也点明了这个办法的弊端。那就是纺业毕竟是暴利，尤其是卖往海外的利润惊人，初期固然能保持常态，可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人见有利可图，利用手中的权势奏讨盐引，转卖于商人从中牟利。当年正是因为大量皇亲国戚、官员太监奏讨盐引“占窝”，才破坏了开中制度，不仅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影响了边疆军粮的储存。
汪士荣提出的“有人”是指哪些人，虽没有直接点明，但周士相知道他说的是哪些人，无疑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而现在定武朝廷哪些人有权有势，答案很显然，肯定是他太平军的人。不过这个担心至少眼下还不是周士相要解决的问题，对于部下，他很了解，当年他带着大樵山那帮人下山时，可不是用的什么民族大义，解民于水火之中，也不是什么复仇，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当大官，发大财。想要发大财，就得自个来当官。
有觉悟的，肯定会有，但若真要周士相自己拍心口数一数，只怕他自己都列不出五个来。一帮跟着自己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家伙们，能指望他们看到钱财不眼红，不下手？那蒋秃子为了当个从龙功臣，连半道袭杀唐王都敢干，甚至还串连一帮人准备给他黄袍加身，试问，连这种事都敢干的家伙，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干不出来的？
周士相怕这种事，但他却不担心这种事发生，因为他相信自己，也相信他的部下们。
周士相相信自己会给部下们指出更加有“钱途”的道路，他也相信自己的部下们贪婪的胃口绝不会随着功成名就而减少。
这个世界上什么行业最暴利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