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欢孙尼，”我说，“我对孙尼的这种感情也不会改变的。”
“他告诉我，他去参加新泽西的会议，就说这么一句。我发现，他在动身参加会议前，把所有的珠宝、寓所的钥匙以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酒吧招待查利。他只带了汽车的钥匙。”
我说：“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是啊。可是我会不会有问题，你知道吗？”
“不会，我能肯定，你不会有问题。你用不着担心什么，谁也不会去和你过不去。你就只顾过你的日子，和那一帮人不要再有什么来往。”
谈话快结束时，她说她心里感到好受些，知道孙尼不会再回来。对我们的交谈觉得挺高兴。
“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对她说。
我们估计，由于我的关系，孙尼、勒菲蒂和托尼·墨拉已成了最明显的暗杀目标。党徒要干掉墨拉，这是因为是他第一个把我带进了小意大利区，是我和第一个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出没，还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个告密者。我们的情报表明，他们以为：他在会谈中对我的斗争完全是一场戏，他和我实际上是联合在一起为联邦调查局干事，好让我更进一步深入到党徒内部。勒菲蒂和孙尼成了明显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共事。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唯一要采取暗杀行动的对象是勒菲蒂。他是我们唯一能保护的对象，使他免遭他自己人的杀害。8月30日，星期天，正当勒菲蒂从寓所大楼出来的时候，特工抓住了他。
墨拉一直到1982年3月才被暗杀。在布拿诺家族顾问斯蒂夫·坎农所住的大楼外面，在摩尔大街的北面和西面的拐角停车场那里，人们发现墨拉的尸体躺在他的车上。有人对他头上开了4枪，当时他的口袋里有6，700美元。
1982年8月2日，我开始为美方对多米尼克·拿波尼塔诺等人起诉的诈骗案中作证。审案地点在南区联邦法院的318号房间。
1982年8月12日，斯塔藤岛的海港一带，靠近南大街的一条小溪里，人们发现了一只医院尸袋，里面装着一具严重腐烂了的尸体。本来尸体已埋在地下，最近的一场大雨把泥土冲走，尸袋露了出来。死者被枪打死，手被剁断——这表明是黑手党的谋杀行为，也特别表明死者损害了党徒的安全。
勒菲蒂、尼基·桑多拉、菲什·拉比托先生、布茨·托玛苏罗以及其他党徒判刑的前5天，即11月10日，经过牙科档案验证，那正是孙尼·布拉克的尸体。
我感到遗憾，因为那是孙尼的尸体；我又感到高兴，因为那毕竟不是我。
尾声
1981年，我脱离了隐蔽工作，当时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没有什么“回老家”聚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实际上，由于死亡的威胁以及歹徒对我的谋杀计划，我的家庭在我脱离隐蔽工作以后担惊受怕的程度比我隐蔽工作期间还要严重。我立即着手准备许多案件审判工作，并且为这些审判作证，时间长达6年。
我虽然随时应召去法庭作证，但是在1986年我就退出了我服务过17年的联邦调查局，开始写这本书。我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我和全家再次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除了涉及联邦调查局事务和写本书以外，我不使用皮斯托尼这个姓。和家庭在一起时，我用的是他们所用的姓名。除了法庭作证和家人在一起以外，我到任何地方干任何事，都用其他姓名。
到了48岁，我改了姓名，过着一种新的生活。除了亲密朋友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外，谁也不会知道我作为乔·皮斯托尼和多尼·布拉斯柯所过的生活。
往后想一想，我会不会再一次干隐蔽工作呢？从职业上说，会的，在我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任何疑虑；作为个人来说，情况就两样了。我失去了10年的正常家庭生活，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值得。但是有一点我确信无疑；一旦我再干这样的工作，我还得认认真真地干好。
本书中部分主要人物的结局情况：
“鲍尔达塞尔·鲍尔多·阿迈托”：纽约，“皮扎饼联络一案”中罪犯，听候审判；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13年；堪萨斯市，罪犯，判刑10年；
约的·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约瑟夫·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凯撒·帮万特：1984年被谋杀；
“斯特法诺·斯蒂夫·比夫·坎农”：1985年死亡；
“詹姆斯·福特·李·吉米·卡巴梭”：在本案中他没有受到指控；
鲍比·卡巴奇诺：失踪，据知情者报告，被暗杀；
“保罗·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1985年被谋杀；
萨尔瓦多·卡塔拉诺；纽约，“皮扎饼联络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约翰·布比·塞拉萨尼”：在纽约被宣告无罪；在坦帕服罪，判刑5年；
杰里·吉利：纽约，罪犯，受指控诈骗，1987年释放；
乔·吉利：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指控；
“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罗尔”：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乔伊·达米科：纽约，服伪证罪，1987年；
阿尼艾罗·戴拉克罗斯：1985年死亡；
阿蒙德·戴拉克罗斯：纽约，罪犯，没有出席审判，逃亡者；
史蒂夫·迪沙弗：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约瑟夫·唐纳韦：佛罗里达，罪犯，1983年自杀；
“萨利·喷特格拉斯·多塔维尔”：纽约，罪犯，1987年；
“阿尔·阿尔·沃克·艾姆巴拉托”：本案中未受指控；
“詹姆斯·吉米·莱格斯·艾匹斯科比亚”：纽约，罪犯，1983年判刑5年；
卡明·甘兰特；纽约，1979年被杀；
“萨尔瓦多·萨利·弗努茨·法努吉亚”：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指控；
“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纽约，1981年自杀；
吉利·格里卡：布鲁克林，1980年被谋杀；
班尼·胡西克。坦帕，服罪，判刑3年；
“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纽约，1981年被谋杀；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亨拿诺·杰里·朗·朗格拉”：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约瑟夫·马西诺：纽约，罪犯，判刑10年；
尼古拉斯·马伦格罗：纽约，罪犯，判刑10年；
史蒂夫·玛鲁卡：关几期牢房，本案中没有被指控；
安托尼·墨拉：纽约，1982年被谋杀；
“多米尼克·孙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诺”：纽约，1981年被谋杀；
“查利·查利·摩斯·巴拿瑞拉”；近10年被判关在各地监狱，保释；
“阿尔奉斯·阿里·鲍伊·帕希科”：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乔·普玛：1985年死亡；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纽约，罪犯，判刑8年；
“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纽约，罪犯，判刑12年；
“本杰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密尔沃克、坦帕、纽约，罪犯，判刑20年；
迈克·沙贝拉：密尔沃克，宣告无罪；
“安托尼·法特·托尼·萨莱诺”：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尼古拉斯·桑多拉：纽约，罪犯，判刑20年；
汤米·斯巴诺：1984年被谋杀；
“安托尼奥·布茨·托玛苏罗”：纽约，罪犯，在上诉过程中罪行推翻；
桑多·特拉弗坎特：佛罗里达，罪犯，1987年死亡；
“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纽约，1981年被谋杀；
米奇·扎法拉诺：1980年死亡。
最新消息
1988年7月
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本书以精装本问世以来，《时代》周刊、《人民》杂志以及《美国晨安》报等都派记者采访了我和妻子蓓基。在拉里·金和杰拉尔多·瑞伏拉主持的电视节目里，我们还和观众见了面。
这些新闻记者、摄制场观众以及打电话来的人们特别想知道我的破案工作对黑手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年来的隐蔽工作对皮斯托尼家庭有什么影响；我还会不会再干那样的工作等等。
我的破案工作，使黑手党在接纳新成员的规章方面有了一些改变。党徒们在重整旧的规章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在发展新成员时必须“刺刀见红”，或者说，他要亲手杀掉某个人以后才可以成为入盟党徒。因为特工混进来作为歹徒，他是决不会干谋杀的事的。
另外，提名发展成员一定要有两名黑手党党徒担保，这样，责任由原来一名老练党徒改为两名共同负责。他们要对新发展的成员有所熟悉，即使不是孩提时代就了解，至少也要相识15到20年。
与此同时，由于外界、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压力越来越大，党徒的上层人士现在倒戈成了知情告密者人数越来越多，超过黑手党以往历史的任何时期。
由于以上情况，再加上我们审判的罪犯有一百多人，这很自然地使黑手党的领导集团发生了问题。这么多上层党徒失去领导作用，因此每个家族里以及家族之间普遍存在着不信任感，笼罩着疲惫情绪。我很高兴地说，党徒的领导集团，其问题正是在此。
黑手党的价值正在降低，我加速了这种降低的进程。
老一代的党徒，他们具有旧时代的价值观念。认为一个党徒无论干什么，你是为了你的同伙，一直干下去，最终是为了组织的利益。这些老党徒现在死的死，坐牢的坐牢。
还有，他们在哀叹：“我们的事业”到了年轻一代人手里正变成“我的事业”。
新的黑手党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在美国生长的，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并不像老一代老练党徒那样有强烈的骨肉情和“家庭”的荣誉感。黑手党组织的美国化，再加上法律制裁和破案工作的双重打击，使黑手党的力量正受到分化瓦解。
还有一种情况使黑手党的力量逐渐削弱：在一个大型团体里，黑手党的亚文化群的特殊模式，使他们正面临毒品侵袭的问题。
黑手党组织贩卖麻醉毒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规模买卖活动的确只在某些家族的某些人中间进行，但是每个成员都试图干毒品交易，因为那是有利可图的事。在老一辈的党徒中却很少有人吸毒。
现在，尽管黑手党长期有着未成文的规定不许吸毒，可是年轻的党徒许多人吸毒，主要是可卡因。
想一想这样的情景：如果你用了可卡因，那你在生活中每次吸的量决不是一克或两克，一旦你上了瘾，那你就会成为盗贼，尽管可能是个很蹩脚的盗贼，来维持你的习性。再想一想买进卖出的情景吧。你掌握了大量的毒品，你自己已经以盗贼为生。一个黑手党可卡因吸毒成瘾的人，最终完全有可能把别人卷进这个圈子，从事这样的交易，而导致亡命。如果你的寿命长，你会使自己疯狂的。
内幕就是这样。“我这一代”的黑手党党徒们就像一群孩子待在可卡因店铺里，抢可卡因糖果吃。
我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的时候，99％的观众似乎非常赞成联邦调查局的做法，有人甚至说我是美国的英雄。对我来说，我很难想象自己是个英雄——那仅仅是工作任务，我完成了任务。
人们还想知道；由于我是美国籍的意大利人，我是否感到清除黑手党是我的使命。
我执行破案任务并不是代表正直的美籍意大利人，我不是个异族的警察。黑手党对于我个人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我会接受任何隐蔽工作，完成联邦调查局所反对的任何组织。
对于工作的结果，我还是感到自豪的。
许多美籍意大利人对我说，他们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有勇气执行了这样的任务，同时，我向全民族表明了；并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支持黑手党。
有些人甚至还说：他们根本就不曾认识到黑手党是可以战胜的。许多人以为：像黑手党这样的组织，连法律手段对它都显得无可奈何。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政府进行了干预，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所谓黑手党的神秘破了产。
现在人们认识到：黑手党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人们还能清楚地看到：黑手党不仅蹂躏其他人，同样也对意大利人下手。
至少我认为：我帮助人们消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像《教父》那一类的电影里所表现的黑手党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黑手党的形象并不相象。在实际生活中，黑手党过的是重复不止的老一套日子。他们的谈话已麻木不仁：“今天我们要出门偷些什么？我们打算怎么偷到手啊？”
另一方面，有人还问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别的意大利人，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我倒并不那么看问题。我搜查过一伙人，他们都是在搞一些非法活动。
看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用异族的观点去看待他人。破案工作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明白，无论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我并不是要把属于黑手党或接近黑手党的人改造过来；无论我是否在那儿，我所接近的人都会撒谎、偷盗、欺骗和搞暗杀。我的目的是为以后的起诉搜集证据。我不是在搞社会工作。
在破案工作中，联邦调查局还作出了决定给勒菲蒂钱。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隐蔽特工坎特和罗西给了勒菲蒂大约40，000美元，因为他们都被当作“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他们给他钱，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老练党徒为他们服务，在别的家族企图干涉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能得到布拿诺家族的确切保护。
这笔投资完全值得，这有许多理由。给了勒菲蒂钱，坎特和罗西就可以使他确信：他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干，他相信他们是歹徒。
联邦调查局因此而获得了所有党徒家族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我们甚至成了纽约、密尔沃克和坦帕的三个家族的“合作伙伴”。这些情报在法庭上都成了证据。
断断续续给勒菲蒂一些钱，我们的破案工作比常规情况要少花许多时间，或许要少花好几年。而那种常规工作还不一定能获得起诉的罪证。
在黑手党里生活了6年，并没有改变我做人的价值。如果问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长的隐蔽工作，也完全没有改变我外表上的举止言谈。摆脱在破案工作期间所表现的一些习俗或举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保留了一些老练党徒的架子。
老练党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某个饭店，只报了一下名字。店主人总是说：“抱歉，我们没有那个人的位置。”老练党徒虎视眈眈地说：“没有位置，什么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干过几回那样的事。我从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摇头……但是我都干成功了。
有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下遇到矛盾就后退。但是，在老练党徒的世界里，没有后退可言，对于招待员、售货员或其他人都不会后退。他们对自己不会说“算了吧”，而是勃然动怒。这并不是欺负别人，至少不是有意动武。
可是我弟弟见我那么干，他会说：“乔，你又不是和老练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当你觉得自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