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天子的旗号征讨四方一方面又从来不给天子权力的尊严时，诸葛亮和曹操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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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荆州！
曹操南下是为荆州，周瑜破曹是为荆州，刘备联吴也是为了荆州。那么荆州是什么地方？又何以如此重要？
《三国演义》是一部时空跨度极大，头绪颇为复杂的小说，但熟读的人却不难看出，《演义》的叙述有着严谨的结构框架。依据其叙述空间的转换，全书大体可分为三个结构板块：第一板块从黄巾起义始，至曹操平定袁氏为止，这一部分的事情（如*董卓、徐州之战、官渡之战）几乎都发生在中原、河北等地区，核心人物是曹操。第二板块从三顾茅庐到刘备托孤为止，斗争中心南移到了荆州。这一部分除却伐蜀之战、濡须之战、汉中之战外，大部分的矛盾都是围绕荆州展开的，特别是构成这一部分主体内容的两次大战役——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与荆州归属权的问题联系甚密。核心人物是刘备。第三板块从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开始到三国归晋为终，斗争中心西移到益州，主要内容是诸葛亮及其后继者的南征北讨，核心人物自然是诸葛亮。
由此看来，以荆州为斗争中心的第二结构板块成为了全书最为核心的内容集群，起着承上启下的贯穿作用，也最集中、最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曹、刘、孙三家复杂纠葛的矛盾冲突。赤壁之战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总爆发。更进一步来说：赤壁之战——表面上看是曹、刘、孙三家的一场战役；实质上是曹、刘、孙三家在围绕荆州统治权的斗争。一句话，无论是对于强大的曹操、还是对于较为弱小的刘备、孙权，荆州属于谁，谁就拥有了一统天下的最大筹码。荆州的归属权直接决定了未来半个世纪内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荆州最终被曹刘孙三家平分，从而整个中国也进入了三分而立的局面。
既然荆州干系甚重，就不妨将叙述扯得长一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荆州之名何来？我们都知道，荆州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故地，荆和楚常被联用，称为“荆楚”。而荆州之名用“荆”不用“楚”则是源于秦时的一个避讳。秦始皇嬴政的父亲嬴异人曾长期于赵国为质，后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回国，并觊觎秦国太孙之位。于是在吕不韦的设计下，嬴异人贿赂了其父的宠姬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为了讨好她，嬴异人甚至改名为“子楚”，情愿认华阳夫人作干娘，这使得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几番努力终于使子楚成为了秦太孙，在其祖、父相继死后顺利成为秦王，从而为将来的秦始皇嬴政即位铺平了道路。但由于秦始皇父亲的名字已改为“子楚”，“楚”字就成了之后秦国的避讳之字。凡是涉及到楚国的奏章、文案、书籍尽皆用“楚”的同义字“荆”来替代（“楚”和“荆”都有“荆棘”的意思，用同义字避讳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比如为避汉昭帝之“昭”讳，王昭君被称为王明君，“昭”与“明”同义），因此“楚”和“荆”就此有了同指性。及至被汉朝沿用，汉武帝设十三州时就将原来楚国的领地划归为“荆州”。
说完了“荆”再说“州”，“州”是一个在历史上有所变化的行政区划。在汉武帝最初设“州”的时候，“州”还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当时的行政区划还是秉承秦制，实行郡县两级的设置（虽然设立了诸侯国，所谓郡国并置，但经过削藩，国和郡基本无异）。但由于郡县分布过于细密，皇帝和地方之间不容易上传下达，有些地方甚至有可能不听号令、失去控制。因此，强调中央集权的汉武帝迫切需要加强对地方的监管。于是他将全国三十六郡划归为十三个州，每州设刺史一名，对本州郡县官员进行监察，随时向皇帝汇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纪检委。州刺史的地位不高，并非郡、县长官的直属上司，但权力却不小，有着直接向皇帝汇报地方动态的权力。汉武帝就是这样实现了地方权力的互相制约，初步实现了中央集权。然而汉武帝没想到的是，到了东汉末年，中央政府瘫痪，地方武装兴起，州刺史的地位也慢慢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黄巾起义掀起之后，朝廷为了尽快*起义，允许地方行政长官自行招募兵勇，囤积实力，为后来的诸侯割据埋下了隐患。此时的州刺史（也叫州牧）已经不再是当初小小的“纪检委书记”，而是渐渐拥有了一州的兵马、粮饷、财税、政务的调配统领之权，“州”由此成为一个正真意义上的行政区划，一个州往往下辖好几个郡，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州刺史（州牧）相当于现在省长兼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成为一州州刺史或州牧，即拥有一个州的统领之权，就意味着成为了当时天下的一大割据力量，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如徐州牧陶谦、冀州牧韩馥、幽州牧刘虞、并州刺史丁原等。拥有多少个州的势力则成为一镇诸侯实力的衡量标准，如官渡之战时的袁绍就自领青、幽、冀、并四州牧，俨然天下第一霸主的姿态。
在诸侯纷争的东汉末年，全国十三州也因其地缘政治的不同而起着不同的作用：或是像兖州、徐州、冀州一样，处于各派实力争夺的焦点，也是各色英雄施展才华的舞台；或是像交州、益州、凉州一样，处于偏远地区，远离中原斗争，也不易为人们所关注。荆州则兼有这两者的特征，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赤壁之战之前的十余年的斗争基本都在北方展开，荆州成为一个较好的避难场所，暂时躲避了战火的袭扰；另一方面，荆州又是南方与北方关联最密切的地域，免不了要和北方的复杂政治经济斗争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主客观因素造就了东汉末年荆州独特的政治地理特性。
荆州的意义还在于在南北方力量对比的转变中发挥的作用。在前文“江东政权的前世今生”一节中，我曾提到过南北方力量对比，在此再度提及，就是因为荆楚在南北方力量对比中的特殊位置。从地理位置来看，荆楚之地是南方无疑，但从力量对比来说，荆楚又不像江东那么贫弱，不仅有过长期与北方抗争的历史，甚至还有过许多胜绩，可谓“南方中的北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就较早地跻身强国之列，它不仅多次和中原大国交战，而且深刻影响着春秋战国国家关系和实力均衡。可以说，二分之一的春秋史是楚国和晋国争霸天下的历史；三分之一的战国史是楚国与秦国两极对峙的历史。以至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最难打的是楚国，即便统一了天下，仍然有“楚虽三户能亡秦”的风言四起，并最终一语成谶。这一切都缘于荆楚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九省通衢”的便利直到今日依然为国人所享用，自北向南穿亘的汉江又是大运河建成之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南北流向的水运通途。更为重要的是，荆州与司隶、兖州、豫州等中原腹地呈一片通途之状，既没有江东那样大江险阻，也没有西蜀那样蜀道艰难，为人口、财货的流动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因此在南方诸省中，荆楚之地总是最先接受到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经验，也就不稀奇了。然而关键的是，每到中原烽烟四起，中原人口大量南徙，荆州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这南徙的人口中就包括了许多的人才。
东汉末年，中原乱象，人才南渡呈现出了又一番高潮。大批来自中原的才俊之士避难荆州，形成荆州的一片繁荣局面。其中就包括诸葛亮，以及名列“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文人王粲。王粲在他的成名作《七哀诗》中颂道：“西京多乱象，豺狼方勾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蛮邦”或可以看做是所有南渡名士的心灵写照。实际上，身为荆州刺史的刘表也属南渡名士的一员。刘表是皇家宗室，青年时就有才名，跻身“八俊”之列，这是一个由当时八位清流名士组成的组合，有较高的知名度。灵帝驾崩以后，刘表接替了前任成为荆州刺史，这一当就是二十年。
刘表经营荆州的前期还是可圈可点的。荆州曾两次遭到外镇诸侯的侵袭，都被刘表果断击退，两次领兵的军阀——孙坚、张济都是威震一时的显赫人物。但他们不仅在荆州吃了败仗，还都丧了性命。此外，刘表还平定了域内长沙的叛乱，向南收复了以往不尊教化的荆州南部，终于使他所管辖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但坐定荆州后的刘表就暴露出性格中令人遗憾的一面。他对争霸中原毫无兴趣，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曹操与袁绍双雄对决的时候，刘表拥兵观望，保持中立，错失了大好机会。同时，南渡荆州人才济济，刘表也未能加以善用，连一代枭雄刘备前来投奔，刘表也只是将他当作一个挡箭牌杵到北部防线，而没有将其当作进取天下的有力武器。
这就是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乱世，自保就意味着自杀。毫无野心的刘表坐拥荆州二十年，只是为别人养肥了膘。待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荆州就成为曹操扫平天下的下一个目标。而早在此之前，诸葛亮为刘备的战略规划、鲁肃为孙权的战略规划都将进取荆州、控扼江汉当作成王图霸的首要步骤。因此当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荆州全境的时候，江东政权就慌张了。《三国演义》简单地将这种惊慌推论于曹操接下来就要对江东进行军事打击。实质上，更为令孙权与鲁肃担忧的是政治空间的缩小与鲁肃“三分天下”策略的泡汤。因此，这一战略格局必须加以转变，哪怕曹操不来攻击，孙权都应主动采取行动。这其中的道理，除了对江东政权的命运有过远景规划孙权和鲁肃以外，其他人是无法体会到的。不，也许还有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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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音乐家
前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在他的*中写道：“在有极大权力的人物中，真诚喜爱过我的音乐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身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的图哈切夫斯基一生战绩无数，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富才华的高级军事将领之一。同时，他也极具音乐天赋。他拉一手绝好的小提琴，甚至在当了司令员后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提琴。在战争间隙，他会去音乐厅欣赏歌剧。
而在一千七百年前的中国，同样有一位兼具军事才能与艺术气质的将军得到了世人的敬重，没有音乐家的记录留下他的音乐才情的具体佐证，但只消史书上一句“曲有误，周郎顾”便足以说明一切。
周瑜自出道以来，命运就与孙策及他的江东政权捆绑在一起。周瑜和孙策是同年，而且非常友善，是拜了把子的哥们。当听说孙策脱离袁术东渡创业，周瑜就义无反顾地带着家兵在路上迎上了孙策。孙策见了周瑜，大喜道：“吾得卿，谐也。”于是孙策与周瑜联手接连攻克了江东割据势力，打下了足以立身的基业。然而此时，周瑜还隶属于他的叔父、袁术属下丹阳太守周尚的调遣。孙策为了不使袁术生疑，暂且先让周瑜回到袁术阵营。袁术也有心以周瑜为将，但周瑜早看出袁术没什么前途，找了个理由离开了袁术。建安三年，周瑜回到了孙策的阵营。此时的江东政权已经是如日中天。孙策亲自来迎接周瑜，授予建威中郎将，以及两千精兵和五十名骑兵扈从。此时的周瑜和孙策才二十四岁，同学们看一看，差距啊。
周瑜和孙策的合作成为江东政权建立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最佳拍档。更可贵的是，两人都有同样的志趣，就是进取中原，称霸天下。然而，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当这一袭击许都的良机到来之时，孙策却遭仇人刺杀，过早离开了人世。孙策的过早离世给江东政权造成莫大的损失，也从此改变了周瑜的人生。而在之后周瑜与孙权上演的江东二重奏中，孙策早逝的影响将再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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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与孙权的江东二重奏
侍奉的主子变成了哥们的亲弟弟，对于周瑜来说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
孙权比周瑜小，比起周瑜来说，孙权又缺少战争经验。因此，孙权在继位之处就像对待兄长一样地对待周瑜，并把军事事务全部交由周瑜掌管。周瑜也确实尽职尽责，建安十三年春天，由周瑜为前部大督的军队攻克了江夏，斩杀黄祖，为孙坚报了仇。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这场胜利来的如此迟缓。可以说从孙策平定江东开始，*黄祖、为父报仇就是江东政权的既定策略，这也符合后来鲁肃为孙权所划定的先取荆州的战略构思。但这场战事却极为漫长。抛却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一年之间长达六年无所事事的空白期不说，即算是从建安十一年反击黄祖入侵算起，征服江夏也花了两年的时间，这和孙策、周瑜数年间即有江东的扩张速度大不相称。
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孙权继位后调整了对外策略，由积极地对外扩张转为带有保守倾向的战略防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孙策死前奇袭许都的计划在孙策死后会立时流产。按道理说，孙策虽死但奇袭许都之计仍为可行，周瑜仍能成为统兵之将。但这一切都不符合孙权对江东的战略盘算，可以想象，这个十八岁的少年早就规划好了江东的未来。这一未来和孙策的理想大不一样，也和周瑜的理想大不一样。
孙权与周瑜的分歧应该是从孙策死之后就形成了：周瑜仍秉承着孙策的志向，竭力实现江东政权的拓展与争霸。以周瑜的野心，小小的江东绝不是他驰骋的舞台，他要挥戈中原，与曹操一争天下。而孙权则自始至终保持着理性和谨慎，在面对任何一场战争，孙权都斟酌再三，如何保全江东，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父兄创建的既得利益是孙权最为重视的。周瑜的霸业愿景在孙权眼中只是轻狂的军事行动。两人对外战略的长期不和导致江夏之战一拖再拖，也使两人关系变得更为微妙。
然而，赤壁之战使孙权和周瑜的心思走向了暂时的一致。曹操转瞬间占领了荆州，挤压了江东政权的政治空间。刘备东逃又递来联盟信号。这一切都促使孙权尽快做出决断。无论《三国演义》和电影《赤壁》都将孙权对参战的犹豫和周瑜对参战的坚决归因于两人成熟与否或是否具有胆识等情商因素，但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在于，对赤壁之战的不同态度折射出孙权与周瑜世界观的不同。
最终孙权还是被说动了，决心与曹操一战。这也体现出孙权的保守与刘表的自保之本质区别。但孙权与周瑜参战，仍然是貌合神离。周瑜参战，是为了击败曹操，趁势挥军北上，实现王霸之业。孙权的参战则是一种主动出击，积极防守的态势，即击败曹操才能为固守江东制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统兵权依然交给周瑜，这是为了赢得赤壁之胜的关键。但同样，将举国之兵交给周瑜也并非能让孙权完全信任。其主要原因就是孙权怕周瑜一旦取胜，就要自作主张，率领军队完成他的王霸之业。于是孙权特意安排了与周瑜不合的大将程普为副都督进行掣肘，又分一只兵给堂兄弟孙瑜以为应对之策。但孙权忧虑的还是发生了，赤壁大捷后，周瑜果然率师乘胜追击，围攻留守荆州的曹操大将曹仁。曹仁万想不到周瑜进兵如此迅猛，虽然有一些抵挡，但是最终还是力不能当，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