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大汉国建安十三年是西元208年。因为一场战争的出现，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非比寻常。实质上这一年从元月到腊月都迷失在浓郁的硝烟之中。春，曹操作玄武湖练水军，孙权征讨刘表部将黄祖，屠江夏。夏，曹操成为丞相。秋，曹操大军南下，兵不血刃得荆州，刘备东逃至夏口，与孙权形成联盟。冬，曹操与孙刘联盟会战于赤壁，曹操兵败北归，天下局势彻底改变。
2009年的1月26日，中国的农历纪元迎来新的一年，若以农历计算，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可看作是赤壁之战的1800年纪念月。就在1800年前的这个冬天，在赤壁，一个至今还存在归属地争议的地方，一场战争，一场至今仍存在规模性争议的战争，以其无法替代的意义被记录在了历史之上，以其无法替代的戏剧性被描绘在小说上，流传至今。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尽管杜牧接下来的两句诗为后世小说家大开想象之门，但无疑，这前两句业已成为后人对这段历史沉思的心灵写照。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考古发掘的见证者，更多人摊在手上的不是折戟那样的文物，而是镌刻在青史上的字迹，但其意义是相通的。
追古怀今，是历来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灵之旅；鉴古知今，也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行为范式。那么一千八百年前的冬天，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缘起何处？哪些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人物又将走向何方？他们又凭什么能在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吴宇森的电影《赤壁》以其华丽的视听效果为我们营造了历史与艺术交合的拟态环境，然而电影的时空界限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尘封的流变需要以静坐品茗的心态细数端详。
谨以此文，纪念赤壁之战一千八百周年，兼怀三国众英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赤壁在哪里
赤壁的地理位置至今仍是学界争议的一个焦点，此处不再列举不同观点。一个较多人认同的观点认为，由于苏东坡前后《赤壁赋》的误导，中国文化记忆中出现了“文赤壁”和“武赤壁”之分。“文赤壁”在今湖北省黄冈市，因苏轼撰文作诗怀古而得名；“武赤壁”在今湖北省赤壁市，因赤壁之战而得名。那么问题在于，苏东坡又何以将赤壁的位置搞错呢？
赤壁之战只打了一次，必然只存在一个赤壁。出现不同赤壁的说法，正确的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苏轼不是考据癖，他所以把赤壁位置搞错，说明在他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在有意无意地混淆赤壁的真正地理位置。也许在相当早的历史纪元中，关于不同赤壁的争论就已经开始。
其实，三国的地理出现争论，赤壁并非唯一案例。关于诸葛亮隐居之地，就有南阳、襄阳之争；而关羽灵位的真正归属地，山西运城、河南洛阳、湖北荆州也争论未定。赤壁的地理位置出现如此多截然不同的论断，难道也是各地为争名人效应创收？未必。赤壁并非伟人故里，而是血腥的战场，不至于成为一个荣耀的光环。那么中国历代政权的地名变迁也可能是导致争执的原因。当然，中国王朝更迭频仍，同一个地名在不同朝代出现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也属稀松平常。但同时，中国的史籍、地方志、地理志也较为完备，按图索骥应并非难事，何以赤壁成为无证可佐的盲点？
也许，在这个叫做赤壁的地方，确实发生过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充满了神秘感。一些人出于维护利益的考虑，有意混淆了赤壁的具体地点。赤壁的具体地点越模糊，这样的人的利益就能得到最大的维护，哪怕他们已经死去了上千年。
更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并没有什么赤壁之战。所谓的赤壁之战不过是一场在战争年代习以为常的遭遇战而已。
赤壁之战仅仅是一场遭遇战？
持此观点者的根据主要来自《三国志·武帝纪》，作为曹操个人的传记，《武帝纪》有理由不惜笔墨描述曹操参与的每一场大型战役，自然也包括赤壁之战。而在《武帝纪》中，赤壁之战的痕迹只有如下寥寥数语：“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很明显，这一段记载与我们所熟知的赤壁之战大相径庭，不仅没有提到我们所熟知的火烧赤壁，甚至连孙权和周瑜都不见影了。仅仅是曹操与刘备的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尽信书不如无书。《三国志》作为一本主、客观局限性较大的史书，自相矛盾之处不在少数。同样是赤壁之战一段，在《周瑜传》《吴主传》（孙权的传记）《先主传》（刘备的传记）就有孙刘联军火攻破曹的段落。这种对于同一史实描述的不一致性大大伤害了史书的可信性，也充分体现了编纂者在面对来源复杂、倾向各异的不同史料素材时的无奈心情。
当然，经过史学家对史料的去伪存真、抽丝剥茧，我们接受了目前对于赤壁之战的这样的定义和描述：它是一场由于曹操南征、意欲并吞江东而引发的曹操军队与孙权、刘备联合军队的大规模战争，曹操投入了十余万兵力，孙刘联军仅有三到五万可用兵力。在大都督周瑜的指挥下，孙刘联军运用火攻击破曹操水军，而曹操的军队也遇到了疫病传播、水土不服等症状，遂撤兵北归。狭义的赤壁之战仅指曹操与孙刘联军在赤壁对峙的这场战役，广义的赤壁之战向前可以追溯到曹操玄武湖练水军，向后可以蔓延到刘备收取南四郡，时间跨度约为一年。然而，缜密而严谨的逻辑推理并不能为历史公案进行彻底的判决，人们对于赤壁之战的猜测和想象也从来没有因为史学的认定而停止过。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不同的发言人对赤壁之战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作为维护汉族正统地位的代言人，罗贯中将《三国演义》的六分之一的笔墨献给了赤壁之战，在他的笔下，赤壁之战是刘备集团的胜利，是诸葛亮施展才华的舞台，而原本处于主导位置的周瑜、孙权则沦为帮衬人物，这些观念对之后的中国人影响深远，甚至改变了他们对于真实历史的认识。作为和平主义与绅士风度战争观的持有者，吴宇森则将赤壁之战描绘成一场“君子之战”，战争的双方领导人曹操、周瑜更像是普希金和丹特士，为了一个心仪的贵妇人而进行一场贵族式的决斗。最终的结果是败者一败涂地，胜者也伤痕累累。一句“大家都输了”由胜者说出，更体现了作为战争本质的悲剧性。只是电影走到了这里，距历史上赤壁之战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很遥远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赤壁之战前的中国
建安十三年正月，大汉朝廷的实际掌权人曹操从易水返回司令部邺城。在易水，曹操完成了三件事：一件是彻底消除了袁绍势力的最后余孽，实现了黄河以北的完全统一；一件是对北方乌丸、鲜卑等异族部落进行招安和收编，使北方边境成为其南下的安全后方；第三件是出于前两件事的兴奋之情，曹操游览了碣石山，并趁兴赋诗一首《观沧海》，后被全日制语文教材选用并为亿万中学生所熟稔。
和他的粉丝毛泽东一样，曹操既是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名出色的诗人，他的诗不承担宣传、教化等社会功能，往往能比较真切地体现他本人的心境。《观沧海》是曹操最具乐观主义格调的一首诗。自然，曹操在吟诵《观沧海》时的人生坐标也已经达到了最乐观的时期。和这一首格调相似的还有赤壁大战前吟诵的那首《短歌行》，不同的是，这首歌中的乐观主义已经包裹上了厚厚的自负与傲气。此后赤壁战败，直到他死去的十二年间，纵使拜公称王，曹操也再无“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心情，再也没有给中国文学史贡献出一首好诗了。
如此看来，赤壁之战前的中国是曹操人生最为辉煌的上升期，曹操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和新闻人物，几乎所有的大事都与他有关，几乎所有利益集团的策略部署都要考虑到他的因素。经过黄巾起义后大汉帝国的大解体，时代的主宰者由董卓转向袁绍，再由袁绍转向了曹操。如果说前一次转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那么后一次转变的结点就是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两个老朋友、老战友、老兄弟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曹操与袁绍小时候就是玩伴，可谓老朋友；曹操与袁绍曾并力组织关东诸侯的讨董联军，可谓老战友；曹操与袁绍私交极好，相互信任，可谓是老兄弟。此外，曹操还曾一度在袁绍的授意和帮扶下进攻徐州陶谦、协助袁绍削弱公孙瓒势力，有一层微妙的上下级的关系。二人一度在崛起的道路上有过通力合作的愿景，但也终于在夺取天下霸权的相同理想的感召下走上决绝的道路。两个人好像两个出身行伍、血气方刚的普通兵士，他们以黄河为界，背靠着背，一个面向北，一个面向南，杀光了各自视野内所有的敌人。于是同时转体一百八十度，相互搏杀。“一山不容二虎”，这样的情节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被重演着。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铁木真和他的安达札木合。相信你能想到更多。
曹操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就在官渡重挫了袁绍精锐的河北雄师，为中国军事史奉献了一个杰出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然而，曹操却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彻底消灭了袁绍父子的势力，统一了黄河以北，这个时间跨度相当于他从起兵到官渡之战的时间，对于这样一个出色的军事家来说稍显漫长。究其原因，是袁绍势力在河北树大根深，轻易难以松动。若非袁绍在官渡战后不久即死去，死后二子又公然分裂，给曹操可乘之机，仅凭官渡一胜尚不足以令袁绍集团摧枯拉朽，统一河北的时间会更漫长。七年的统一战争使曹操和曹军都颇为疲惫，而给予了南方的刘备集团、孙权集团以安心休养之机，从这个角度来说，袁绍及其残存势力最大限度地对曹操的军队进行的牵制和拖累，对于赤壁之战曹操军战力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但无论如何，曹操完全而彻底地消灭了袁绍势力，并使北方的少数民族臣服。此后半个多世纪，袁绍的旧领地——河北成了曹魏政权最稳固的大后方，袁绍的旧司令部——邺城成为曹魏政权长期不变的政令中心，甚至连“魏”这一国号也来源于此（邺县属魏郡）。足见河北的统一对于曹操及其后继者政治生涯的非凡意义。
此时曹操的手上，除了有天子牌，还有了张河北牌。扫北还都的曹操在天子面前有了更多的跋扈的资本和索取的权力。于是在六月，曹操就被授予丞相一职。须知，丞相之职在东汉初年即被废弃，改以司徒、司空、太尉三公并列，以防止相权独揽、王莽篡位之事复生。东汉末年，第一次打破这个规矩、重置相位的是董卓，他逼迫皇帝封他为“相国”，但不久即被吕布干掉。曹操迎汉帝于许昌后，为了暂时缓和与袁绍的矛盾，把三公中职位最高的太尉（大司马）让给了袁绍，自己做了司空，在政治利益的博弈权衡中保持了属于智者的克制。当司空消灭了大司马，三公的称谓已经显然不能与曹操的功绩所匹配，重提丞相之职就看起来理所应当。于是在风和日暖的六月，曹操有了“曹丞相”这个新的称谓。估计大约也是在授相位的同时，汉朝小皇帝对曹操的反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皇帝开始在脑子里动起了与曹操夺权的心思，并在赤壁之战后不久逐步付诸于行动。
曹操当丞相，由于史料缺乏，不知道当时宇内舆论是怎样一片声音。但至少在朝堂之上是一片应和之声，少数*者也被迫在群体规范的制约下陷入沉默的螺旋。因为，唯一敢于当众反对曹操的人已经被处死了，那就是我们在电影《赤壁（上）》中看到的第一幕。
名士之死
仍是建安十三年，一代文豪、社会知名人士、建安文学的旗手孔融被处死。由于他是被曹操授意杀死，又没有随军南征，故而他的死应在曹操南征之前。因此电影《赤壁》将孔融之死处理成曹操南征前的祭旗，大约未必十分错。王庆祥饰演的孔融铁骨铮铮，仅仅出场了两三分钟，就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以道德烈士的身份为曹操的南征贴上了反人类的标签。实际上，孔融并非是这样一个“文死谏”的义士，他的死与曹操南征的关系也需重新考量。
大学学过中国文学史、或是考新闻传播类研究生时复习过《文史要览》的同学们必定对“建安七子”不会陌生，也必定会记住“建安七子”的几个代表人物，孔融则一定首当其冲。当然，经过中国蒙学教育的中国人对孔融的认识更可以追溯到刚识字的孩提时代，“孔融让梨”、“小时了了”、“一门争死”的“神童”故事成为历代启蒙教育的经典桥段。这不仅因为他独特的身世——孔子的六十世孙，还因为他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对儒家纲常伦理的潜意识实践行为。在“建安七子”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也是唯一不与曹操合作的一位（其余六人都沦为曹魏政权的御用文人）。作为一个从小就充满着传奇的人物，他的才能理应在乱世中挥洒自如，然而在面对曹操的强权政治，他倔强的性格和戏谑的态度最终使他丧命。
孔融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文章虽然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骈俪成分极重，却能以气运词，反映建安时期文学的变化。因此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均为很高的评价。代表作为《荐弥衡表》《论盛孝章书》，同时还有诗作。然而文学上的才华却不能弥补他政治军事上的昏聩，在他作北海相的时候，北海并没有在乱世中得到改观，而当黄巾军兵犯城下时，孔融束手无策，只能依靠太史慈、刘备才解了围，但和平并未因此而持续。当黄河南北崛起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力量之时，人人都在思考附庸哪方，固执而不自量的孔融却认为曹袁都是窜政的权奸，不耻于同朝为伍，还杀了劝他“有所结纳”的部下。建安元年，袁绍长子袁谭兵锋直指北海，城外杀声四起，刀光剑影之时，孔融居然在屋内悠然读书、谈笑自若。城池很快陷落，孔融夹着尾巴逃之夭夭，妻儿老小都做了俘虏。做了几年安乐太守的他用这种方式惨淡收场。
几年后，脱逃太守“孔跑跑”摇身一变，在朝廷里当上了少府的官位。虽然位列九卿，但此时的朝廷已非昔日的大汉朝堂。曹操凭借着与日俱增的威信攫取了朝廷政令的控制权，而无论他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在孔融的眼中都是无法容忍的僭越。他顽固而迂腐的执着于纯粹的美政和汉室的正统地位，曹操在他眼中成为了十恶不赦的窃国大盗并理应得到羞辱和斥责——尽管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来对付曹操，因此他的一步步冒险实际上是在一次次触碰曹操忍耐的底线。曹操大胜袁绍、平定北方，上下欢庆，然而孔融却不识时务，讥讽曹操：曹操的儿子曹丕夺了袁绍的儿媳甄氏为妻，孔融便说：“当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妖妃妲己赏给自己的弟弟周公旦。” 曹操从未听过此说，便问他出处，结果他竟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 曹操下令禁酒，孔融却上表说：“万恶淫为首，夏、商两朝都是因妇人而失天下的，怎么不干脆把婚姻*也禁止了。”曹操终于忍无可忍，罗致罪名杀了孔融。而罪名则是因为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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