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购买的。这样的事我干过好几次。这么做的意图是：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谁也不知道东西要流通到什么地方。正如我干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样。这样做可能会受到内部批评，但是我不能不作出决定，保证自己安全和行动的步伐。我干的任何事都不是捷径，因为那样会有损工作。
维尼说，他和伙伴正要做一笔“褪色增辉”牌牛仔裤的买卖。有个买主已同意以125，000美元成交。他说：“货共有125，000条，一条裤子只卖1美元。”
3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对我说，他还想要15只手表，我以总共300美元的价卖给了他。我还卖了一些蓝色珠宝。卖给他的项链和手镯共有150美元。
我问：“牛仔裤脱手了吗？”
“销了一部分。买主取走了，还做了其他几笔买卖。因此，只销了一部分，你知道就那么回事。”
这几笔小买卖使得吉里店铺的一伙人以及他们所交往的人都接受了我。吉里自己也开始和我谈买卖，第一件是一件白色貂皮大衣。大衣的一部分是头天晚上夜贼盗窃的。吉里对我说：“要值11，000美元，如果你要只需给2，500美元。”
我没有接收，我对他说我干不了。
买任何贵重东西，如果不清楚来历，最终就找不到失主，这种买卖毫无意义。如果你不能找到物主，你在法庭上什么也证明不了。吉里并没有告诉我大衣来自何处，而这样的东西你又不便问人家从哪儿弄到手的。除非他有很多，比方说吧，有七八件，那你倒不妨说：“啊呀，你哪儿弄了这一大笔买卖？”
在这点上，如果我要干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任感，如同我于香料的买卖一样。但是，我没有必要拿2，500美元换取那种信任。
店铺的一伙人每天不是拖一批货进来，就是在谈论货物的行情。买卖并不总能够讨价还价。尽管有意向中的买主，如果他嫌价格太高，这并不意味着卖主会降价。货物价格高，可能说明卖主还要给别人分利。无论你从谁那里买，卖主的要价总要在原来的价格上高一点。因此，他们实际上不会降价。任何交易都不是死的，总是不停地买卖流通。
盗贼汤米是个肥头大耳的恶棍，大概50几岁。他带来一箱子成的碎杏仁，这东西是制冰淇淋的材料。他对吉里说，他的地窖里还有58箱，是从长岛市的布里尔冰淇淋厂偷来的。他有一份其他货物的清单，说这些东西他能弄到，可可、干奶等等，都是布里尔冰淇淋厂的。“我们和厂里的一个伙计建立了联系，他是焙烧工，”汤米说，“我们还有一个治安卫兵，下星期我们进厂时，他在值班。这笔货物要值10万美元。”
吉里决定采取行动。他租了3辆22英尺长的卡车去运货，存在车库里，等周末以后移交给买主。他们把一卡车可可运到了俱乐部，车子就停在大街上，我帮着卸货。在那个里弄里，艾萨格店铺买卖业务谁去说三道四？两天以后，这批货卖给了杨克斯市的一个买主。
一天晚上，桂多带了一班人马去偷一家仓库，要抢劫4，300套男式服装。他们已物色好了一个伙计在外面放风。进了仓库以后，有人拉了无声警报。主人赶到了仓库。担任放风的伙计吓得跑走了，但却没有通知里面的盗贼。那一伙人听到了主人赶到仓库就设法逃跑了。
第二天，桂多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吉里，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罚那个放风的伙计。惩罚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这要看头头是谁，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如果吉里真的感到气愤，他们可能对那个伙计以严厉的惩罚。
吉里决定下一个晚上再去一趟。对于放风的伙计他只是说：“这次进去我不想叫那个狗杂种跟你们一道。以后别再叫他了。”
他们再次进了仓库。他们没有偷到全部4，000套，大约偷到了一半。
我一直密切注意寻找突破口，找到大主顾，即吉里一伙的大买主。可是，每当我提出：我也可以联系几笔买卖，他们就这么说：“把货交给我们吧，我们给你脱手，别担心。”如果我对他们说，我即将有一大笔货，他们就会说：“嘿，你弄到了许多货啊，我们帮你脱手。”他们不打算放出大主顾。
我要想和大主顾打上交道，一时还找不到可使他们接受的理由，除非我能弄到大批赃货出售。
我不把自己的时间全部耗在布鲁克林，还时时注意到其他的目标。我和科隆坡家族成员逛曼哈顿夜总会的时候，碰到了托尼·墨拉。那是在一个叫伊格尔的迪斯科舞厅里有人把我向他作了介绍。这家舞厅后来改为西西里舞厅，位于五十四街道上。
我知道托尼·墨拉是什么人。他是布拿诺罪恶家族的成员。他因为走私麻醉品或其他犯罪活动坐了大约18年的牢房，出狱才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我知道，凡能搞钱的任何违法事他都参与；赌博、毒品、诈骗以及“经营合股”的那种保嫖。我知道，他与职业刺客有暗杀协议，已经干过可能有25次。他卑鄙凶狠，联系广泛，认识这样的人对我有利。
我和布鲁克林的一伙人继续混在一起，同时也和墨拉结伴。通过墨拉我认识了一个有用的盗贼。我需要更多一些有说服力的赃物拿给吉里一伙人。这个盗贼有很多工业钻石。我决定用这些钻石来作一次试探。我问盗贼能不能拿几颗托卖样品，看看我能否“中转”，就是为卖方和买方当个中间人。他表示同意，给了我10颗。
出售这样的盗物不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批准。我也不想为此而同任何人去争辩。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值得一试。
我所获得的钻石在市面上要值大约75，000美元。我并不真的想卖给吉里一伙，只想向他们表明我有多大能耐。我认为价格要比市面上高一些，从而减少买方的兴趣，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因为那会使人感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以为我不懂得买卖。
我把一袋钻石带到了店铺里，拿出来给吉里及其一伙人看一看。
“我在机场那边搞到了一批货，”我说，“那里面有我一个兄弟。我要给他分利。在卡纳尔街道上我已经有了买主。但是，如果你们能出手，我还是给你们。这笔交易我总共只要10万美元，我得7万5，我那位兄弟得2万5。”
吉里说：“10万，太高了一点。”
这个要价迫使他们在转手再卖时要价达15万到20万美元。
“咳，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说。“我那位内部兄弟促成了事，他要2万5，卡纳尔街道上的伙计愿意给我10万。我还是想给你们转手，因为我和你们兄弟是自家人。我要7万5。如果你们卖的钱超过10万，多余的全归你们。”
吉里说让他等两天和一个在城外的伙计商量一下。我表示同意了。他商量以后对我说：“他愿意转手，价格是7万5。”
“吉里，这我就不能干了。那我只能得到5万，划不来。我还是给卡纳尔街上的那个买主吧。”
“那好吧。”他说。
吉里心里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干出名堂，弄到了钻石。而且买卖达20万美元，没有警察过问，这就向他们显示了我谈话的分量。如果吉里和那人商量以后提出比方说125，000美元，那我就不能不答应，我应该守信用，把钻石交给他们转卖。我捞到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提高了我的威信，使我平地而起。
我第一次遇到吉里，他还不是入盟党徒，他一伙人中都不是。他对我说过，他在布鲁克林长大，一辈子都在偷窃。做梦都想成为入盟党徒，成为科隆坡家族真正的一个成员。
5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俱乐部，只见吉里衣冠楚楚：细条子西服，黑领带，全身穿戴整齐。如果外出溜达，他一般不是这样服饰。他好像有点激动，走路趾高气扬。但样子也有点紧张。
我进去时他正要往外走。“吉里，”我招呼着，“你这一身时装要到哪儿去？”
“是要去个地方，”他说，“我待会儿告诉你，等我回来再说吧。”
他走了以后，我问维尼：“那家伙要干什么？”
维尼说：“今天他要授徽章，要入盟。”
我们整天都在等吉里。他回来时简直欣喜若狂，高做得像只孔雀。他说：“能够入盟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事。我从孩子那时候起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或许你们有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最高的荣誉啊！”
“嘿，恭喜你呀！”我说，“谁给你授勋？”
“查利·摩斯。”
查利·摩斯就要成为他的副官。“查利·摩斯·巴拿瑞拉”对执法部门来说家喻户晓。他是卑鄙的家伙，是歹徒内部维护黑纪律的执法杀手，是个高层次的副官。吉里现在要成为查利·摩斯人马当中的一员，他高傲得不能再高傲了。
当天晚上，大家一起举行宴会为他庆祝。不过，现在个个对他更加尊敬，因为他已入了盟。
能够成为入盟党徒，对于一个意大利小痞子来说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极大满足。一个入盟党徒受到保护、受到尊重。你得是个意大利人，要有所有头头和副官提名、表决一致通过，还要进行秘密仪式，你才可以成为黑手党家族的成贝。然后你才可以入盟，成为坚定的老练的党徒。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黑手党任何别的家族，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都不得侵犯入盟党徒的范围，任何人都不能触犯他。黑手党里一个家族保护其成员及其事业。你对黑手党家族要有至诚的忠心，你处的地位高于外界的“市民”，你就像皇室的成员。在像吉里这样的里弄团体里，谁也不能像入盟党徒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一个入盟党徒也许不为人所喜欢，甚至可能遭到痛恨，但是他永远受到尊敬。在黑手党家族的支持下，他有充分的权威和充分的权力。
有个星期五，吉里兴高采烈，因为他要为周末搞一项大的行动。他在卡车队里有个伙计，此人要给他3辆卡车的钥匙。车上装的是毛货及皮甲克。同样还是这个伙计，要使车上的巴布警报系统失效。
到了星期一早上，吉里对大伙儿大发雷霆。头天星期天晚上，他们到了卡车车场，已经打开了两辆车的车门。正当开第三辆车门的时候，突然警报拉响了。大伙儿慌慌张张逃出了现场，一无所获。
这么一次大的行动，眼看货物就要到手，就因为有人出了差错而失去了机会，这使大伙儿气急败坏，像疯了似的。也使他们感到很扫兴。对这些货物下手，吉里事先得征求同意。像这么大的一个行动，而你又是级别比较低的入盟党徒，是个普通兵丁，你得要获得上面的允许，确保不至于落入他人的圈套，还要让上面头头注意到：要收到一些钱。
为了获得许可，吉里找到了副官查利·摩斯。
你无论干什么，总得要让首领知道。因此，你去对他报告，说你要干一笔大交易。如果你不事先报告而让他知道了，或者你行动以后再向他报告，首领可能会有想法：他们实际所得比他们口头上说的要多，因此他们没有当面向我报告。
由于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彼此之间都在耍点子，勾心斗角。你去副官那儿告诉他，你要搞一批价值10万美元的货物。通常你要和副官对半分成。因此，你一旦弄到手，你就得给他50％。副官又要向上交一点，比方交10％给老板。
副官像任何人一样，贪得无厌。每个副官都给自己一帮人订下规矩。规矩他想怎么订就怎么订。一个副官或许可以说：“我要60％，不是50％。”因为他想留50％，另外10％交给他上面的老板。他不是从自己的分成里面上交10％，而是从你那里取。有的副官还要求：他的成员每个人在每周都要向他们交一定数量的钱，比如交200美元，这就像交租金一样。这样就保证他们有钱花，另外再加上打劫所得的百分比提成。
这种勾心斗角的把戏谁都会，目的是自己得的钱尽可能多，给别人的钱尽可能少，不管规矩是怎么订，他们总是要搞欺骗手段。他们心里有数：大伙儿出去抢劫，谁肯把自己抢到的一半送给一个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人？
因此，在钱的问题上，谁也不肯对谁讲真话。如果你做了一笔100，000美元的买卖，你对副官报告时可能说80，000美元，这完全正常。大家也都是这么办理。所以谁对谁都谈不上完全信任。
后来，我的地位有了提高，成了一个联络党徒，我每次也要把我抢劫弄到的钱分给管辖我的兵丁，兵丁转而交一部分给他的副官，兵丁这么做可以向副官表明两件事：兵丁在外面挣钱；他一片忠心，把钱交公了。副官也照此办理。他把一部分钱送给大老板和二老板，保持他们对他的好感。
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你在那些党徒里干事，每抢劫一次，你就要懂得：你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一点给别人，把你得的钱丢掉一部分。任何人都耍点小计谋留下一部分钱。只有这么做你才不会遭到暗算。
问题是，这一整套计谋具有危险性。如果一旦你被查出来，你很可能遭到殴打——被杀害。图谋从同伙、副官和老板那里在钱上打埋伏，这是一种严重违纪，因为这是以极其贪婪的原则为基础的一伙买卖。如果你被抓住，就会问你：你瞒报了多少？你对谁瞒报的？有些副官和老板，就因为你扣住5，000美元而把你痛打一顿。你一定要记住，对于这一伙人，不论钱多钱少都事关重大。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瞒报，或者有必要让其他人得到教训，或者你的副官或老板纯粹要敲敲你，哪怕你就扣留了200美元也可能挨痛打。
因此，对自己家族里瞒报钱数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打也屡见不鲜。对吉里这一伙人殴打一顿，完全是无所谓的事。他们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只不过是下属而已。
眼下，吉里及其同伙要对毛货及皮甲克抢劫的行动，吉里事先已经得到查利·摩斯的允许。接着，吉里又要去他那里报告，说抢劫没有成功。谁也不想处在这样的局面向自己的副官报告这样的消息，这是因为：第一，查利·摩斯一心指望能得到一笔钱，结果落了空，他会沮丧；第二，查利·摩斯显然看出来，像吉里手下这一帮人都是不中用的混蛋。
在星期一这个特别的早上，吉里一肚子的不高兴，其原因也正是在此。
查利·摩斯敲诈手下一伙人。吉里这一伙人对此常常抱怨。他们对查利·摩斯表示不满。牢骚满腹。他们抱怨说：他不发话，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干；每次捞到的钱，他拿的太多。大家一致认为；以后每次给他的钱要减少。
有一天，桂多在店铺里对我说：“那个狗娘养的东西干的什么好事，不管什么时候，谁要是捞到点儿，谁就得把钱交给他，然后由他来分配。既然他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信任他。去他妈的蛋。我们弄到10万，就对他说是75，000。扣掉一些不报，那个混蛋怎么知道啊？”
吉里说：“你们最好别跟那小子胡说。你这么胡说是想送我们大家的命。”
查利可能有某种方式了解到瞒报的数字，那就是可能有告密者，叛徒。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很小。这一伙人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一次当叛徒，永远是叛徒。因此，如果有叛徒向查利·摩斯告密，即使对副官有利，查利也会在心里琢磨：“他告密的这些人是他自己的一伙人，他们天天在一起，都是自己人。如果他能告密他们，我怎么知道：如果他有一天被捕坐牢，他不会向警察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