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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诏受湖南巡抚之时，正值传统文化与新思想交锋对锐，浊流与清流两个政治派别撕咬搏击最为剧烈之际，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连绵二十余县受灾，赤地千里，饥民流离，盗匪蜂起，朝廷惊忧。陈宝箴以一个出色政治家的姿态由直隶南下，不声不响地取水道经湘水悄悄潜入长沙巡抚衙门，专电诸省大吏，请求援助，同时颁布严禁贩米出境令，违者格杀勿论。时岳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贩米于江西的舟船聚集，闻令后发生哗变，当地政府官吏纷纷出逃躲避。陈宝箴闻报，立遣总兵率军队持符节急趋岳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蛮对野蛮的战略战术，对肇事者给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大军抵达洞庭，将几十名聚众变乱首领一一擒获，或砍头，或剁脚，或火烧，或烹煮，或索性扔进油锅炸做肉团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过后，众皆惊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抚的战略识见与蛮霸之气，陈宝箴以罕见的政治家气度清醒地认识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27】由是先从吏治入手，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将各府县刁钻蛮横又昏墨不职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职查办，对罪大恶极者严惩不贷。时桃源县令贪赃枉法，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甚烈。陈宝箴侦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顿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尔后上其罪而遣戍边。于此一着，群吏皆骇，纲纪凛然。当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汤的协助下被梳理一遍后，陈宝箴又开始大刀阔斧地厉行新政，创办洋火局、电报局、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轮船公司，同时开设矿务总局，择铜、煤、铅、锑等较有把握之项，试行开采。此后下大力气创办武备学堂与发展文教事业。
北京初会（5）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号散原），见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势，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积极加入到这一新兴的阵营中来。
陈三立于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及第，先后出任京师吏部行走、主事。此时朝廷内部乌烟瘴气，吏部弄权，小鬼当家，陈三立在派系倾轧中痛苦不堪，决定辞官随从父亲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间，高官子弟习父兄余荫，多声色犬马，酒食征逐。时陈三立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说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称清末“四公子”，社会精英、儒林名流与之交游频繁，时人称之谓“义宁陈氏开名士行”【28】。与王孙公子、纨绔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游的陈三立胸怀大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卓尔不群，一时声名鹊起，凡有志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皆乐与之交往。当陈宝箴入主长沙巡抚衙门后，陈三立发挥与当世贤士名流交游的特长，襄助其父招贤纳士，讲文论学，声名顿起。此等情形正如吴宗慈在《陈三立传略》中所云“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第辈，或试之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儒林名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励，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襄而罗致之者也”【29】。此段并非吴宗慈有意对陈氏父子阿谀奉承，仅从聘请的人物看，若无真正求贤的诚意和建功立业志向与政治环境，像当时已得大名的谭、熊、梁等心高志远的一代才俊，是不会舍弃京师与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长沙一隅谋事效力的。仅此一点，足见所述事实并非虚妄，陈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与非凡的治事能力据此得以确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绪皇帝颁《明定国是诏》，旗帜鲜明地接受康有为等辈的变法维新之策，百日内连下数十道新政诏令推行新政，设立农工商总局，废除八股，创办京师大学堂，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社会开明绅士、公卿大夫、志士仁人闻讯欢呼雀跃，如饮狂药。远在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接诏，认为皇帝此举大有作为，前途无量，国运将因此而振兴，乃奋起响应。困守于紫禁城、孤独寂寞的光绪帝闻之大为感动，屡诏嘉勉。为感谢皇上的礼遇与知己之恩，挽狂澜于既倒，陈宝箴于热血沸腾中，举荐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与所属吏士二十余人，上奏朝廷，备皇帝采择。于是在京的官吏杨锐、刘光第，外官恽祖祁辈被光绪帝选中，杨、刘与谭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陈宝箴见状，大喜，遂再接再厉，心怀一腔热血，上疏四章京虽有异才，然恐其资望轻而视事易，需得一资望深厚、办事稳健的朝廷重臣领之，遂力荐张之洞入主中枢统领群贤，为国效力。光绪帝信以为然，予以采纳。
然而，光绪与陈宝箴等维新者的好梦刚过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猫在颐和园暗中观察动向的慈禧老佛爷，从紫禁城飘来的雾影风声中感知将有祸及自身的兵变发生，乃采取先发制人的兵家策略，于月黑风高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绪帝，次日宣布训政，捕杀维*人。时康有为、梁启超辈均在京师，闻变，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难，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时的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与在维新变法中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获，斩于京师菜市口。
北京初会（6）
据云，当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离京师，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使馆避难。然而谭氏却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并号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30】当谭嗣同于菜市口走下囚车，受刑前一刻曾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刚毅答曰：“我哪管得那么多。”扬手投去杀头的令箭，让刽子手持鬼头刀上前行刑。谭嗣同的头在被砍下的刹那，还在高呼口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氏在戊戌政变前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人头落地前歇斯底里的狂呼大叫，令后世研究者大感迷惑，并为此争论不休。许多年后，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对他的学生石泉谈到早年家住湖南巡抚衙门时与谭嗣同的一些交往，多少道出了一点玄机。陈谓谭嗣同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常常跑到陈家去哭。谭后来热情奔放，易于激动甚至偏激的性格，恐与早年家庭环境有关。按陈寅恪的说法加以推断，谭氏在脑袋掉地之前歇斯底里的狂喊怪叫，当源于此。另据陈寅恪透露，“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只不过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的帝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极端结果，其实就在戊戌政变前，慈禧的后党已是杀机四伏，危及光绪帝的党徒了。当年珍妃入宫前的老师文廷式（芸阁），乃有名的江西才子，榜眼出身，与陈家有同乡之谊，且过从甚密。在甲午前后政局动荡中，是一位上蹿下跳的活跃人物，堪称帝党中的一员干将。但随着珍妃受慈禧老佛爷的打击而失势，作为党羽的文氏亦被革职回籍。戊戌政变的前夜，慈禧的后党采取了一个“斩足”行动，对帝党中枢外围党徒先行密旨拿问。文廷式通过密布京城的好友与徒子徒孙得到消息，知大祸来临，连夜从家乡逃出，流窜至湖南长沙巡抚衙门躲避。陈宝箴深知事关重大，稍有不慎即招来砍头灭门之罪，但念及旧情故谊，还是收留了文氏。三天后，由陈宝箴秘密安排，并赠三百两白银于文氏，送其潜往日本避难。文氏直到庚子年义和团事起后方返故土，此时朝廷已无力顾及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帝党还是后党之徒，他算是躲过了一劫。【31】
文廷式侥幸活了下来，但当年搭救他的陈抚台却命归黄泉了。
随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大幕的降落和杨锐、谭嗣同辈人头落地，陈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戊戌政变之后，因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辈乃陈宝箴所荐，加之湖南为新政改革急先锋，宇内闻名，慈禧老佛爷盛怒中于八月二十一日下达诏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32】
悲愤交加的陈宝箴于无可奈何中卸去顶戴花翎，黯然走出长沙城那高大威严的巡抚衙门，携家带口返回江西南昌隐居。其时妻子黄夫人早于一年前病逝，停灵于长沙，宝箴扶柩就道抵达南昌，葬夫人于南昌府城西四十里西山之下，于墓旁筑建居室，名曰崝庐。其宅前后各三楹，杂屋若干楹，楼上有游廊，可与墓地相望，环屋养鹤，澹荡游吟山水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陈宝箴忽以微疾神秘去世，享年70岁。
关于陈宝箴之死因，坊间流传多种版本，按其子陈三立编《巡抚先府君行状》言，乃以“微疾”卒，正史多采用此说。另有一说称为慈禧老佛爷赐死。如近人宗九奇在《陈宝箴之死的真相》一文中云，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33】此文刊出后，著述此类题材者多有引用，并添油加醋予以铺排，遂使“赐死”之说流传于世。据史家王子舟考证，宗氏所引记载的真实性有待确证，但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常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春秋总回西山扫墓，每有诗篇，皆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父墓成其歌哭之地。以此“推诸迹象，赐死之说似不谬”。【34】
陈宝箴有子女各二人，长子陈三立，即陈寅恪生父，次子陈三畏，早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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槎浮海外（1）
陈宝箴诏受湖南巡抚时，6岁的陈寅恪随父母、祖父母寓长沙巡抚衙内。陈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后不幸病逝，继室夫人俞氏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女康晦、新午、怵余。寅恪出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在寅年，取名寅恪，恪字为兄弟间排行用字。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辈又称其为“六叔”。
陈寅恪大约五六岁即进入家塾蒙馆就读，延聘之塾师已不可考，所学除四书五经之类，另有算学、地理等现代知识。陈宝箴神秘死去那一年，三立携家迁居金陵，除家塾外，还在家中创办了一个现代化的思益学堂，延师教读，时11岁的陈寅恪进入思益学堂接受教育。据陈衡恪女儿陈小从云：“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六叔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另外，还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35】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36】陈小从所说的柳翼谋即后来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柳诒徵，校长则是一代名儒陶逊（宾南），另有湘潭周大烈等宿儒为教席。学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孙周叔彛贾葜熳雍又觳浚Ｊ熳诎谆取Ｆ涫毖鞘岜璺ⅲ┲品慌尚率侥ＱＡ浇芏秸胖醋そ鹆晔保猿氯⒋窗煅蒙畋碓扌怼＜陶攀现蟪鋈瘟浇芏降亩朔剑狡涿椎窖檬硬欤橇卸泳蠢瘢袂迤Ｑ⌒憧砂老仓旅咳颂卦姆克谋σ环萦枰约谓薄�
正是这种家学渊源与私门授业，使少年陈寅恪自幼熟习国学典籍，而新式学堂所传授之地理、算学、英文、音乐、图画等现代知识，又博其思想，增其见识，拓其视野，为日后放洋游学，接受东西洋现代文明洗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陈寅恪晚年在“*”中于中山大学第七次交代底稿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37】自陈小从的回忆与陈氏本人的“交代”看，作为进士出身的文化名宿、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对子女教育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现代科学规划的，宋代通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陈三立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则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里流淌不息的因子。在创办学堂的同时，陈三立已经萌发了送子赴日与欧美留学深造的构想。究其内情，陈寅恪在长大成人直至晚年，偶尔对相熟者提及，知之者甚少，而能对义宁陈氏一门文化渊源详加分析者更是凤毛麟角，只有梁启超、吴宓、俞大维、傅斯年等少数几人体会出个中况味。1945年，吴宓在撰写《读散原精舍诗笔记》时，曾言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槎浮海外（2）
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右铭公之家世经历，亦略同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唱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38】
吴氏之说大体不差，陈寅恪正是怀揣中国文化学术德教之托命，放洋游学，开始了他寻求救世之道的漫长途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留日风潮兴起，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衡恪离金陵赴上海，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踏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行前在上海旅馆偶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人本一介传教之士，无职无权，但却属中国老百姓常说的“能人”一类。其人除了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肚子里也确实有点干货。凭着他的识见和钻营机巧，在清末政坛上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