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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并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十年最激烈的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
因此要大略知道红色的天际上出现的前途，我们必须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饰的角色。
六
红色的天际（上）
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的。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地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象《泰唔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地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作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要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产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 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
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它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它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使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象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事实上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是这样。相反，工人和农民要在一种“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短短的“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然后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保持政权，在这以后才最后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中有所说明。②
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重复说，③“驱逐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阶段。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
但是，考虑到他们一定也充分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什么理由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认为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完成这个大跳跃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那次大跳跃把俄国人民从封建帝制一下子带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据说，这是在两个条件下做到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也可能实现。托洛茨基说得极为简明扼要：“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的两种因素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那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才有的一种运动——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发展衰亡的标志——无产阶级起义。”④
在中国大革命高潮，在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中间存在着必要的革命情绪。但是同产生俄国革命的情况有许多差异。其中有一种差异十分大。封建主义残余在俄国甚至比中国还要明显，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要打败一个阶级，它本国的资产阶级兼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革命却要对付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本国敌人——它本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理论上来说，在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他们敌人的这种双重性质会被他们自己的进攻的双重性质所抵消，那就是他们的进攻会得到他们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盟友”和“苏联劳动者”的援助。
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基本上很简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所存在的条件和性格。这个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没有经验，文化水平低，疾病丛生、营养不良、饱受恐怖，中间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数，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还受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双重剥削，这样的一个阶级即使在独立的中国也很难发挥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个条件还在于中国现代工业集中在外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工人是相互隔绝的。
中国产业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个世界强国的炮舰瞄准之下。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香港、九龙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势力范围中，大概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个最典型的样本。这里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买办阶级这些中国社会最腐化堕落的成份结合起来，一起“合作”，对赤手空拳的千千万万工人挥舞棍棒。
这些工人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组织自由。只要本国的和外国的警察力量的双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产业无产阶级采取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过这种制度，当时在短短的几天里，蒋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胜利。但是他们马上遭到镇压，这是历史上最令人丧气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国列强的认可和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举行起义，这种尝试总是注定要失败的。南京政权能够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依靠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据有的工业基地，依靠他们的军队、大炮、巡洋舰、内陆警察、内河炮舰，依靠他们的财富、报纸、宣传、特务。尽管这些强国直接参与反红军的战争的事例不多，这一点无关紧要。在必要的时候，这种行动确实发生。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镇压产业工人，为南京提供军火飞机，串通一气，把共产党概称为“土匪”，若无其事地否认内战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员会”（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样）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②马丁·劳伦斯书局一九三四年伦敦。③《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一九三四年伦敦）。④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70页（一九三二年伦敦）。
六
红色的天际（中）
由于工人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无力状态，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能力赢得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无产阶级的先进领导人不得不依靠农村地区，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保持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在实践中却有了一种土地革命的经济性质。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希望最后终于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国势力不那么牢固的城市基地进攻南京政权①，然后希望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进攻外国势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垒。
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②中明确地承认，象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苏联＇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至巨。
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给中国人民大众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的——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或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东北、热河、察哈尔、冀东），胁迫作出新的让步，劫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使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收税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力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老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
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矛盾超过了日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它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它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象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③”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了。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
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作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
他继续说：
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