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成功地实践它。假如这种检验最后表明它不是验证某种思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是谁阐述了这个思想了。毛泽东在1963年的论述中指出：“先进阶级”的思想，“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64］。归根到底这种思想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是由于它们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是因为它们为先进阶级的人们所掌握。因此，这里所要评价的是观察者—行动者，而不是那些思想本身。
从最复杂的情形回到最简单的情形，如果“预期的结果”在认识过程中没有得到实现，那么，观察者—行动者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可能的失误呢？在开始失误时，毛泽东谈到在发生失误的地方重新考察和重复该过程的必要性。［65］那么，该考察些什么？这种失误显然可能发生于认识过程的三个方面。第一，某种正确的思想可能被不正确地付诸实践。我会在以后说明，工作方式上的任何一种失误都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从而使他们试图实行的正确思想变得毫无价值。第二，某种理论或思想可能是不正确的，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可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或者是理性认识的“原材料”（观察者对问题的感性认识）有缺陷；或者是他们在理性认识阶段所运用的“前概念”是不正确的，因此不适用于这过程。第三，在认识过程中不能实现预想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于观察者—行动者的不合法性造成的。这后两种可能的失误，即不正确的“前概念”和不合法的观察者—行动者，我们在讨论衡量思想的适用性标准和对观察者作比较的标准时再进行讨论。弗朗茨？舒尔曼在他的著作《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中，对中国人以思想适用性为基础对其进行评价的系统作出了说明。舒尔曼区分了“纯粹的思想”和“实践的思想”，把它们分别作为中国术语“理论”和“思想”的同义语。［66］他发现，特别是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期间，中国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作出了同样的区分。他看到，纯粹的思想是指一系列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观念。［67］实践的思想则是试图把这些静态的观念与具体的、变化着的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下面这段话中，他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思想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将真理运用于实际问题，而是将普遍的理论（它对实际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适用性）与正确的实践（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真理来决定的）统一起来。”这样一来，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观点，思想（或认识）是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相反。［68］舒尔曼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纯粹的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实践的思想。舒尔曼的公式虽然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在其认识论著作中的倾向，即认为有些思想比另一些思想在正确性和有效性方面有较长的持续时间，但在他的公式中仍有一些内在相关的问题。
论知与行（11）
* 这里，舒尔曼有些脱离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必然与特定的组织有关：理论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民族精神。既然在当代不存在包括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内的超民族组织，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普遍的马列主义。相反，中国人并不具有舒尔曼这种理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因此他们相信，至少马列主义的某些原则是普遍正确的。
第一个问题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1965年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发表后［69］，作为纯粹思想的马列主义和作为实践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区别，不再有效了，因为，人们认为毛泽东本人在理论创造方面也作出了贡献。［70］中国人习惯用法中的这种变化（假定确如舒尔曼所认为的那样，过去的用法是有意的），使得人们对舒尔曼有关纯粹思想和实践思想的划分产生了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大的怀疑。这种划分确实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的问题，因为他对纯粹思想的起源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无法说明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它用一种本质上是非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把纯粹思想视为静态的、不变的。列宁的思想被视为当代纯粹思想的组成部分，但在列宁在世时，这种理论却势必成为针对俄国革命的实践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促进”这些思想从实践思想领域转化到纯粹思想领域的，舒尔曼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舒尔曼的阐述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由魏斐德提出的。魏斐德批评了舒尔曼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革命思想（即纯粹的思想）有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革命的根源，因此中国人自己只能发现较低层次的真理，即实践的思想。理论是外国的，因而必须引进；只有思想才是本国产品。［71］从表面上看，舒尔曼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论证说，虽然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对中国人来说构成纯粹思想的实际上却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产物）。但就其隐含的意思看，舒尔曼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种理论根植于中国之外的经验中。［72］
尽管舒尔曼设计的范畴存在一些问题，但找到一种衡量正确思想时效性的标准，仍然是毛泽东认识论本身提出的问题。根据思想适用的时限可以对各种思想作出区分，这似乎是清楚的，但不能用这种区分构成固定不变的范畴，从而把具体的思想一劳永逸地塞进这些范畴。显然这种区分应当包括三个范畴：永久适用的思想、相对长期适用的思想和只在短期内正确有效的思想。*
* James Chieh Hsiung在他的Ideology and Practice （ New York：Praeger，1970）126~133页中，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要素也作了三种区分。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观念形态或认识论部分、理论部分、思想部分，思想起着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作用。他的区分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与舒尔曼一样，这种区分是静态的，并没有说明概念之间的运动，以及它们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第二，毛泽东所运用的“思想”这个术语以及别人谈到毛泽东著作时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指的不只是一个过程，还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而舒尔曼的区分忽视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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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12）
有两个并且仅有两个概念属于第一个范畴，即具有永久有效性和适用性的思想。其一是事实，其二是方法。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事实就是矛盾的存在，即客观的、普遍的、有益的和永恒的矛盾。矛盾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永恒实在的状态。毛泽东认为具有永恒有效性的概念是他在其认识论著作中提出的辩证分析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方法虽然产生了永久变化的思想，但这种方法本身却是恒定不变的。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引证列宁的话所说明的那样，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73］。
毛泽东赋予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74］他在1958年说：“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他自问自答道，“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75］。在他革命的早期阶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作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不仅可以用来对社会作整体性观察，而且还可以作具体的观察。［76］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推而广之，在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持久性的东西与其说是它的主要内容倒不如说是在其中所发现的方法。
在永远有效的思想这一范畴中，最复杂的现象是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中怎么也找不到“存在”这种思想的痕迹。在这个认识论体系中，思想的来源依赖于不断变化的世界；思想的有效性取决于促进和推动这种变化的努力。因此，在这个体系中看不到永远有效的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77］。矛盾的客观性以及根据这种客观性而建立的辩证认识论，对于思想发展过程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辩证认识论从根本上讲描述了这个发展过程。辩证认识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证实，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不会使它们丧失有效性。在变化着的世界中，赋予这种思想权威性的正是它们的永恒性。
区分思想的第二个范畴，即具有相对长期有效性的思想，显然是个更大的范畴。如毛泽东所说，属于这一范畴的是那些可运用于“具体情况”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全产生于非中国的经验。此外，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并不构成一种封闭的体系，而是可以根据变化着的世界及这一世界的映象而有所增减。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构成了在概念化阶段与感性认识相互作用的“前概念”，这种“前概念”本身必须扎根于实在的经验之中，要通过每一次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得到微小的修正，因为物质世界本身就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会使这些思想的有效性不断得到证实，或者也可能会证明这些思想不再具有有效性。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与上面所描述的第一种范畴的思想不同，它们不可能排除这种无效性。在这一范畴中会不断提出一些有潜在可能被吸收到这个范畴中来的候补物，但是，只有当它们的有效性在实践中经过多次检验而得到证实时，方能被收入这一范畴。毛泽东使用“规律”和“科学”这样两个术语来描述属于第二种范畴的思想。他谈到过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形下的规律［78］，也谈到过特殊的军事战略方面的规律［79］，但总是强调规律的可变性，以及超出特定条件，机械运用这种规律具有的危险，虽然规律被运用于现在以改变未来，但由于它的辩证性起源，它们必然是具有追溯力的：“思想认识变成为一个体系，一般总是发生在事物运动的终点……在事物变成规律并为人们所认识之前，事物总是一再出现。”［80］同时，毛泽东把科学定义为“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81］。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生产斗争知识是自然科学；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阶级斗争知识是社会科学［82］。最后，我们看到，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一旦运用于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们就成了自由之源。社会科学有助于社会领域的自由，恰如自然科学有助于自然领域的自由一样。［83］
论知与行（13）
毛泽东在谈论构成第二种范畴的思想时强调其具有相对长期的有效性是以这种思想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短暂性为前提的。客观状况的易变性，使一切固定的标准、标识和规律最终都将变得不正确，不符合实际。［84］这一规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规律、标识和标准（即构成第二种范畴主体的那些思想观念）也是适用的，正像它适用于其他的思想一样。马克思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毛泽东认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在运用于工业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中国）条件下时是有局限性的。［85］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中国的实践和列宁的实践一样，都已超越了马克思。［86］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87］因此，认识过程中的“前概念”不应该仅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应当用中国实践所产生的概念来不断地加以丰富。［88］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确定第二种范畴某些思想有效性的局限性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历史时代。他在1960年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89］后来，人们也把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90］。对历史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在考察毛泽东的政治历史观时，将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但是，历史时代这一观点，作为一系列既定的“前概念”期间可能是有效的时代，显然构成了毛泽东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种范畴，即相对短期有效的思想，讲不了很长篇幅，因为我们已经以很大篇幅讨论过在检验属于这一范畴中的思想时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在这一范畴中的思想是特殊的认识过程的产物。在它们得到进一步检验之前，它们的有效性仅限于它们由之产生的具体环境。尽管如此，在观察者—行动者以后试图认识变化了的世界时，它们仍然可以成为能为他们所运用的前概念的一部分。我们在毛泽东谈论规律的产生方式时可以看到，在许多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作为“前概念”被证实是可靠的这种属于第三范畴的思想，就可以被当作第二范畴的概念或理论来使用了，因为第二范畴的思想是相对长期有效的思想。
除了作为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的手段来检验思想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毛泽东相关论断的深层内涵中还存在第三种检验标准：即根据那些进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并将认识运用于实践的观察者—行动者的各自特点，也可以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体系内，观察者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因而，其认识过程的产物在有效性方面也未必都是相同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观察者的角色是与行动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所有的实践都具有政治内容，所以，在他的认识论体系中，判断观察者身份合法性的标准是与在政治领域判断合法性完全相同的标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论及这个问题和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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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14）
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
我在其他地方已详尽指出［91］，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认识理论酷似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的认识论。杜威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非同寻常的影响，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曾与这些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与杜威一样，毛泽东也认为思想产生于实际经验，并且反过来又塑造这种经验。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92］确实，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到了“大跃进”前夕，也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最缺少现实主义色彩的时候，他仍坚持说相反的话：“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主义者。”［93］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实用主义是不够的。在同年晚些时候，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主观符合客观法则”，是“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94］。正是革命的热情（他在同一年的另一个场合谈到这一点时，称之为“革命的浪漫主义”［95］）使实践目标富有活力。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目标既不是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