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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 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①一担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②毛泽东在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
一
童年（下）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①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逾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②。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 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③。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①就是贺龙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②梁启超是清朝末年一个有才华的政论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为和他两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语堂称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③这首歌唱的显然是在日俄战争终了、缔结朴次茅斯条约之后日本欢庆春节的情况。
二
在长沙的日子（上）
毛汗东接着说：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诵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①。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辏П幻庵傲恕Ｊ∽梢榫直旧硪脖怀废８锩橙怂⑾值那逋⑽募校屑赴缜肭笳倏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