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要冒昧。打断一下毛泽东的叙述，对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兴趣的情况。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也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个人，大概也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够得上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个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北面的“侧击”。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过”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否认苏联的这个地位。
现在话归原处：
“但是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当时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旷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区，这不是进行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种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湖南事件、红军撤回江西，特别是占领吉安以后，‘李立三主义’在军队里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证明是错误了以后，很快就丧失了党内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第二十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时南京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②敌军总数超过十万，兵分五路开始包围苏区，以鲁涤乎为总指挥。当时红军能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术，迎击并克服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红军如果不是在围剿开始时创造了三个条件，那末这次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①毛泽东在大革命中曾把这些地的地租用于湖南农民运动。②这次围剿在杨健＇译音＇著《中国共产党现况》（一九三一年南京）一书中有详尽描述，颇有兴趣。
六
红军的成长（下）
“仅仅经过四个月的喘息，南京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以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他的兵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非常危急。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区域很小，资源有限，装备缺乏，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敌军诸路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击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我们马上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个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十四天中，红军打了六仗，走了
八天路，结果得到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击溃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身出马统率三十万军队，要‘最后剿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荡平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恰恰给红军提供了最合适的作战条件，蒋介石的战术很快就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只有三万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杰出的运动，在五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九月间，蒋介石就承认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在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中央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就在这个月，发生了宁都大起义，国民党二十八路军有两万多人反正，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的。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五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一九三二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方，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①这一次红军第十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这一仗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打的，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总司令职务。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的优势，到了一九三四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因苏维埃中国遭到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宣战自然不能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举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刚好一年以后，这一年作战和斗争几乎不断，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红军几乎不断地行军，并且进行了最有力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红军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障碍物，并且打破了粤、湘、桂、黔、滇、康、川、甘、陕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扩大了目前在中国的大西北的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达到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①在许多关于剿共战争的报道中，对于进攻苏区的大围剿次数，众说纷纭。有的作者说“围剿”共达八次之多，但是南京所进行的这几次大动员，有些完全是防御性的。红军指挥员口中只有五次大围剿。每次直接卷入的南京军队兵力大致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万人；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二十万人；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三十万人；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二十五万人；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十万人（共动员了九十万以上的军队进攻三个主要苏区）。一九三二年南京没有发动大围剿，当时蒋介石用五十万左右军队在红区周围设防。但这一年却是红军发动大攻势的一年。显然南京在一九三二年的防御活动被许多作者误解为大围剿了，因为南京当时是把它作为“剿共”来宣传的。但红军没有这么谈论，蒋介石也没有。
第五篇
长征
一
第五次围剿
华南苏区的六年，注定是要成为长征这部英雄史诗的前奏曲的。这六年的历史动人心魄，但是只有零星的记载。我在这里即使要概括地介绍一下也是很难做到的。毛泽东简单地谈到了苏区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过程。他谈到了共产党怎样从几百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然而坚决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一九三〇年时已经成了政权的争夺者，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第一次“围剿”和接着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完全以失败告终。在每次这样的战役中红军都几旅几旅地、整师整师弟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弹药， 招来了新兵，扩大了地盘。
在这期间，在红军非正规部队的这道不可逾越的防线后面，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在华南苏区的全部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外来的”外国观察家曾经进入过红区——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唯一的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华南苏区的一切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这些记载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现在可以证实几点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红军所取得的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到一九三三年，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许多不偏不倚的材料现在至少已经证明了这一些。但是，关于这个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生活的其他方面虽然越来越多地可以搞到文献材料，我们仍然只能从理论上来加以探讨，而这又不属本书的范围。比如，要是当初红军坚守住于南方的根据地，并且得到巩固，他们会有什么成就？这马上使我们进入了纯粹臆测的领域，所得结论自然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无论如何，关于南方苏区的猜测，现在主要是只具有学术兴趣的事了。因为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南京已发动了它的第五次， 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他们这种估计错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要到几乎两年以后才看得出来，因为那时将要发生一场惊人事件，使蒋介石总司令的性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样的卷土重来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而在这以前，蒋介石有一阵子却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对红军进行的战争到了第七个年头，要想消灭他们的尝试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当时红军对江西的一个很大部分和福建湖南的大块地区，有实际行政控制权。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诸省还有其他的苏区，只是与江西苏区并不连接而已。
蒋介石在第五次战役中对红军发动了大约九十万军队，其中也许有四十万——约三百六十个团——实际参加了赣闽苏区的战争和对付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但是江西是整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