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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论述，甚至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共产党人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在危机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他们的“路线”，这种坚定性令人惊讶，而且他们的冷静客观态度在中国的极度个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见的。尽管客观情况显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引诱，他们还是表现出党的纪律，凡是公正的观察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是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们同逮捕蒋介石没有关系，他们同全国一样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于逮捕的结局却起了不少作用。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在听到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八点纲领和参加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不久以后他们就发表通电，③表示相信“西安领袖此次行动出诸爱国热诚，希望迅速制订立即抗日的国策。”通电强烈谴责何应钦的讨伐，宣称“如发动内战，全国就会陷入大乱，日本强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侵略我国，亡国奴的命运难逃。”为了要争取和平解决，共产党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础上开始谈判和召开各党派和平会议，讨论全国联合抗日的纲领。该电明确表明了张少帅请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个事变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到以后就去见了蒋介石。④不难想象这次会见对总司令产生了什么效果。蒋介石当时身体犹弱，惊魂未定，据说见到周恩来——他原来的政治副手，曾经悬赏八万元要他首级——进了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吓得脸色发白。他一定以为红军已经进了西安，要把他带了去当俘虏了。这样一种恐惧也使蒋介石夫人的标致的脑袋不安过一阵子，因为她说，她“觉得目标＇如果蒋介石被带出西安＇一定在红军战线后面的某个地方。”
但是周恩来和张少帅两人都马上解除总司令的疑惧，他们两人都承认他是总司令，坐下来向他解释共产党对民族危机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时沉默不语，态度僵硬冷淡，后来听着——这是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第一次——共产党的观点，态度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举行了频繁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蒋介石一开始时甚至不愿讨论叛逆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不再受到亲信的包围，由于听到南京正在进行种种阴谋的消息，由于他对大规模内战的后果越来越担心，他不但开始比较相信当前俘虏他的人，而且也开始比较相信共产党人是真心反对内战，愿意在他本人的领导下协助和平统一全国，只要他提出一项积极武装抗日的政策。在这几次会谈中，也很可能讨论了最后成为南京和苏区休战基础的四点原则。
蒋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自然没有记下这些讨论的详细情况，因为他的立场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后来实现的和平进行过“讨价还价”。只能够“服从政府”。在张学良等人把他们的会谈经过的记录公布之前——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这两个星期会谈的全部内容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后的事件的轮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①总司令和蒋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上海）。②在保安接见斯诺时的谈话。着重体是斯诺用的。③《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④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中没有提到同周恩来的谈话。
三
蒋、张和共产党（下）
端纳于十五日回洛阳，打电话向南京提出报告。蒋介石还活着，受到很好的待遇。他还传出话来说，蒋介石派了蒋鼎文将军（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南京的军政部和政府。这个消息大大加强了蒋夫人对付主战派的力量，因为她现在不仅有具体证据，证明她的丈夫还活着，而且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纳所说的那样。和平解决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蒋鼎文将军带着总司令的信到达南京，此信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停止“讨伐”。蒋鼎文将军还有一个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难任务。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因此，作为折衷，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属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运动），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同宋子文飞西安的还有顾祝同将军，他是除了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外的南京将领中没有在政变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将领。
宋子文于二十日飞抵西安。到这时，“原则上”的总协议似乎已经达成。总司令没有提到它，但是张学良少帅在十九日向外国报界发表了声明，从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认为解决方案已几乎完全求得了：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张学良。①
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中间发生了严重问题。他们在张学良的军事委员会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他们受现在在西北广泛开展的强大群众运动的情绪的影响，起先反对在南京方面开始执行八点纲领以前释放蒋介石，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坚持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蒋介石举行“公审”，要他的命。
这种当众蒙耻的可能性，蒋介石也想到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发展的运动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因为一九二七年一次类似的起义几乎推翻了他。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就是同他称为“暴民”的那种骚乱因素进行斗争，不让他们打乱他的如意算盘。“公审”的话甚至挂在他周围岗哨的嘴上。蒋介石写到他听到门外囚卒谈到他的下场的话：“我听到‘人民的判决’的话，我就明白，这是他们要用暴民作为借口来杀害我的恶毒阴谋。”
但是在这里，共产党代表团起了极大作用。在他们自己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足够的保证（除了现在看来显然是从客观情况得出的保证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么协议上签了字，让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审判”之辱，这些事情会无可挽救地损害他，破坏他的领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就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阵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产党是这样辩论的。
这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现在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对于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说，他们的立场是极其费解的，因为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卖”而气得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们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但是，虽然他们多数人——杨虎城与他们一起——仍不相信释放蒋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绪已经稍减。慢慢地，比较讲理的态度抬了头。张学良现在受到要他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减轻以后，在会谈方面就有了较大的进展。
除了宋子文、端纳、南京来的其他两三个人以外，西安现在冠盖云集，其中有陕西、甘肃两省主席、内政部长、军政部次长、军事参议院院长、总司令侍从室主任以及参谋总部的各色成员。他们是同蒋介石一起被扣的。他们大多数参加了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谈判。一到正式谈判开始，八项要求中显然没有一项是照原样接受的，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必须维护政府体制的威信。不过中国人提出要求时总是开价很高，其实并不认为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因为开价高了以后，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实实在在的讨价还价。西安也不是例外。
拥护八点纲领的人认为八点纲领的实质内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二）执行武装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决策；（三）南京撤换某些“亲日派”官员，采取积极外交，与英、美、苏俄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如果可能结成联盟）；（四）在与南京军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等的基础上改编东北军和西北军；（五）扩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
蒋介石和张学良离开西安以前所达成的协议主要之点似乎就是这些。蒋介石并亲自保证不再打内战。蒋介石说他没有签任何文件，这说的肯定是实话，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签了什么文件这种说法。但是虽然南京方面和总司令保全了他们的“面子”，后来的事件却证明，张少帅也没有完全白丢他的面子。
蒋夫人二十二日的抵达，无疑地加速了会谈的结束。而且（象她生动地叙述她在西安三天经过所充分说明的一样），她自己对张学良的规劝和申斥，也加速了蒋介石的获释。她的丈夫自喻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蒋夫人也认为自己在扮演《圣经》中的一个角色，她引述说：“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二十五日那天，蒋夫人还在纳闷“圣诞老人是不是绕过西安而去”，这位尼克老人却以张学良的身份出现，宣布他已说服了他的军官们，当天就派飞机送他们回南京。结果确是如此。
最后，还有最后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面子的姿态。张学良少帅坐着自己的座机同总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请惩处！
①这封电报是在十二月十九日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的，要求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南京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另有一份抄件交给了端纳先生，本文引用的出于他的来源。
四
“针锋相对”（上）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象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了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却完全令人眼花缭乱的太极拳。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
“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张学良到南京后就对总司令这么说。
蒋介石则慨然答道：“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免，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发表一篇长篇声明，自认无力防止叛乱，没有尽到行政院长责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这样就履行了他停止内战的诺言——并提出辞职。他要按照惯例连辞三次。实际上，他和南京方面都并没有把他的辞职真的当一回事，因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开了中执会常会紧急会议，“请求”国民党这一最高机构做四件大事：把惩处张学良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他本人是委员长）；把处理西北问题委托给军事委员会；停止对叛军的军事作战行动；撤销（何应钦的）“讨伐”司令部。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被军事法庭（蒋介石本人没有出席）判处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第二天就获得赦免。在这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宾！接着，在一月六日撤销总司令在西安的剿匪总部。两天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国民党政学系重要领袖、曾在日本留学能说日语的外交部长张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面攻击南京“亲日派”官员的主要目标。接任的是曾在美国留学的律师王宠惠博士，他是西北军人集团赞成的国民党政客中反日的欧美派的一个领袖。
又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二月十五日举行全会。党的历史上召开这样的会还只是第三次。在过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预测到的，仅仅限于在法律手续上认可统治集团——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独裁政权——事先已决定的党政策上的重要改变。现在党的政策要作什么重要改变呢？对这个最高机构要提出的决议案成百上千，大多数有关“救国大计”。
在一月间和二月初，蒋介石请了“病假”。他带着张学良隐居到家乡浙江省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