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的古名。共产党把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称呼他们在这三省边区的地方苏维埃。
二
中国的阶级斗争（下）
“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头儿、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
“我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少的黄冈县，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从王均将军手中收复：“在句容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的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者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过小差。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是不是说共产党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干下什么暴行或阶级报复的事？我想不是。不错，在我同他们在一起的四个月中，我进行了不受限制的调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们只杀了两个老百姓 （见下文有解释）。我也没有看到过有一个村庄或市镇被他们焚毁，或者从我问到的许多农民那里听说红军喜欢纵火。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从开始到结束只限于在西北同他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干过什么“烧杀”的事，我可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同时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十纯属胡说八道，如果对此不加怀疑，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因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可靠证实的。
确切地说，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倒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并不是共产党杀的，而是宁夏的一些回民，他们恨死收税的。关于他怎么会不得好死，以后再说，这里先来看看，这些回民是怎样治理的，也许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处决他的经济学上的原因了。
三
四大马（上）
我们可以说，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就是斯惠夫特①那部幻想小说的雏型，那个霍亨亨姆②的国土，因为这些省份就是作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马的封疆来统治的。在上述这个地区里，权力由一家姓马的回民将领家庭分享——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或者应该说是在共产党开始把“霍亨亨姆”挤出他们大块领域之前曾由他们分享。
马鸿逵是宁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马鸿宾原来是该省省主席，现在割据甘肃北部一块地盘不稳的地方。他们同马步芳是远亲，后者是著名回族领袖马克勤的儿子，有妻妾多人。马步芳承继了他父亲的衣钵，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为该省绥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马步青则占青海，此外还统治着夹在宁夏和青海之间的甘肃西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十年来，这个边远之地就由马家象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从他们自己的阿拉真主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四大马之中有两大马自称是贵族，一个在中国西北历史中有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回民贵胄后裔。为了要了解今日中国回民的情况，特别是马家——西北姓马的多如宁夏的青草，或者西方姓史密斯——的情况，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妨停下来简单考察一下。
这马氏兄弟，象中国的许多回民一样，有突厥血统，早在第六世纪，现称为土耳其人的一个民族在中国西北边境势力壮大，对当时那里平原上的小国国君们可以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在一两个世纪内，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东起西伯利亚东部，经过蒙古，西达中亚细亚。他们逐步南侵，到第七世纪时，他们的大可汗在隋朝末代帝王炀帝的宫廷中几乎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也就是这个突厥可汗，帮助半突厥血统的李渊将军推翻了炀帝，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唐朝，在长安（现在叫西安府）君临东亚达三个世纪之久。长安在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都城。
在七世纪中叶以前，阿拉伯航海的商人就在广州建了清真寺。在唐朝的宽容的政权出现以后，这个宗教就通过西北的突厥人从陆路迅速传入中国。毛拉、商人、使者、战士从波斯、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斯坦把宗教传了过来，唐朝的历代君主同西方的各个哈里发国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九世纪，大批大批的回纥③突厥（他们的伟大领袖塞尔柱克还没有诞生）的铁骑被唐朝宫庭请来援助他们镇压叛乱，伊斯兰教就在中国扎了根。许多回纥人镇压叛乱有功，封官进爵，赐了田庄，在西北、四川、云南安居下来。
在几个世纪的时期中，回民顽强地抵抗汉人的同化，但逐渐丧失了他们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多少服从中国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是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两次争夺政权：一次是杜文秀在云南一度立国，自称苏丹王苏莱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进犯了湖北。这次叛乱经十一年才平定。当时清政权已趋衰亡，但能干的汉族将领左宗裳震惊世界，收复了湖北、陕西、甘肃、西藏东部，最后率领他的胜利大军越过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亚细亚的那个边远之地重振了中国的国威。
从此以后，没有一个领袖人物能够把中国的回民团结起来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获得成功的，但不断有零星的起义反对汉人统治，双方都进行了野蛮血腥的屠杀。最近的一次最严重事件是一九二八年发生的，当时冯玉祥将军是西北的军阀。就是在冯玉祥的统治下，五马联盟④势力猛增，奠定了今天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人把回民即穆斯林看成是中国五大民族⑤之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不承认回民的单独的民族性，都说他们都已汉化了。实际上，国民党肯定是在实行一种同化政策，甚至比对蒙古人还更加直接（不过也许不那么有效）。中国对回民的官方态度似乎是，他们是“少数宗教”而不是“少数民族”。但是，凡是在西北回民地区中看到过回民的人无不很清楚，他们要求种族统一和作为一个民族地位的权利从事实上和历史上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根据的。
中国的回民据说有二千万，其中至少有一半现在集中在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青海和新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甘肃和青海，他们是多数民族，在有些面积很大的地方，与汉人的比例高达十比一。他们在宗教上的纯正性，一般视一定地方人数多少而异，但是在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回民占多数的地方，完全是伊斯兰教区域的气氛。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对他们的文化、政治、经济仍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民社会是绕着盟王和阿訇（政、教领袖）转的，他们的可兰经知识和突厥语或阿拉伯语（尽管一般很少）知识是他们的魔力和权威的凭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许多修缮整洁的清真寺中做祈祷，按伊斯兰礼俗过开斋节和戒斋节，遵守婚丧礼仪，不吃猪肉，看到猪狗就认为是受到冒犯。到麦加去朝圣，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只是有一人和阿訇才能实现这个奢望，后者由此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尽管如此，汉族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穆斯林穿着象汉人一样（除了男人戴的白圆帽或逢年过节戴的圆筒帽和女人的白头巾），平时都说汉语（虽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兰经上的话）。虽然他们中间突厥人的脸部特点仍很普遍，但大多数人的外貌已与汉人分不清了，因为他们许多世纪来与汉人通婚。由于他们的法律规定汉人与回民结婚不仅必须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须入赘或嫁入回民家庭，与原来的家庭断绝关系，因此通婚所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认为自己是与汉族亲戚不同的一个族类。
①英国作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格列佛游记》作者。——译注
②《格列佛游记》中的有人性的马国，“霍亨亨姆”取英语“马嘶”（Whinny）一词的谐音。——译注
③现称维吾尔。——译注
④第五马是马仲英，但由于部落政治和国际阴谋，现已分势。斯文·赫定在《大马逃亡》（一九三六年纽约）一书中对他作了颇有趣味的介绍。
⑤五大民族是汉、满、蒙、回、藏。
三
四大马（下）
今天中国三派回民的斗争有些削弱了他们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方便之机，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异端的新新教。后者名义上主张放弃伊斯兰教的许多仪式和习惯，提倡“科学”，但其真正目显然是摧毁阿訇的世俗权力，因为四大马认为对他们起掣肘作用。由于新新教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许多回民认为它的目的是所谓“大汉族主义”——由汉人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在西北，四马是新新教的领袖。他们在周围纠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钱的地主和牧主，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四大马并不是会在那个地区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人。
以马鸿逵为例，他大概是四大马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个。他有许多妻妾，据说宁夏城里百分之六十的财产是他的，并且在鸦片、盐、皮毛、捐税、自印纸币方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够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选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时候。他从上海雇来一个秘书，叫他收集受过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从中选美。价格定在五万元。老马选定了以后就包了一架飞机，在北国的尘土中起飞，到苏州接了后宫新欢，一个基督教的东吴大学毕业生，然后又飞回宁夏，象阿拉丁在他的飞行地毯上一样，引起一时轰动。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马鸿逵的农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够充分欣赏这件事的浪漫情调，则很可怀疑，因为农民们知道这五万元从何而来，士兵们也觉得奇怪，既然大马能够出巨资买个基督教徒做新娘，为什么开不出他们的军饷。不到几个月后红军向西挺进，打入宁夏南部和甘肃北部马鸿逵的地盘时，马部很少抵抗，尽管他吹嘘他们要歼灭“匪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里我不想开列统计表格，但宁夏发表一项政府公报，其中一篇有意义的文章①值得一提，开列了马将军在该省要征收的捐税：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但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马鸿逵的食盐专运专销办法可谓举世无双。盐不仅专卖，而且规定每人每月必须买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买了不能转卖；私自卖食盐要处以鞭笞，或者甚至处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满的还有出售牛、羊、骡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税，养羊一头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税，杀猪一头征税一元，卖麦子一石征税四角。
但是最令人强烈不满的措施，也许是马将军的征兵了。他共有军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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