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将述及毛泽东谈到李立三与红军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④新民学会。⑤在天津，领导激进青年的组织是觉悟社。周恩来是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周恩来夫人）；马骏，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处死；谌小岑，当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委书。
三
革命的前奏（上）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在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直纸烟，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的线索说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①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不过他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佗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②——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③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于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梅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①当时现代报纸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特别是当官的对之极为厌恶，今天（指斯诺成文的时候）犹是如此！②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③原文为Chu Hsun…pei。
三
革命的前奏（下）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象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样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诲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起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游历过这些地方：
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比美的。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都激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并且派遣代表团分赴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因为那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讧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于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的反军阀的宣传，为了促进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辏品耍ど辰⒘诵抡ā４笾戮驮谡飧鍪焙颍旅裱Щ峥挤殖闪脚伞遗珊妥笈桑笈杉岢纸猩羁痰纳缁帷⒕谩⒄胃母锏母倭臁�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①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谭廷辏П灰桓鼋凶稣院闾璧木Ц铣龊希岳谩隙懒ⅰ硕创锏剿约旱哪康摹Ｋ僮坝祷ふ飧鲈硕髡胖泄∽灾巍？墒撬坏┑比ǎ痛罅φ蜓姑裰髟硕恕Ｎ颐堑耐盘逶笫敌心信饺ê痛橹普话愕卦蕹勺什准睹裰鞲倭臁Ｎ颐窃谧约喊斓谋ㄖ健缎潞稀飞瞎拇到姓庑└母铩Ｎ颐橇斓剂艘淮味允∫榛岬某寤鳎蛭蠖嗍樵倍际蔷е概傻牡刂骱郎稹Ｕ獯味氛慕峁颐前咽∫榛崂镎殴业暮蛋说篮透韫λ痰碌亩粤叶疃汲读讼吕础�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记得一九二〇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②”
①陈独秀于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乃一著名学者和政论家，担任“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多年，他本人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主张采用白话代替文言，开始了这个运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主要提倡者，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举行了一次滑稽戏一样的“审判”，被判长期徒刑，现在南京狱中（指斯诺成文的时候）。他与鲁迅一起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人物。②毛泽东以后没有再提到他和杨开慧的生活。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大革命中的一个青年领袖，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他们的结合被当时湖南的新青年认为是“理想的罗曼史”。他们两人显然十分忠诚。杨开慧女士后来大约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键杀害的。
四
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