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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象他那样投奔红军。
三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里。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 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了。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
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人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闩上了大门。
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当上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 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象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①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拂，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①林伯渠当时在程潜军中当参谋长。
四
游击战术
这里我要报道一下我访问彭德怀，了解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的一次极为有兴趣的谈话。我记得我们是坐在预旺堡前县长的公馆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坐在阳台上，你可以越过宁夏平原眺望蒙古。
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的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象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舂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
彭德怀和毛泽东虽是湖南同乡，在成立红军以前却没有见过面。彭德怀说话南方口音很重，快得象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说话。在这次谈话里，北京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我的翻译，他的英语很好。我希望他仍活着，总有一天会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谢。
“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 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
“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的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
“第三，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这种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二七）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屈服，寻求反对的方法，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当然，这些道理说得很简单，没有谈到其中更深刻的问题。
“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但是至于游击战的具体任务，你问到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别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它宣传的诺言。
“其次，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需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
“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剥削阶级的武装。
“游击队决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地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这些话使人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无疑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性的话，我想知道红军的军事指导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使得他们成为装备比他们强大好几倍的南京军队的劲敌。凡是读到过一些关于劳伦斯上校及其战役的人，无不把红军的战术同这个英国运动战伟大 天才的战术相比。象阿拉伯人一样，红军在少数几次的大规模阵地战中战绩平庸，但在运动战中却不可战胜。
张学良少帅所以开始尊重红军（这是他被派来摧毁的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对他们这种作战方法的熟练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相信，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来打日本的。他同红军达成休战协议后，就邀请红军教官到他在陕西为东北军办的军官训练班讲课，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迅速扩大。张学良和他的大部分军官坚决抗日，他们相信，在对日战争中，中国最后必须依靠优势的机动的运动能力。他们迫切地要想知道红军在十年内战的经验中学到的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所有知识。
关于这几点，我原来问过彭德怀，是否可以归纳一下“红色游击战术的原则”？他答应过给我总结一下，并且写了一些笔记，现在他念给我听。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他叫我去看毛泽东写的一本小册子，是在苏区出版的，但是我无法弄到。
彭德怀说，“如果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