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一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名义上 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红白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著称。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须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的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的。
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金星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个青年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跳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和白布的头巾，上面有一颗红星。一枝毛瑟枪挂在他腰际，木盒子柄上垂着一绺红缨绸带。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进，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
“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远？”“毛主席吗？”他慢吞吞地问。“不，他不在安塞。”接着他看了看我们的后面，问我是不是没有别人。他弄清楚确实只有我一人之后，态度才自然起来，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到县政府去吧。”
他牵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动地更详细地介绍了我自己，也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的问题。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一千多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当红军已经六年了。六年！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
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贸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它位于黄河支流肤水的对岸。从地图上看来，安塞是一个大城，实际上则很小，徒有空墙。街上阒无人迹，到处是断垣残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时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再仔细一看，并没有放火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废墟年代久远，不可能是红军造成的。姚解释说：“十年前安塞给大水完全冲毁，全城都泡在水里了。”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原来的城厢建筑起来，他们如今都住在城外不远石崖上蜂巢似的窑洞里。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一个支队，已经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都一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百家坪去向省里的一位委员报告工作。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去百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
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所以，当我们转一个弯刚要走进百家坪，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时，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我抬头向传来凶狠的呐喊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大路上面山坡上有十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似的房子前，挥舞着长矛短枪和几支步枪，神情非常坚决。他们要把我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吗？还是当作一个真正的访问者来欢迎？看来我这一个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是立刻就要决定了。我对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脸色，因为他忽然大笑起来。他咯咯地笑着：“不怕！不怕！他们不过是几个游击队——正在操练。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
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中国古代战争厮杀呐喊的演习，就好像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封建时代比武的那样。在无意中作了这种战术的对象，亲自尝到了脊梁凉了半截的滋味以后，我可以证明这用来恫吓敌人还是非常有效的。游击队喜欢夜间出动，在天黑突袭时发出这种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绍给我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我刚刚坐下，准备和他开始谈话，忽然一个束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批汗流浃背的马急驰而到，跨下马背。他好奇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这段冒险经历的详细情形。
新来的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一百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原来有一个农民的儿童——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县境。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说：“我马上领了一对骑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时后，我们就看见了白匪。他们都跟随着你”——他一指我——“离你只有两里地。可是我们在一个山谷中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袭击，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他们的头子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去。”他简单地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走进院子，牵着几匹俘获的马。
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捉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逃身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白党吗？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
二
造反者（上）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之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的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时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随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二
造反者（下）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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