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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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记忆-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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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唱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了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致死的悲惨故事,在孩子的记忆中最后化成了一个凄婉的传说:
  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
  有人问她哭什么?
  她说她要回家。
  那人若说:
  “明天,我送你回去……”
  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
  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哭,哭到鸡叫天明。
  在萧红的作品里写到死的地方不知凡几。一九三○年,萧红和陆振舜来到北平求学。那一年的冬天,这个当时叫张乃莹的姑娘在房中了煤气,突然昏倒了。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死”,乃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走来,鲁迅先生死了,爱人离去了,在日本人的炮声里,她走到了三十一岁的冬日。这个冬日,就像臂膀。她愿意休息一下再赶路,但睡着了谁知道就不醒呢?她有许多的惦念。在内地陷入战火的时候,她来到香港。她是在这里等待最后的结局吗?《呼兰河传》写出了,她的牵念是什么?

临终的眼:萧红(8)
一九三八年,萧红和冯乃超的夫人一起离开汉口。此时她已经和萧军分手,但怀着他的孩子。在宜昌,同伴病了,萧红一个人在天还没亮的码头被绳索绊倒,虚弱到无力站起。于是就躺在那里,事后她向朋友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据骆宾基说,写作《呼兰河传》的决心和最后的腹稿也许就是在这时候形成的。最后,她借助一个赶船人的帮助站了起来。
  一九四一年春,史沫特莱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特地来看望萧红,萧红正患着肺结核。那时,肺结核几乎是个不治之症。盘尼西林刚刚被使用,但价格极其昂贵,打一针就要倾家荡产,穷困的萧红怎能用得起呢?
  史沫特莱劝萧红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因为日军必定要进攻香港和南洋,香港至多能顶半个月。史沫特莱把萧红送进香港玛丽医院。不久,史沫特莱回国去了,萧红的病又一天天加重起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在沦陷的前两天,萧红旧疾复发,又住进了医院。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医生怀疑萧红患了喉瘤,给她开了刀,开刀后才知并非此病。萧红知道自己再没有复原的希望,但她又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因为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骆宾基来看她时,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她的眼睛湿润了,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医院中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扣留在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或是被抓,或是逃走。第二天,医院被日军接管,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院中所有的病人都被迁走。这一天清晨六时左右,萧红就昏迷不醒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十一时,萧红病逝,年仅三十岁(虚岁三十一岁)。
  我们应该说是战争戕害了萧红。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萧红绝不会这么年轻就死掉。是战乱毁损了萧红,这笔帐是应该记在日本人的账簿里。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一月,萧红三十一岁。在日本人的枪刺下,生命变得飘忽,如风中之烛,战争掐灭。
  一声天鹅的绝唱,凄厉哀痛。这美的消逝,是对战争的控诉还是对命运不公的抗议?身边没有一人的萧红,在日本人来的那个长夜里,外面的军靴马嘶,是怎样折磨着她的神经?她从东北日本人的手掌挣脱,最后还是死在日本人的占领地里。萧红的病不仅与战乱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而且,重病的她如果不是被日军赶出医院,也不会死得那样快。
  《呼兰河传》里写道:“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萧红不是佛教徒,但她让我们看到了生老病死的轮回和四季的交替,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没有理由,没有说道,但内在的悲悯却让我们感到战栗。毕竟是生命,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一连几天无法吃饭。在十八世纪法国政府*新教徒时,流亡国外的布鲁逊博士因为过于痛苦而大病一场。这里的厌食和生病,都是一种心灵的良善和悲悯。对萧红的死呢?临终的眼,一定是苍然无助。那里面还能储藏着湿润的水吗,怕是干涸了。每每想到萧红的死,我总会有荆棘鸟的绝唱在心头回旋。不仅仅是哀感,里面有血丝的美与痛。
  萧红死后两年,诗人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写下《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 想看书来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1)
说汪精卫,对我是难的,也许种种的定见,使我们陷于单一“汉奸”的维度,但又常想,他骨子里其实和秋瑾、鲁迅一样流着浙东复仇之乡的血,但为什么使他不再爱惜羽毛,人格与行为形成最大的断裂,从志士滑落到巨奸?时代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党争的意气用事?白面书生,处斯乱世,不谨细行,终累大德。
  于是,我想从他的诗词里触摸一下他的心理节奏,虽然说人与文是统一的,受到很多的质疑,但白纸黑字毕竟是人留下的印记,就像作案的人留下了物证。从诗词作为汪精卫的人格与处世的解码口,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汪精卫有的诗词读了,真的会有种奇异的感觉。如果你把作者掩去,不知道你读的诗词是汪氏的作品,那里的意象词句是很能勾起你感慨的。这是曾被选入中央大学《基本国文》课本的他的一首《满江红》: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
  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这里的悲苦凄凉,却仍道是心不改,志不移,颇有汪精卫所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意。做了贼人,却又护短,但护短之才却是罕有匹敌。真的,你一读这样的诗词,难免有血往外涌的感觉,不再是审美,风檐展书读,古道无颜色,开卷妙响,一字一声,如曲如乐,但到后来镇定了,不禁哑然失笑,这是汉奸的诗,不要中了惑毒,污了本性。
  我总觉得离骚同于屈原,南山则是陶潜。汪精卫满眼里的青磷碧血,秦淮碧,似哀江南赋,使人觉得有点隔膜。一次次在灯下,仔细辨认,这里的江山,不再是故国,而是屈身附贼,汪精卫泪眼里的山影。钱锺书先生曾作《题某氏集》,对汪精卫的诗也有赞意:“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一
  中国人对政治气节看得比女人的贞节还重,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讲究气节的典型,无疑是伯夷和叔齐。司马迁把他们冠于《史记》列传之首: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
  武王以正义战争胜利者的名义,荣登大朔。“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但庄子在《让王》篇中,伯夷、叔齐指责周的行为是“推乱以易暴”,因此“天下闇,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周德衰败,与其和周朝相处污染我们的身体,不如躲避,清洁我们的行为。在这里,庄子第一次为我们民族提出“洁”的概念,其实我们可以延伸的是我们不但要有身体的洁,更要有精神的洁。但洁,无论身体和精神都是要有成本的,没有肉末,没有食粮,对出身贵族的肠子来说,采薇而食,面有饥色的日子并不好打发。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2)
这确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和洞见。“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水是周朝的,云是周朝的,薇菜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说法,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其实由庄子提出的“洁”,我们想到历史上人们抨击的不洁的五代十国的冯道,冯道让后人在史书上诟病不已的是他的政治节操。在正统的历史伦理和由儒家建立的社会道德伦理看来,一个有操守的官员,应该有为人与为官的底线,超越底线,就会引起人们鸣鼓攻之,但冯道在乱世里却走马灯似的变换门庭像人尽可夫的*:冯道在唐朝末年投奔军阀刘守业任参军,刘败后投奔河东监军张承业,张承业将他推荐与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升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和出帝时亦均任宰相。契丹灭晋后,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仍任太师。短短的数十年间,冯道接力一样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五个朝代及十个皇帝——唐庄宗、唐明宗、唐闵帝、唐末帝、晋高祖、晋出帝、汉高祖、汉隐帝、周太祖、周世宗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政府中出任中枢高官。于是欧阳修在撰《新五代史》时以朱笔点评:“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虽然对冯道待人接物有古人之风、大臣之体赞赏,但最后还是下了这样的结论:“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但冯道这个人让我们跌破眼镜的是,他并非是我们常看到的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类,冯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
  冯道早年在李克用军中任掌书记,也是文职中的将军军衔,可他却居住在十分简陋、四处冒风的茅屋里,连片席子也没有,晚上就和衣像猪狗一样躺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稻草上。吃的食物也与普通兵士完全没有两样,从来没有要求开过小灶,领到了薪水,他就将这些钱拿来和手下的士兵,以及仆人一起打牙祭改善生活。那年月,打了胜仗的军队抢几个民女解决生理问题,原本是举手之劳。冯道手下的士兵怕他寂寞,偶尔送几个女人给他,冯道实在推脱不过,就像柳下惠似的将女人弄到别处安置起来,等到寻访到了她的家人再将她送回去。在唐庄宗手下任户部尚书时,冯道的父亲去世了,他竟徒步回家奔丧,当地的父母官听说朝里的部级官员回老家,纷纷备礼品来看望,可无一例外地被冯道客客气气地婉言谢绝了。
  当时,冯道的家乡正好闹饥荒,冯道就拿出所有的家产,代替运转失灵的国家对饥民进行赈灾。此后,在守孝期间,冯道一直住在一间破屋子里,亲自耕田砍柴。邻居有人因劳动力不济而使土地抛荒的,他就悄悄趁着夜色代为耕种。
  晚年冯道写过一篇夫子自道的文字《长乐老叙》,老老实实地记录了他历仕多朝多帝的经过,最后陈词道:“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但不足的就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历职,何以答乾坤之施。” 。。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3)
冯道的悲剧,我想不仅是他一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时代的悲剧,假使他生活在和平时代,他想自污也难亦哉。但是我们能苛责欧阳修吗?经过五代十国的乱世,一切的社会纲常被打碎,人的欲望在泛滥,道德在失衡,欧阳修们是为重建道德体系,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何在宋朝一些道学先生持身甚严的缘故,欧阳修在评价冯道的时候,说了一个故事(译文如下):
  我曾经读过五代时的一篇旧事,记载的是王凝的老婆李氏。通过李氏的故事可以看出,既然一个妇道人家也能做出这样节烈的事情,那么世上的其他人也是可以做到的。王凝的家在青州和齐州之间,当过虢州司户参军,在任上病逝。王凝家里很穷,一个儿子还小,李氏只得带着儿子和王凝的遗骸回老家。在经过开封时,打算到旅馆里去投宿。旅馆的主人见她一个妇人独自带了一个小孩子,对她很怀疑,不许她住店。
  李氏看看天色已晚,就不肯走出旅馆。旅馆主人于是牵着李氏的手把她拉出了大门。李氏仰天大哭道:“我是一个妇人,却不能为丈夫守节,我的这只手被人家拉过了,我不能因为这只手而污及我的身体呀。”说着,就拿出斧头将那条被旅馆主人拉过的手臂砍了下来。
  这样的故事无疑满是血腥,可欧阳修却在引述之后说:“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意思很明显,连李氏这样一个女人都能断臂明志,难道冯道就不能像人家李氏那样用自杀来摆脱事二主的耻辱吗?但我们要追问,冯道的作为是应该为一姓的兴亡还是为百姓的兴亡负责?司马光给冯道们开出的方子是“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果真如斯,天下百姓则能到哪里优游啊?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任人宰割的义务。
  论人,难亦哉。
  二
  由伯夷叔齐,由冯道自然想到我们文章的主角:汪精卫,他一时让你莫辨:龙乎猪乎?凤兮鸦兮?他曾慷慨赴难,不惧头悬国门,但到头却把身子扎在敌寇的羽翼下。日人说他是蚯蚓,“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我们回溯一下汪精卫的人生履历,真的也是风云激荡,令人徒生感慨,造化弄人。人们常说的话:如果汪精卫在刺杀满清溥仪的生父时死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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