āＲ话阋�0。22英寸手枪。一把0。22英寸口径的手枪不像口径大的手枪那样留下明显的弹孔。就对你耳门上打。一颗0。22英寸子弹打你的脑袋，脑袋就开了花。下次有暗杀任务，我要带你一道。”
如果真有那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作为一名特工，如果知道要发生暗杀的事，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不能宽容，当然不能参与。但是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面临那种局面。我并不总是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那儿，而这些问题又不便于打听。
如果暗杀的事即将发生，而我又在现场，我要不要冒险去制止？或许自己还遭到杀身之祸？我的看法是：如果发生暗杀，对象又是党徒，那么不论是他死还是我死总得要干，被打死的当然是他。如果暗杀的对象是老百姓，那我就得要冒着风险加以制止。
到了1977年的仲夏，他们完全接受了我，信任我。我可以自由行动。桑树街上那些常规的党徒，我大部分都认识。那里不仅有布拿诺家族的党徒，还有其他家族的成员。党徒之间相互接吻和拥抱，也同样适用于我。任何公共场所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我们多次去玛迪森街道116号的荷里得酒吧。那地方污秽不堪，我只能喝喝啤酒或苏打水。连杯子我都不想碰一下。我们还去交谊俱乐部、咖啡馆以及沙沙贝拉。我们厮混、玩金罗美，大家相互讲一些战争的传闻，纵情玩乐。
我见到了这么一些党徒：托尼·墨拉的叔叔阿尔·沃克，其真实姓名是阿尔·艾姆巴拉托；墨拉的侄子乔伊·达米科，其常用的姓名是“乔·麦克”；大威列·拉维文罗，他在哈莱姆为尼基·马伦格罗管理彩票赌博业务；乔伊·马西诺，是个虎背熊腰、大腹便便的汉子，他在家族里的位置节节高升；尼基·桑多拉，他曾干过赌注登记一行，一心想与勒菲蒂结为伙伴；还有吉利兄弟：乔和杰里。
后来我又认识了：弗兰克·菲什；鲍基；鲍比·斯玛司；路易·哈·哈；鲍比·坏心（因为他戴着起搏器）；乔·雷德，等等。
在这伙党徒中，真实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介绍自己姓什么。我认识一些党徒，他们在一起混了5到10年，可是并不知道彼此的姓。谁也不在意。介绍你的时候，只提名字或者绰号。如果你不肯说出自己的姓，谁也不会问你。这完全是一种帮规。他们的感觉是：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一个名字，你会告诉我的。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党徒姓什么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联邦调查局的鉴定。对于露面的党徒的身份，即使是个绰号，我总是要设法作一些了解。你根本无法料到：有时候在大街上什么地方，或者在别的调查工作中，谁会有可能成为重要人物。
我对勒菲蒂说，我有个女朋友在新泽西，因此有时候到我寓所找我，我不在那里，我可能到她那儿去了。有一段日子，我的女朋友多次成了他们谈话的话题。我从来不肯说她的名字，他也从来不问，其他的人也不问。
在整个1977年期间，勒菲蒂都没有告诉我他姓什么。我当然知道他的姓，但他自己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知道他是勒菲蒂和本尼；他知道我是多尼。星期日或是晚上，我常常到他家去，和他及露易斯在一起吃饭。我和他们一起看电视。我常常躺在沙发椅上睡觉。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姓什么，也不问我的姓。我们第一次旅游，在登记旅馆的时候，他问：“我怎么登记你的姓名？”因此他知道了我姓布拉斯柯。在有个地方，我不得不第一次问了他，问他姓什么。
在这一段期间，关于布拿诺家族以及其他家族组织结构情报，我时时向调查局作了报告。情报的内容更多：他们怎么开展活动，谁是谁，他们是什么头衔，黑手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情况，还有我们的隐蔽特工从来没有提供过的情报。我继续收集西西里黑手党的情报：他们正被送到境内，甘兰特和卡洛·甘比诺怎么样合谋把他们安排在东部和中西部的皮扎饼店铺搞买卖，让他们待在那里听候老板们的需要；这些“拉链”行动的人怎么受到利用贩运海洛因以及从事暗杀活动。
为了不使气氛显得紧张，我每天都跑步，在寓所大楼的健身房里锻炼举重。我不曾想到过，当时有党徒在那么做。这办法不错，别人把我看成是喜爱锻炼身体的人。星期天我大多去做弥撒。党徒们也不干这种事。
勒菲蒂对待我好像很亲近，他知道我会挣钱。我并不想表示自己有多少存款、或者干什么大买卖，因为我不想成为人们注意的目标，我想让人们把我当成一个盗贼，使他们对我有这种看法：你盗了一次，快乐过两三个星期的日子，然后再去偷。他看到我有足够的钱花，就以为我能搞大钱。他正需要大钱，因为他陷入了困境。
“我背了一屁股的债，”他对我说，“我欠了尼基16万，走到哪儿头脑都不得安宁，像有个纺车嗡嗡地转得不停。我们要设法搞点钱。”
勒菲蒂与大多数党徒不一样，他没有进过牢房。他虽然因为敲诈和盗窃多次受到过逮捕，但总是被宣告无罪。他的真正问题是：他是个堕落的赌棍。如果他一天赌赢了2，000块钱，第二天会在径赛赌注上输掉3，000块。我知道，他一天能在径赛或场外赛马赌博中输掉10，000块。如果他赌光了，哪怕只剩两个美元，也要赌两个美元。他乐意当个赌博登记经纪人，因为场外赛马赌博中，你如果赢了还要付给他们总数的百分之多少；而作为登记经纪人。你如果赢了什么也不用付，而且他们所付的投注赔率比州立赌场要高。
在赌场上我是头号笨伯。无论是双骰子赌场、赌牌，还是径赛场，我都赢不了。如果不是我干这份工作，我说什么也不会干赌博的事。可是勒菲蒂的情况更糟。他不懂赌技，也没有运气，是个典型的沉溺于赌博的赌徒。眼看着就要走上大杀手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还到佛罗里达度几天假。我们赌赛狗、赛马。对赛狗方面他懂得不多。我们输赢大概在100…300美元之间，但我们输的次数多。他对赛马也不怎么懂，我们也得不到比赛的内部消息。这种赌博他总是吃亏。
有一次，我们在佛罗里达的东南部城市海厄利亚，赌“六选胜”。前面五次比赛我们下注几千美元，每次都赌赢了。第六次如果我们选得对，可以赌赢30，000美元。因此，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我们估计：还是选心爱的那匹马可靠些。哪儿知道那匹马输了，我们也搭掉了30，000美元。
他这么说：“最后一轮，我们押了常胜的那匹马，妈的它输掉了。另外那一匹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尖。本来30，000块钱都可以赢到手了。”
“啊，也只是损失了几千块钱，”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多尼。问题是我们差点就到手了！”
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一再延误下来使他得不到机会成为入盟党徒。他对我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他还不是入盟党徒，那是因为他没有还清赌博所欠的债务。他还清了一部分，因此，在我和他见面不久，即1977年夏天，他入了盟。
可是现在他又欠了大量的债，这就意味着：他在赌注登记业务或别的业务中所得到的任何收入，马伦格罗都要从他的总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抵债。勒菲蒂除了隐瞒的部分以外他就一无所获了。赌博的本质就是：个个到后来都说自己破产，因此你无法说得清，勒菲蒂究竟是不是破了产。
我出手的钱数充足，使得勒菲蒂相信我会搞钱，而且还暗示他可以取得进展。我们如果在一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可以共同发财。
对我在党徒中间的前程，他给我以鼓励。
“事情明摆着，多尼，你不管别人的事，自己会搞钱，不惹麻烦，不生事端，不侮辱别人，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入盟党徒。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可能下达要你杀人的任务，要你去把某个人干掉。这你不再担心。我对你已经说过，我会教你怎么下手。你有这个素质，多尼。你把握了自己，不管闲事，与人相处得很好。我要建议接收你作为家族的成员。”
勒菲蒂说：“跟我来，我们到沙贝拉旅馆去。”
这是7月份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到了沙沙贝拉旅馆，但是没有进去。人行道上还有五六个党徒站在那里，我认识他们，都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我们和其他这些党徒都站在人行道上。
我问勒菲蒂：“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儿？”
“我们站在这儿警戒，确保那个老家伙别出什么事。他就在里面。”
所谓老家伙就是卡明·甘兰特，布拿诺家族的老板。他刚刚出了牢房。我朝旅馆的窗户里看一看，只见他坐在专供大人物用的餐桌旁。他长着鹰钩鼻，几乎秃了顶，嘴里叼了一根大雪茄。沙贝拉和另外几个人坐在他的左右。
“有什么大买卖吗？”我问，“他有什么事？”
“是有事，”他说，“有许多事你不知道，多尼。这些事我又不能乱说。”
“那我们怎么不可以进去，确保他别出事，我们至少还有个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听我说。有时候你什么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气垫’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围。你甚至于连话都不能跟这个家伙说。要跟他说话，你得通过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说话的人才行。旅馆里除了那几个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进去，就是这样。”
“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就不进去了。”
“多尼，这个家伙多么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继续说，“‘气垫’这混帐真不是东西，是个暴君。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不用再往下说了。许多人恨他。大家觉得，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一个人赚钱。他接近的就那么几个人。主要是拉链行动的那些人，像凯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兰俱乐部周围一些人。那帮家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这些人从西西里弄过来，利用他们干各式各样的事，搞那些毒品买卖。那帮家伙跟他一样卑鄙。拉链行动那帮人不能信赖，除了那个老家伙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老家伙相信他们，那是因为是他把他们带到了这儿来，他能控制他们。其他人都得和他们隔得远远的。许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这才要我们到这儿来。”
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贝拉这儿来，在外面站岗放哨，好让卡明·甘兰特在里面开会。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里很紧张。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卫人员衬衣里的腰带上都带着枪。他注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注视街对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于被这帮党徒所信赖，站在桑树街的人行道上，担惊受怕，还要为布拿诺家族的落魄丧魂的老板站岗放哨呢。
每隔几天，我就给联络特工打个电话。纽约办事处里专门安置了一部电话，专拨给我作联络之用。接话的是我的联络特工。我向他报告目前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情况。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行动，他要我了解一下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情况，有些什么人，讨论了什么事。如果我需要查询什么，比如问姓名或某个党徒的情况，他就认真为我办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或者以后对作证可能有用的情报，他都打印下来，归入我们称为的“302”档案。有时候，联络特工还带几份报告来让我签字。
根据我的情况，我每个月有一两次和联络特工见见面，取我的生活费和活动费。我们见面时间很短暂，只不过几分钟时间。我们常常见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馆——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都市博物馆。我们只是在那里随便浏览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钱递给了我。有时候我们在中央公园，同坐在一条凳子上。有时候在咖啡馆相会。
这时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隐蔽工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联邦调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阳苹果”计划中在佛罗里达的“太阳”那一部分工作，这完全是因为乔·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点收效。
我的督学员有时候问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时期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还想继续干。
有新的情况需要考虑。现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诺家族成员相处得很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带开展了其他一些隐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为党徒的新的身份为有些隐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来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担保，证明他们是“像样的”党徒，而其他行动打击目标中的党徒可以问我来查核，因为我是勒菲蒂在纽约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纽约市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厮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而继续保持和勒菲蒂的伙伴关系，那我和其他隐蔽特工行动的联系就方便得多，因为我出城无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许，也无需每一步行动都得向他报告，受他的盘问。而且我还可以设想，把勒菲蒂带进其他的隐蔽行动之中，带他引见，希望他有可能闯进去，与布拿诺家族成员建立联系，组织非法的阴谋集团。
我还可以经常回到纽约，一次待两三个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联系，保持伙伴关系。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关于家庭的保护问题我先前考虑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两个星期可以回到新泽西的家里，待上一个夜晚。我始终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行踪。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渐渐有所考虑：如果我打入黑手党里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终还得要搬走。因为万一出了一点儿差错对我的家就会是一场灾难。我知道有警察在保护我，因为我时刻有他们在跟踪。有三四次，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却把我叫住，对我进行搜查。如果我有时不能甩掉尾巴，而他们一直跟踪到我家里怎么办？要么，如果是勒菲蒂或别的党徒决定跟踪我又怎么办？
是该到搬家的时候了，搬了家就不会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要么也可以把我调到另一个地带去工作，我们不妨把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考虑。
整个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与我的督学员在一起反复讨论。他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总部。这本来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我们决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对于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们已经搬了四次家。不过，我的女儿们已经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龄，这对她们来说还比较重要。我们在新泽西还有亲属。早先我因工作调到纽约办事处搬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曾以为我们会一直住下来。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觉得搬家还是必要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因为我并没有说这还有选择的余地。我的工作调动频繁，她们不知道我在黑手党里究竟隐蔽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为了她们的安全。
联邦调查局当时在这一地区有52个办事处。他们提出了5个地方让我们挑选一个住处。至于我的工作关系那几个地方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还隶属于纽约方面，再说我还要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到处跑。我和妻子选择了一个地点。
圣诞节的除夕，我设法赶回到家里，虽然到家很晚。节日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到了1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