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雪瑶
跌跌撞撞的幸运儿
第一次直面惨淡的人生
回溯到记忆的开始，我已是阿婆家的常住户。阿婆家的房子很大，却经常被客人塞得满满当当的：有阿公阿婆的老战友，有楼上楼下的邻居（好多是不堪忍受我弄出来的巨大声响来提意见的），还有诸多远的近的亲戚。其中，我最为期待的客人莫过于我的表姐表哥。自从老哥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从南方考到了北京并成功领导了三个弟弟妹妹，周末就开始变得无比激动人心：浩浩荡荡的出游；说不完的笑话打不完的嘴架；背着阿婆打电脑游戏，被发现以后被一起叫过去谈话……
如果说老哥是兄弟姐妹中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小哥则是我绝对的榜样。比老哥小四岁的小哥也还是大我许多。当我还在小学面对凌乱的作业被老师发回重写的时候，小哥已经是北京绝对重点中学里实验班的学生了。
为了追随小哥的脚步，我成功地说服老妈把我转学到了中关村一小。很意外地，原本全班二十几个双百分都没我份的成绩竟然在转学后第一个期末变成了全班第二。根据当时学校的惯例，我被保送进了数学班。对当时懵懂的我来说，数学班只是个有很多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顺便可以在同学中赢取崇拜的地方。因此对于奥林匹克数学的学习，也就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像游戏一样进行着。
十岁生日那天，老哥和小哥第一次给我买了生日贺卡（当时买贺卡庆祝生日这件事在我们家被视为极大的奢侈行为），以庆祝我终于告别了没心没肺的个位数年代。半年后，我随着父母离开了阿婆家，再半年后，小学升初中的战役打响了。
拜所谓的“中小学生减负”运动所赐，电脑排位这项万恶的制度被引入了小学升初中的录取当中。所有学生，无论好学生差学生，未来的命运都寄托在区教委那台小小的计算机随机生成的分配表上。那段时间，我真是听到了太多好学生被派到三流学校而浑浑噩噩度日，而差生中彩票得以进入好初中的恐怖故事。当实力与努力无法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时候，人会陷入极度的无助；而处于这种无助状态下的人，哪怕看到一丝的可能，也会拼尽全力赢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
后来我才知道，这华山一条路正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在我六年级那一年，区里对初中招生的限制有所放松，允许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等几所在前些年被限制招生的优秀初中招收总计五百人以上的数学竞赛特长生。海淀区是个教育大区，这个区优秀学生的数量远远大于这些学校开放的名额，竞争便显得无比激烈。作为海淀区鼎鼎大名的中关村一小，也在我们六年级开始后不久开展了专门为小学升初中奥数比赛作准备的数学班。这个数学班有着其他课外活动所不可比的特权：上课时间与学校正规课程重叠，如有特殊需求，数学班上的学生亦可以随时翘掉常规课程；聘请当时海淀区奥数界最为权威的老师来给大家上课；这个班上的学生有参与海淀区其他各重点数学班及初中实验班录取的优先权。而这个数学班的学生是以五年级时数学班的学生为基础，经过层层的考试、筛选选拔而来。要想上好学校，第一关便是通过校内的选拔。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雪瑶 跌跌撞撞的幸运儿（2）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奥林匹克数学的重要。环顾四周，我身边有太多的竞争者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牺牲周末以换取在奥林匹克数学方面的造诣。从第一次考试开始，我便意识到了与周围人之间巨大的差距。我认真地做笔记、疯狂地做题、奋力地挣扎，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让我赶上与他人之间数以年计的差距。在残忍的结果公布的那一天，我怀着无比绝望的心情坐在教室里，等待末日的审判。
最后的结果响起，老师大声地念着每一个被淘汰者的名字。一个人走了，两个人走了，很多人走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奇迹般地还坐在座位上，任课老师已经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我这样想着。下课后，我满心侥幸地离开了教室，迎面碰上了我们新来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林老师。“雪瑶，我要找你谈谈，你的成绩本来不足以让你留在数学班里，”林老师开门见山地说，“是我让他们把你留下的。就我这几个月的观察，你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学生。上了数学班以后，一定要好好学，知道了吗？”我点点头，不敢置信。
林老师在中关村一小是有着相当地位的。学校在数学竞赛中取得最好成绩的同学，全部是林老师的门生。能够入得她的眼的学生，那绝对都是一等一的优秀。我到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林老师是如何从当时在班上并不十分突出的我的身上找到闪光点的，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继续努力。
而林老师为我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由于我起步较晚，信息也不是十分灵通，于是错过了报名参加“迎春杯”比赛辅导班的机会。林老师便利用自己在圈内的关系，帮我临时加入已经开始的课程当中。尽管有林老师费心的帮助，我的成绩还是没有很大的提高。望着一摞摞卷子上依然不会的一道道数学题，我心里真是焦急万分。此时，林老师对我的信任成为了我前进的最大动力。我玩命地做题，努力地消化新知识，一点一点像蜗牛爬墙一样挣扎着向上爬，为自己的梦想，也为林老师对我的期待。
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生活，我总是会不由得对当年尚幼小的自己肃然起敬。当时，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上学，除了上一天的学校的课，平均每天要上两个数学班。每天中午只给自己10分钟的吃饭时间，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做题和上课。通常晚上要到6点才能回家，用微波炉把老妈做好的套餐热一下，吃10分钟，然后便做题一直到11点半睡觉，周而复始。这是我至今“懒散”的生活当中最为刻苦的一段时光。纵使后来痛苦如高考与申请的准备，都不曾达到如此的强度。
数学班虽然课业繁重，却是我当时每天最为开心的时光。目睹自己一天天的进步，信心也在逐渐地建立。同时，我在数学班上也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我母亲也与一些同学的家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同学和家长为信息闭塞的我们提供了原来根本想象不到的机会。自此，我面前的道路变得宽阔起来。
机会多了，成功被录取的概率就提高了，可是失败的次数也水涨船高。虽说我的进步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是我所要追赶的差距还是太大了。只能接受一次次口服心服技不如人，一次次令人沮丧的失败。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冬天，我和我妈在雪片般纷飞的考卷当中，接受了一次又一次从希望到失望的洗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雪瑶 跌跌撞撞的幸运儿（3）
终于，在一个大雪的冬夜，路边的小饭馆里，我和我妈在又一次的失败面前对视无声。
“你还想继续吗？”老妈心疼地问我。
“嗯。”我回答。
在后来很多的考试作文里，我对这段细节进行了大肆渲染。在那些故事当中我口若悬河，对着面呈崇拜状的老妈作出了如诸葛孔明《出师表》般气势磅礴感人泪下的演说。其实现在我还是能够基于这个故事写出一大篇为什么坚持，以及坚持与成功之间必然联系的论文，但那些都是马后炮。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要是放弃了，那些苦不就都白受了？我不甘心。
我不懈的坚持终于让本来暗淡无光的未来出现了曙光。我的成绩逐渐从班上的垫底挤入了第二梯队的末流，又从第二梯队的尾巴混入了第二梯队的前列。试卷上对勾逐渐取代了错叉，我也可以越来越多地回答老师上课时提出的问题。在某个初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当中，据说我考到了前二十的好成绩。而我在北大附中的考试也考出了不错的成绩，得到了面试的机会。
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在结局到来之前，主角是不会轻易获得成功的。前二十的成绩并没有让我获得最后的录取，该校对三好学生的执念将我生生地拦在高墙之外。而我期待已久的“华罗庚金杯”的考试，也以考砸而告终。由于“华罗庚金杯”的考试与北大附中的面试时间重叠，我进入北大附中的可能也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宣布了死刑。在“华罗庚金杯”考试结束的第二天，我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
也许是天意吧，一个同学的家长的一通电话让我老妈一把拖下了尚在床上自怨自艾的我。原来北大附中的面试分为两天，为照顾这批去考“华罗庚金杯”的学生，北大附中允许错过面试的学生在第二天继续参加面试。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进入北大附中的校园。所有面试的学生都在当时看起来无比巨大的篮球场里排队等待分组与分配领导员。我这组的领导员是当时高一穿绿校服的一位模样十分清秀的姐姐。之后的面试进行得无比顺利，特别是一道有关不良少年的讨论题。我鬼使神差地看过一本叫做《寻找回来的世界》的书，专门讲少年劳教所的问题。而我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曾被改编成电视剧而家喻户晓。我的这点墨水给面试老师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即使当时我全然记不起那本书的情节。当我迎着附中老师的微笑离开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所学校了。
2001年5月8号，我爸在回家路上接到了一通电话。进家门的时候他几乎是跳着的：“你被北大附中录取啦！”
我哭了。很激动，很委屈，很开心！
回学校拿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并不在北京，是我妈去取的。据老妈的回忆，那一天，林老师的脸上满是笑容。
后来在初三的时候，猛然想起要回小学看老师。运用游击战的战术绕过保安找到了林老师以后，她依旧满脸笑容。我跟她汇报了两年来的成果，也说了我对考北大附中实验（1）班的担心。她对我说：“你考不上谁考得上？你就是读清华北大的料！好好学习，中考以后来看我啊！”
后来我没有悬念地考上了北大附中高中，稍微有点悬念地考上了实验（1）班。可我还是食言了，我并没有回去看林老师，因为什么我已经记不起具体的原因。高二的那个教师节我飞奔回小学，撞上了当年辅导我无数个中午的数学老师，寒暄了几句以后他告诉我，林老师退休了。
周雪瑶 跌跌撞撞的幸运儿（4）
当我离开中关村一小的那个花里胡哨的铁艺大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曾经硝烟纷飞的一切，结束了。
银杏叶下跳跃的幸福时光
刚从六年级的血雨腥风里搏杀出来，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和、安详。我背着崭新的书包，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北大附中。走上南楼壮观的楼梯，来到二层，见到了崭新的班级，宣告梦幻般的三年初中的开始。
北大附中在当今这个功利主义横行的社会可谓是个异类。秉承北大的办学理念，北大附中充分尊重每一名同学的个性与决定，承认人与人之间天生的差距，支持在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自然淘汰现象。我们老师曾经讲过一个北大附中著名的羊群理论：北大附中的老师会领着头羊向前走，后面的羊群需要紧紧跟住头羊才不会走丢，至于后面徘徊走失的羊群，我们的老师是无暇顾及的。这种教育方法对天生上进有纪律性的学生而言是十分有效的，而对广大学习主动性不强的同学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在北大附中的六年，我看到了太多天赋异禀的学生由于自制力不足而被淘汰。也许附中这样的教育方法对社会而言是负责任的，因为这种方法保证了其输出人才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状态下依然能够有良好的表现，但是当今每家只有一个孩子，有的几个家庭承受得了被淘汰的命运呢？也罢！
附中虽然对学业方面不作苛求，但是绝对向学生保证最优秀的教师资源。由于我们是“中小学减负运动”以来第一批初中学生，几乎当年最好的一批老师全部集中到了我们一个年级两个实验班加一个文艺特长班总共一百四十人这里。朱小音、刘建业、杨俊英、王铭，这一个又一个在北大附中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教师每天准时出现在我们的讲台上，在一帮不知天高地厚吵吵闹闹的小孩子面前，讲授着其他学校学生一辈子也听不到的精彩课程。很遗憾的，这些老师年事已高，随着我们初中毕业，也纷纷离开了。
附中放羊式的教育也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投身于课外活动。初二的时候，我在与朋友商量以后，决定办一个小型的班级刊物《四味书屋》。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收集到一定的稿件，再整理出一些平时或者上课时产生的笑话，再在word文档里进行简陋粗糙的排版，然后拿到门外的小文具店复印、装订，最后在初中各班发售，所赚取的利润当做稿费和销售人员的工资发放。这是不是北大附中历史上第一份班级刊物我已经不得而知，但当时这份仅有半张A4纸大小总共只有12页的微型刊物在学校里应该或多或少地引起了轰动，要不然我们的学生处主任程老师也不会在六年后和我一起填写美国大学申请表格的时候聊起当年的这份小刊物。当时她脸上满是感到有趣的神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漂亮的小刊物！”唉！在宠溺自己学生的事情上，有时候老师和家长真差不多。
附中总是给人感觉那样的不拘小节。照我们学长的话说，“北大附中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在校园里，总是能够看到老师和学生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聊天或者老师和同学一起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景象。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总是不吝惜体力，首先冲到老师的办公室谋求帮助，然后被和蔼却又有点哭笑不得的老师打发出去。对于附中的这种文化，我们初三时的班主任盛老师有着很简练的评价：“要大气。”
周雪瑶 跌跌撞撞的幸运儿（5）
每每回忆起初中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我总是想起初二运动会的那个下午。当时阳光暖暖地洒满红色的操场，我们的同学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老师坐在我们这群不像样子的小家伙中央，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想，正是附中这种自由得甚至有点散漫的文化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完成自我的认知，也是附中这种宽容到近乎无所谓的态度解除了我在后来作决定时的思想包袱。
可是，高中的我却不再有如此的幸运。高中时，我们的班主任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北大附中人。如果说北大附中多是自由派人士，那么我们的这位班主任则是毫无疑问的集权派。由于性格上、理念上的差异，高中时期我有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与班主任的无谓对抗上面。在高二时爆发的与班主任之间的冲突，直到后来毕业以后返校，还被当年并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老师提起，可见其激烈的程度。那段时间，愤怒蒙蔽了我的双眼，让我看不到外面更为广阔的天地。现在回头看看那些被挥霍掉的时光，无论是我的心智还是能力发展都陷入了危险的停滞，在本应飞速成长的年纪，我却像那被蒙着眼睛套在磨上的驴，走不出那块小天地。
高考之后，我无颜面对当年的老师，更没有胆量重返昔日给我带来无数美好还有无数痛苦回忆的校园。每天晚上，曾经的过往都会在我的梦里出现。一开始梦里我总是在那条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