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等等。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棠、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马裕藻，等等，大多数为浙江人，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其“村”人数众多，地盘广博，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这个团体在北大渐渐达到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盛况，充分向世人显示了处于江南浙江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当时在北大唯一能与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适、陈源等人为首的英美派，不过此派一直处于劣势，一旦双方冲突起来，英美派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山东尽管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南按：五岳之首——泰山，母亲河——黄河，万世师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来，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别是具有科学头脑与知识的人才比之江南却要逊色得多。当时山东籍的北大教授和学生未成气候，基本属于各派系的末流，能稍显锋芒的便是以傅斯年为首的新潮社汪敬熙等几个青年学生。
得西洋风气之先，以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朱家骅，对追随胡适等英美派的山东才俊傅斯年自然没有什么感觉，更不会为此感到倾心或惊讶。按他的说法：这年头，不要说像袁世凯、孙逸仙那样争夺总统大位的一代枭雄，只要是个人儿，就牛气冲天，自我感觉才气非凡。尤其是北大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比当年的水泊梁山还热闹，只要进了这个门槛，哪一个不是气冲斗牛，指点江山？尤其令朱家骅反感的是，从城内八大胡同路过，遇到了一位湖南口音的*，为争夺客源，竟也在大喊大叫地叫嚷着“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等口号，与一个浙江口音的*叫板。在朱家骅看来，当今这世道儿，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
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朱家骅，携欧洲“海龟”之名望，对尚是“土鳖”一只的傅斯年同样不屑一顾。由此，朱、傅二人失去了北大校园会面的机缘。当傅斯年海外求学，并于1923年6月由英国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时，朱家骅已获博士学位离开德国柏林赴其他国家游历，尽管年底又返柏林作短暂停留，但他以“空谈误国”的理念和自律精神，一直不屑与学文科出身的傅斯年以及傅的众多好友如陈寅恪、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姚从吾等人来往。在朱氏看来，这些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是道貌岸然的色鬼就是坐而论道的神经病，没有一个正常人，因而朱、傅二人虽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再次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当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后，极富远见地预感到自己发迹的时代到来了，于是雄心大发，锐意整顿，大肆扩充院系规模，聘请有名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为了充实即将改制的文学院师资，也顾不得以前对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恶感了，极欲物色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誉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49】正在朱家骅苦苦寻觅之时，忽闻赵元任等海外归来的好友，连同蒋梦麟等北大同事都提及傅斯年，并谓此人在欧洲几年学业大长，尤其是文史之学，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都修炼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绝妙境界。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傅氏即将归国一试身手，原想聘请的北大已经散板儿，傅氏去向不明。得知这一消息，朱家骅猛地想起当年沈尹默在北大校园对自己说过的话，认为傅氏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海外求学七载，如能刻苦攻读，修成正果是可能的。在感慨了一番世道无常，确有可造化之人杰后，便向中大校委会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二*作了汇报，拟聘傅到中大主持国文、历史两系事务。顾孟余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大教务主任，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对傅有些了解，且大有好感，趁机在戴季陶面前帮朱家骅讲述了一通傅斯年才高过人之处。戴氏一听这位原大清王朝首位状元之后、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现已在海外成了比“海龟”还要厉害的巨无霸式的头号“大鳄”，于是深表赞同，嘱朱尽快与对方联系，以免延误时机，让其他学术机构捷足先登，使这一难得的“大鳄”落入别人的网中而不得。
朱家骅得令，立即着手与傅斯年联系，当得知傅正在驶往国内的轮船上时，越发密切地关注着傅斯年的动静。于是，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今非昔比的傅斯年刚刚在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就收到了朱家骅亲自派人送来的聘书，此举令他深为感动。
傅氏在回国前已有耳闻，此时的广州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不断变换。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这一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放洋之初对北大新潮社同仁所界定的过30岁再服务于社会的年龄。
第二章注释：
【1】据清华大学部第三级学生卞僧慧（字伯耕）回忆说：“往者先生讲史，言档案之用，尝谓：曾在湖南交涉使署工作。初至时，终日披阅档册。对外交涉，不能仅凭条文，自逞臆断。必熟于案例，事来方能举措得体，不致贻笑或偾事。”（见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未刊稿），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3】《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吴宓又有按语云：“陈君后专治梵文及波斯文、阿剌伯文，等，则购书只限于专门，少精。不同以前之办法矣。”
【4】《吴宓日记》，第一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5】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6】《洪业传》，陈毓贤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
【7、13、16、21】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8、】《自然〈以书为序〉》，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9】傅斯年《寄新潮社诸友》，载《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1日。白情，指傅斯年北大同窗康白情。
【10、12】傅斯年《留英纪行》，载北京《晨报》，1920年8月6、7日。该文由傅的北大同窗徐彦之推荐发表。
【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4】《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泛森、杜正胜编，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出版。
【15】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二七卷，第二期，1970年8月。
【17】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文中提到的曹谷冰（1895—1977），上海高行南镇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回国后在天津《大公报》社工作，历任《大公报》驻北京、南京特派员，天津、上海、汉口、重庆各分馆编辑主任、总经理等。民国二十年（1931）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赴苏联考察，发表《苏俄视察记》，后汇编成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文史馆馆员。红色中国建立初期，曹曾两次上书国家主席毛泽东，就财政经济问题陈述意见，毛两次亲笔复信并充分肯定其意见。此公到了80高龄时，仍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利用通*语之特长，全文校译《共产党宣言》。1977年2月4日在上海病逝，终年82岁。
【18】《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竺可桢著，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954年1月28日条。
【19】《陈流求追记》（未刊稿），载《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0】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5期。
【22】《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23】《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王泛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见附录《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24、40】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0年3月31日。
【25、29、30、39、41】罗久芳《傅斯年留学时期的九封信——纪念先父罗家伦与傅斯年先生的友谊》，载台北《当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
【26】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7】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1970年4月29日台北出版。
【28、31、32、33、35】《杂忆赵家》，杨步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34】罗家伦《忆志摩》，载《罗家伦与张维桢》，罗久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36】周作人《新潮的泡沫》，载《亦报》，1950年6月14日。
【37】罗久芳《傅斯年留学时期的九封信——纪念先父罗家伦与傅斯年先生的友谊》，载台北《当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以下引文同。
【38】《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罗久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42】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以下引文同。
【43】《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4】《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
【45】《新潮》，蒋梦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46】《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7】《致章廷谦》（1927年7月28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8、49】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1）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去，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对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1】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自此，清华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与陈寅恪联袂登台的机缘，他们的相会与并肩协作，以及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创造划时代的辉煌，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来到中山大学的傅斯年，与朱家骅一见如故，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他过人的胆识、才气与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为铁杆兄弟，放开手脚让傅在中大校园内由着性子，尽情地翻着跟头折腾。用朱家骅的话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2】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全国学界为之瞩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鲁迅在北京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一番唾骂，自此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直至北师大学生刘和珍等数名师生被枪杀的“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自此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不久，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学生加恋人许广平女士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适等英美派“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西洋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人物，连同一些跟随胡与顾的小字号“土学者”都没有好感。而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短兵相接，鲁、顾二人矛盾加深，终于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2）
1927年1月18日，鲁迅为改变环境与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职，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后的鲁迅公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风气作为标准要求中大师生。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