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抱下来，却没有达到与她交流，让她通过我了解外面的世界，试图与朋友交谈的目的。直到下午活动时间结束，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琳尖叫起来“不要铃不要铃”，我赶紧抱住她，轻声安慰她，抚摸她的头，让她安静下来。琳一直在小声地嘟囔“不要铃”，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这个暑假，我每隔几天就去看琳。最开始，琳看到我毫无反应，漠然地继续玩玩具或是低头不语。我照样整个下午追在她后面，在铃响的时候捂住她的耳朵。逐渐地，随着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加上琳在研究所的学习治疗，她慢慢地认识我了。有一次，当铃响而我恰好在远处的时候，琳第一次大叫着“大姐姐”向我跑过来。我抱住她，感到了一种被人信任被人依赖的幸福感，和一种公民的责任感。我不再只埋头于自己的世界。我尽我的努力进入了琳的小小世界，改变了她，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起点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我经常玩笑似的想，如果我能够搞定这样一个从不回应的“谈话”对象，我的交流能力应该会有质的飞跃。
带着这样的沉甸甸的感觉，我通过保送升入高中。与以前尽自己绵薄之力不同，我知道非政府组织最需要的是更多人的了解、关注，和更多志愿者的支持。于是我开始通过电视台向全校介绍孤独症的知识，协助“星星雨”在图书馆举办讲座，并且建立爱心社，组织同学们一起到“星星雨”陪伴那里的孩子们。“星星雨”的老师说，我们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个中学志愿团体。从此，我走上了志愿者的道路，与同学们一起，我们假期有时间就去那里陪伴孩子们。从这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我们也逐渐有了更强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5）
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则更需要这样的责任感。在2008年突如其来的“5？12”地震后，作为校刊“汇文天下”部门的负责人，我发起了义卖捐助灾区的活动。我召集志愿者加急赶制海报，联络广播站进行宣传，与销售部合作在校园内外各个角落设计销售点。我们还设计了各种“合集”进行促销。最终我们募集了两千多元，并将款项全部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但是只有物质上的支援是远远不够的，灾区的同龄人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帮助。作为学校电视台的主持人，我策划制作了一个心理救援的短片。我们请了年级的几位同学和心理小屋的老师，请他们每人对远方的同龄人说几句鼓励的话。话语不能过于伤感，不能触及伤处，而是要体现出年轻人的活力与承受挫折的勇气……我们还排练了一曲“真心英雄”。经过对参与摄制人员的培训和外景拍摄，摄制部分完成了。我们回到电视台制作室，将之前学校心理老师在汶川做心理咨询志愿者的时候采集回来的照片和志愿者给学生的信制成视频。经过几天紧张的制作，我们刻录了二十张光盘，捐赠给了全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现在，我是PEER（Peer Experience Exchange Rostrum）的一名志愿者，目前我们2009PEER的五十多名成员正在紧张地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为7月、8月即将在陕西、湖南的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分别进行的为期两周的支教活动作准备。在做志愿者、服务于NGO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群可爱的人，熟悉亲近了一个个特殊的群体，心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逐渐地增加，对社会的认识越来越立体。是的，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国的NGO发展还很落后，但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进来，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中国有一百五十万孤独症儿童，无数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当我们无数人在各个地方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们就已经在改变这个世界。
从小窗到大窗
出于对文字的热爱，我加入了学校的校刊编辑队伍，开始了约稿、催稿、采访、校对的生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想着要把小小的专栏设计成一扇窗口，一个同学们观察校园动态的窗口，也是展望外面广阔天地的窗口。我也给校刊贡献了很多稿件。写稿虽是个苦差事，但也是促使人思考，使人思路清晰的动力。当我们报道一个校园或社会的热点问题的时候，比如文理分科问题，那些来自不同人的不同声音总能促使我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多角度的思考之后再得出一个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答案。这样，对一个个问题的思考使得我能够较为敏锐地捕捉到社会问题，并全面地分析这些问题。
高二时，作为校刊核心栏目“汇文天下”的负责人，我的工作转向组织策划。每周的例会我都试图激发讨论，使大家碰撞出更多的好点子。在尝试创新的过程中，我和另三名成员一起增加了“看世界”这个双语栏目，每期都到国际部采访一个不同国籍的同学，并收集整理该国家的相关资料、图片，使每一期栏目都成为了解留学生生活和这个国家的窗口。我们还采访国际部的老师，以了解更多留学生在中国的故事。我们采访来自瓦努阿图的师兄，让同学们了解了这个许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太平洋岛国的风情；我们采访已经在北大就读的上届留学生状元，向她学习如何在异国的求学路上取得成功；我们向每个留学生班级发出问卷，调查他们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一期期的栏目都是一个个窗口，我们与国际部的交流，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世界”。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6）
我们做开拓者，更做拾荒者。大家注意不到的东西，我们捡起来，串成回忆的项链。
现在想来，校刊的经历也许对我是种历久弥新的磨炼。在稿件堆积成山的日子里如何平衡审稿与做作业的时间，约稿不成的时候用什么技巧可以成功地拿到想要的稿件，平息初中部成员对于初中部分数量过少的抗议，收集教师语录的精髓……在校园这个相对简单的环境中，运转一个最后需要见到实际成果，并需要把成果展示在全校面前的组织也许是最有效的锻炼方式。
电视台则是更生动、色彩更丰富的窗口。高二伊始，我成为了学校电视台的主持人，第一个任务就碰到了一个大型活动：校庆报道。到场的有几百位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其中不乏各界精英。我与摄像师在学校的各个会议室里捕捉有意义的瞬间，与老校友交谈，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常常发出由衷的感叹。在每周三的主持中，我向学校开启了一扇窗口，一个展示学校、思考社会的窗口。
模拟联合国成为“世界公民”
从模联的选修课到北大模联的磨炼，我在其中又发现另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初上高中，周四下午内容丰富的选修课使我获得了学习的热情。我认真地浏览选课单，在法语、摄影、古诗词鉴赏各种课程中，我看到了模拟联合国。也许是联合国的威严震慑到了我，或是因为它新鲜的模式吸引了我，最后我毫不犹豫地踏进了模联的课堂。在选修课中对文件写作方法等基本知识有了简单的了解之后，我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北大模联经历，而我又是在模联最为独特的世界遗产中心委员会：在这里代表们的职责是模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工作的特点就是在台上二十分钟的Presentation过程简洁清晰而完美，而台下却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准备Presentation。我与另两名搭档一起准备印度那烂陀寺的申报。汇报分为十几个专题，我们三个人进行分工，每人分别准备几个专题。前期茫茫的准备工作是数不尽的阅读资料、查阅资料的过程，细琐又耗时。而最麻烦的部分是有些专题会找不到资料，我就分到了这样一个专题。有关那烂陀寺的“监管”只能找到少量的基本资料，更没有数据体现该遗产最近几年的监管有什么提高。网络、图书馆那一篇篇文章我都仔细地查阅过，但是这样的数据也许只有当地才找得到。这样，我们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一专题在内的好几个地方都存在这样的准备不足之处。我们三个就这样走进了北大。
会议第一天的介绍，主席就准备活动的难度作了评估报告，特别指出了“监管”这方面的准备难度。第二天就是Presentation了，我们回到住处后，回忆主席的话，认为这是一个暗示，也就是他在评估过我们的报告之后认为大多数代表都在这一方面做得不足。如果我们改进这一方面，当然就会脱颖而出！于是我们顾不得第二天还要早起开会，连夜对这一部分进行扩充，对该遗产监管方面一贯的严密作了详尽叙述。结果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最终我们的申报以全场几乎最高的票数通过。会议中少不了的就是这样敏锐的观察力、快速的反应和果敢的判断。在会议自由辩论中少不了唇枪舌剑，为争取票数少不了纵横捭阖，而会后我们无不庆幸我们结识了这样一帮真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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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会议结束后，我们这帮人马回到学校成立了模联社团并充任董事会成员。我们参加模联的历史很短，组织很松散，建立社团就是想让这个活动继续系统化、正规化。招新会议、建制讨论、责任下放……一切都是未知，没有模式可以沿袭套用的时候，我们开创一个模式。作为宣传部长，我利用电视台和校刊的便利条件做广告搞宣传，向全校介绍这项活动，宣传这个团体。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五六十人规模的社团。接下来就是对新人进行培训，当年我们在选修课上学习的，再加上我们在会议中体会到的，我们要让这些传播开去，传承下去。
社团很快迎来第一次大型活动：第一届校模拟会议。我们请来外校模联人做技术指导、嘉宾，请没有经验和有经验的成员一起开会。准备工作很费周章，仅是借会议室就经历了对校长和副校长一个小时的游说。会议最终圆满成功，四十多名代表都又经过了一次锻炼。
通过志愿者的经历，我努力成为一个“公民”，通过全球化教育的过程，我希望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我眼中的全球化
模联不仅使我认识了一群来自各地的最优秀的高中生，使我把视野从身边放宽到全国，更使我学会从一个“世界公民”的视角考虑问题。在“地球村”的狂欢节中，我也在疯狂中感到了文化的力量和全球化的张力。因此2007年的暑假，我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了三周的交流项目SIG（Summer Institute for the Gifted）。在那里我接受“文化休克”（俗称culture shock）的洗礼，在远离fort zone的地方继续挑战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中国教育下与美国学生的不同——长处和劣势。
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每个人都要上自己选的课，比如，我选的是Globalization（全球化）、Hip…Hop（街舞）、Word Origins（词源）、Math（数学）和Broadway（百老汇）等。有的课程，如我选的全球化，就是一个老师和学生如聊天般尽情讨论。老师扮演的不过是话题发起者的角色，而我们这些来自全球的学生才真正是这节“全球化”课程的主导者。在这里，看似漫无边际的讨论其实是激起发散性思维的头脑风暴。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同学面前作口头报告，锻炼当众讲话和语言表达能力。我们还运用互联网、图书馆，甚至是剧院，完成了一个个综合多角度信息的收集、整合过程。这个过程是快乐的，但绝不轻松。而最后一节的百老汇课，则是老师根据报这门课的学生的特点编写一出小音乐剧，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课中排练剧本，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剧目知识和表演技巧。三周后我们将把排练成果通过汇报演出展现给全体营员。
在最后一天的闭营仪式上，一个美国学生和我分别发表了Student Speech。在我的演讲的最后，所有中国学生共十几个人全都上台来，一人教给观众一句中文的离别赠言。最后，在为友谊响起的掌声中，这次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圆满完成。
在那里我感到的不仅有种种新奇感，更有种种亲切感。我不仅感到了拥有国际视野的必要，更感到了维持自己民族性的重要。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抛弃我们的传统，绝不意味着文化灭绝。全球化是同质化的过程，是为了沟通无障碍，信息、技术、资源最大限度共享。但同质化不是单方向的同质化，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被“美国化”，而是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融汇，方能学贯中西。我们首先是潮流的创造者，其次才是追随者。我们可以盲目地追随，也可以影响潮流。我们不应陷入西方文化的旋涡，而应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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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接待香港和台湾的同学的时候，我更是感到了这种责任。与他们聊天的过程中，那些一脉相连的共同点，对热点问题角度不同的思考让我感触更深。
从宽容到多元化
据说我在小时候就是以“宽容”闻名于居民院和班级的。小时候所谓宽容，不外乎被人欺负不记仇，没人爱理的人我能忍，没人爱干的事我去干。我听了发小对我的这个评价后，不禁感叹这明明就是比较好欺负，没个性。一般来说，有才的人都有个性。他们不需要平易近人的性格就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反之，没才的人就必须平易近人，因为除了“性格好”，已没什么优点可供人把玩。这“才情性格论”许是谬论，但我还是乐意被人叹作“宽容”的。在我理解，宽容不只是好欺负，更是一种对所有立场、观点和思维方式的开放态度。我想我小时候所谓的“宽容”，无非就是善解人意。当别人叙说的时候，我注意倾听，并往往能理解他的立场。而现在，我倾听一切观点，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哪种声音是必须倾听的“正统”已无法辨别，我们唯有尽量多地获取信息才容易作出一个稳重的判断。就像前言所声明，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不敬神的人不知何为正统，他只有自己对每件事作出判断，并对自己的判断负责。而敬神的人只对神负责，并不对自己的判断负责；他们寻求的正是尼采所说的“一己的安眠”，以及“有助于安眠的麻醉性之道德”。只是按照神立的观念行事，并没有实质上的道德自律。
高二第一次上哲学课，当我看到课本上对哲学简单粗暴的划分（唯物、唯心）和扣帽子的说法（唯物=科学，唯心=愚昧）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提出了质疑。在很多国家，哲学课并不是这样灌输一种所谓“正确”的人生观，而是向学生介绍哲学史，把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呈献给大家，让学生在思考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能地感到，哲学是教人思考的学科，这般简单粗暴的结论，抑制学生的思考，不是教育，简直是“反教育”。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持有唯心的观点，按照课本的说法，这些哲学家简直如同白痴一般可笑。马哲的创始人卡尔？*的墓碑上铭刻着下面一段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记得初中时候的平面几何课，第一节课老师就告诉我们：“我们将要学习欧式几何。欧式几何有五大公理。这五大公理无法证明，经验告诉我们它们是对的。我们在认为它们是对的前提下展开得到欧式几何体系。当然也可以作另外的假设，建立与五大公理不同的公理，这样得到的就是非欧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