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相相信自己会给部下们指出更加有“钱途”的道路，他也相信自己的部下们贪婪的胃口绝不会随着功成名就而减少。
这个世界上什么行业最暴利抢劫！
除了大明朝以外，满世界都是肥羊。
只要有对钱财的渴望，只要胃口仍旧贪婪，周士相便敢断定，江南的这些蝇头小利绝不会让他的部下就此止步不前的。
汪士荣又提出，既然大帅是想解决粮食不足，那么切不能让商人们以银代粮，因为这样做的话，后果就是商人们不再种植粮食，而是以利润所得一部来换取许可。这样的结果固然是税收的多了，可粮食却还是不多。当年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改制让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这种做法固然使大明财政收入骤加，可是原本在九边商屯的商人们却全部举家内迁，使得边军粮食大减。这直接导致九边残破，卫所军人如乞丐一般，渐渐失去战斗力。明后期不得不以举国之力供养九边，最终导致“甲申之变”。（未完待续。。）
第一千三十一章 迫在眉睫
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中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说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说，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说的算了。如果商人们强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以来的天灾**，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说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流民，肯定有，为避兵灾逃到山区隐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问题是这批人毕竟少，能搜罗百十万人便算顶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彻底解决粮食不足这个难题，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够的人口，生产自然就能恢复上去，朝廷这时只要无治而为，过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个盛世。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为恢复粮食生产的一个手段，不能当成主要手段做。
蒋国柱做了几年江宁巡抚，对江南情况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虽说江南一直号称清廷的财赋重地，但其实粮食也仅仅能做到自给程度。当年清廷三路大军入云贵，从江南调拨的粮食极其有限，主要是为清军提供了大量银饷和一些辎重。洪承畴在云南时，曾给清廷上书委婉指出清军在云贵滥杀屠城，掠夺钱粮，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江南粮草不足支撑清朝大军使用，令得清军必须在占领区烧杀抢掠。通过对当地的掠夺，也是清军十几年来，甚至在入关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针，用书中的话说便是“就食于敌”。等到敌人杀光了，人也变少了，那时事情便变得简单，一道恩旨免个几年赋税，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复便是。
江南无粮的原因就是付出与收获不等。
种粮所得赶不上种经济作物所得，百姓自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口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的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
（未完待续。。）
第一千三十二章 保天下还是保国
周士相准备去一趟杭州，如果时间允许，他想亲自去福州，因为他想和国姓一会。
在最终使用武力征服金厦之前，周士相无论如何也要尽力和国姓商讨一下“和平”的可能。如果国姓肯以大局为重，放弃郑家称藩独立，入朝，周士相自是会厚待于他。否则，则只有兵戎相见，分出个胜负来了。
至于郑经，周士相还没有放在心上。郑经私自接受吴三桂的永历朝廷闽亲王封号一事早已被军情司报了上来，到时，以朝廷大义征讨郑经，任谁也说不出话来。况郑经现在的地位并不牢固，父子反目给国姓带来的伤害固然是大，对郑经这个“逆子”的影响也不小。周士相不相信金厦那些“世子派”真有铁心保世子的信心和忠义。甘辉已经从海路出发前往福建，郑森是否愿意和周士相一晤，结果很快就能知道。
福建方面，苏纳率第六镇、及浙江清军及马逢知部改编而成的三个独立旅分两路向福建进军，一路由苏纳亲领，至绍兴、宁波经台州、温州方向攻入福建；另一路由苏纳的副将鄂多率领由严州、金华、处州方向攻入福建。
浙江太平军大举入闽时，浙江境内并未完全平靖。宁波、台州二府在杭州失守后便遣使纳降，独台州清军在知府朱君盛的带领下坚守相抗。苏纳以一旅兵猛攻台州府城，三日不克。朱君盛以太平军为流寇之兵，所到之处杀尽士绅为名，鼓动台州士绅练乡兵以拒太平军。
8月26日，仙居、天台两县士绅团练趁太平军主力围攻台州府城，后方力量空虚之际，密谋夺取县城，断太平军的粮道。不过由于消息走漏，苏纳得以及时防范，捕斩为首者70余人，又分兵围剿乡民乱军万余，斩杀千余众，余者皆解除武器发还乡里看押。
台州左近士绅乱民平定之后，府城独木难支。9月4日，东门被穴攻爆破，知府朱君盛跳城自杀，城内清军、官绅及青壮四千余皆遭屠戮。台州惨案发生之后，温州清军一部分张皇逃入福建，余者非降即逃。
鄂多路太平军前期进展也是顺利，未遇清军抵抗就拿下严州、金华、处州三府，在进攻衢州府时，却遭到福建左布政张经率领的满汉军队顽强抵抗。太平军攻下衢州后，张经率余部退守江山县，誓死不降。鄂多亲自统率兵马将江山城四面包围。清军在张经指挥下凭城顽抗，又从福建调来红衣大炮，达素更遣来满兵400余助战，致使鄂多部损失惨重。原金华、严州、处州三府被收编的绿营及匪兵三千余被鄂多驱为炮灰，连日攻城，死伤大半，余下数百人竟于夜中营啸，险些令得太平军全军大乱。营啸镇压下去后，鄂多凶性大发，竟令将参与叛乱的降兵尽数坑杀。
猛攻十四天后，鄂多部终在9月12日攻克江山县城。张经及其亲信将校在城破之时窜到火药局，点燃引线，轰然一声，为他的大清主子光荣成仁。鄂多部太平军入城后，因连日攻城不顺，伤亡惨重，军心士气都是不振，竟命将城中清军女眷及官绅子女千余掳至城外犒赏三军。
城中有德高望重老人等出面劝阻，称太平军乃大明王师，岂能行此禽兽之事。鄂多怒称：“我大兵攻城之时，怎不见你劝阻清军放下武器？我大兵血染城下之时，怎不见你等流下半滴眼泪？今不过掳些清军女子，你等就跳将出来，却是安的何心？倘要将人放回，也可，我大明天兵便学那清军一般，江山城中留女不留男，你等看可好？”
那干老人自是不敢再言。9月15日，鄂多部太平军从江山出发，未遇任何抵抗就越过了仙霞岭，兵锋直指闽西北重镇建宁府。与此同时，东路太平军在苏纳的带领下自温州平阳出发，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入闽门户分水关。至此，福建境内已无险要可阻太平军，全省光复已成定局。
9月10日，从广东潮惠北上的第七镇则在镇将胡启立的率领下攻陷漳州府辖铜山、南诏，兵进漳州府城，派使劝降。清漳州知府董学明、副将林昌全等人开门投降。漳州光复后，胡启立按军部原定计划立即向泉州进军。自南雄出发的朱统第十镇也经江西会昌攻入福建汀州府，经两日激战，全歼灭汀州守军1200余，旋向延平府挺进。
太平军四路兵马齐进，四路皆奏凯歌，福建全省除福州、邵武二府以外，都落入太平军之手。只余二府在手的达素，已经根本无力再阻挡太平军，甚至连组织一次像样的反攻都难以做到。张经在江山战死，所部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达素知道他已难逃一死。每日只缩在福州将军府内，饮酒浇愁，已经不管不问。
福州的驻防八旗及其家眷也都是愈发觉得天要塌陷，对于太平军，满州兵将人人惊惶。近有广州满城、杭州满城，远有江宁满城，可以说，自太平军起兵以来，凡满城所在，无一幸存。如此报复，自是让福州八旗既是绝望，又是愤怒。所谓降亦死，不降亦死，不如拼命。面对死局，福州八旗兵兽性大发，竟于城中大肆捕杀汉人，***掳掠，称反正都要死，不如给南蛮子换换种。
整整十七天，福州城中汉人被屠戮者十之四五，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三，逃出城者不过十分之一。上至七十老人，下至还未说话的婴儿，凡男性者尽被满州兵杀戮。城中有僧寮中，匿妇女数十人，结果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
福州发生的暴行传到周士相这里时，已是9月29日，此时，暴行还在继续。他将福州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刚刚抵达松江的顾炎武。
顾炎武叹惜一声，说道：“自古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周士相听得一知半解，不由问道：“那先生以为甲申以来，我大明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满州率兽食人，毁我中华衣冠，视我子民如牲畜，自是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第一千三十三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前世周士相自是不明白顾炎武所讲，今世却是秀才出身，顾说的这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保卫国家，即使是匹夫这样的卑微之人，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先生的意思是所谓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皇帝变了，百姓依旧是百姓；所谓亡天下，却是仁义阻塞，也就是道德沦丧，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坑害，互相残杀。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保天下，则是我中国万千普通百姓的责任，是也不是？”在顾炎武这等当世大儒面前，周士相虚心请教。
顾炎武坦然道：“我所言便是此意。”
“先生方才说如今满州率兽食人，是谓我中国乃亡天下，而非大明亡国，照先生之意，这天下显是要比大明要重。”周士相若有所思。
“天下若不在，要这国有何用？自甲申以来，满州残害我中华之民亿万万，使我衣冠传承尽断，举族面临绝种，如斯，自当保天下不保国。那肉食者不尽职责以致失天下，我之民众便可不必再奉养于他。”
顾炎武的意思很明白，只要能恢复中华天下，那明室自可不必存在。这般直率表达倒让周士相有些发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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