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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1）
人类的实践史———像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工具———唯物论哲学。**
** 见《辩证法唯物论》。围绕着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展开了广泛的争论。Arthur Co…hen认为，与1937年的《矛盾论》的完善性相比，这篇文章（根据所得到的资料表明，他写下的日期是1940年）的粗糙性表明，《矛盾论》或者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写作日期提前了，或者可能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重大的修订，见The －munism of Mao Tse？鄄tu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25页脚注。Dennis Doolin和Peter Golas发表了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的译文，并完全同意Cohen对这篇论文与其声称的写作日期不相一致的看法，见《毛泽东论文中的范例〈矛盾论〉》，载《中国季刊》，1964年（19），38页脚注。Karl Wittfogel和发现，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抄袭，见《对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概念和问题的评论》，载《苏维埃思想研究》3∶4 （1963），251~277页。另一方面，John Rue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是由那些反对毛泽东并与莫斯科有密切关系的党内人士发表的，其目的就是要诋毁他，见《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464~468页。早在1965年，当埃德加？斯诺将西方的学者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告诉毛泽东时，他也对这场争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斯诺的回答是，虽然他清楚地回忆了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日期，但这两篇论文都是作为在延安抗大的讲演而发表的，他从没有写过一篇题为《辩证法唯物论》的文章。“他认为如果他写过，是会记得的。”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香港：南奥出版社，1977年增译本），222~223页。Stuart Schram似乎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尽管与毛泽东的回忆相左，但他发现了许多毛泽东于1936年到1937年在抗大所作讲演的笔记。这些笔记发表在1938年的《抗战大学》杂志上，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论文，此外，这些笔记表明，《矛盾论》的演讲是在后面作的。这样，所有这些文稿都说明，这篇文章是写于1936年末和1937年初；虽然在质量上是粗糙且参差不齐的，但也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实质。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85~88页。在注明日期为1964年12月23日的一则简短的言论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在人类冲突和自然界冲突之间关系问题上多少有些相似的论述，这种论述以自然界的冲突作为人类社会冲突的必然性的事实根据。他说：“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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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2）
毛泽东提到了中国的先人，以此作为导入他所理解的那种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手段。他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40］他在解释这种对立统一时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41］接着他用一段话来说明这一观点，而这段话实际是《道德经》的一种释义，他以此强调在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中丧失的对立面互补的意义：“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42］在其他地方，他论证说，可以把恩格斯的三个辩证法规律归结为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在1960年［43］，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面的统一，本质上说，并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毛泽东又认为，强调对立统一这条规律，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一条规律。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究竟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还是强调对立面的冲突这一问题，哲学界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使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杨献珍认为，应当重视合二而一，即由对立力量的冲突所产生的新的统一阶段。［44］毛泽东反对杨献珍的这一主张，是因为杨的观点会造成政治上的分歧。杨献珍的观点恰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强调调和那时的斗争，而毛泽东正试图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过他的这种观点也具有更广泛的方法论上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对立面潜在的矛盾，那是一种黑格尔式的错误，它会导致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正确的立场只能是一个，就是在强调一分为二的同时，指出冲突的连续性以及统一和平衡的暂时性。［45］
* 《对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似应为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工作的谈话。———译者注）第二年毛泽东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提到斯大林把恩格斯的三条规律扩展为四条；而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对杨献珍观点的批评表明：辩证地解决统一中的对立和对立中的统一这种明显的两难问题，应当将这两种状态看作在连续性过程中随时间变化而相互交替的瞬间。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时期：这时，斗争、分裂和质变是其特征；同样，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些时期：这时，互补、统一和量变是其特征。尽管这两个阶段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来说都是必然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前者是“绝对的”或既定的，而把后者———互补和统一 ———想象为相对的或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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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3）
从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的辩证观念中产生了在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广泛的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是他在解释前进和发展的运动过程时所用的“波浪”和“螺旋”。他在1961年［46］写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47］“螺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事物从不平衡开始运动，然后重新回到平衡，因而“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48］ 。“波浪”表明了高潮和低潮［49］、紧张和松弛的相互交替［50］。他在1958年说：“波浪式的前进形式就是谨慎和草率的对立统一”，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51］
最后（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最后，因为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关于人在辩证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时，还会谈到这一点），他常常把“波浪”当作整体自然的象征来谈论，因为它是人们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与之斗争的对象。在毛泽东的诗词《游泳》中，他引用了孔夫子对波浪的象征意义的解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但是，前面的几行诗句显然改变了象征意义：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任凭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52］
显然，波浪对毛泽东来说，是自然界辩证运动的一种象征，它也曾使毛泽东的祖先们产生过同样的联想。但是，在谈到当人们面对这种运动的态度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象征意义。他在1964年说：“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游泳者与大自然搏斗”［53］。 “波浪”同样也被看成是他政治生活的一种象征：1966年7月，他再次跃入扬子江，以表明他精力旺盛，正在作为“第一线”领导人重新出现，准备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54］
有意义的是，毛泽东提出要抛弃恩格斯的第三条辩证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理查德？伯恩斯坦用一种颇有启迪的类推法指出，黑格尔运用“否定”这一术语是要描述新事物产生的过程：“当辩证过程的某一个‘要素’得到充分发展或理解时，就会引起它自身的否定，当然它不会机械地遇到某个反题，相反，这个过程倒更像悲剧英雄，因他自己性格的发展而导致‘失败’这样一种不幸的过程。”［55］相比之下，毛泽东有关合题实现过程的思想，可能由于他只是通过恩格斯才了解黑格尔的，因而更具机械性而不是有机性。他实际上把相对平衡阶段当作量变过程来描述，并且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引起的。［56］在其他地方，他还论述说，在这一阶段，冲突得到“发展”，变得“尖锐”和“深刻”起来。他认为，量变阶段的最好例子，就是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先进阶级而自己正在衰落的统治阶级。［57］照毛泽东的说法，在这一相对平衡或量变阶段，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比较方法”，矛盾的双方据此而并存，并表现各自相对的力量。［58］相反，事物向新质状态过渡的质变则是以扬弃，即事物的原有状态被取代为先决条件的，用毛泽东的术语说就是“飞跃”，这种质变是一种由矛盾固有的力量必然造成的。［59］
论 冲 突（14）
新事物辩证地取代旧事物，人们用综合的实现来指称这一阶段。毛泽东在用他自己的说法代替这个黑格尔式的术语时，表现得最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在1937年［60］，他巧妙地问道：“什么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东西吞掉，就是大鱼吃小鱼。”［61］
大约30年之后，他澄清了这个异乎寻常的表述，但在这样做时，又使该过程更像折衷而不是综合。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军队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不要的，用哲学名词说，叫“扬弃”，……吃饭也是分析综合。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是洋哲学，我讲的是土哲学。［62］
当这种解释无法自圆其说时，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在对辩证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作的解释中有意识地回归到“本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辩证法源头的程度，还有他运用质变这一概念的范围，他把这一概念与“革命”相提并论。他在1958年指出：“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63］。
为了完成对毛泽东所运用的辩证法的简要评述，我们还须转到有关人类在辩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来。在这里，着重指出下面这点有很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并不是把辩证法（用矛盾作为一种分析和研究的方法）仅仅当成可以用于无序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有序的解释的多种可能的方法或范式中的一种。正如托马斯？库恩对科学活动所作的描述那样［64］，任何一位科学家，虽然都运用暂时的主导性的范式，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会与人们所观察的自然现象相一致，但是，辩证论者毛泽东却过于刻板地理解这种一致性。*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析方法，因为它是建立在矛盾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一基础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所依赖的根据是相一致的。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毛泽东所使用的术语是“绝对”———因而，辩证法也就具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为了理解世界的这种矛盾性质和这种辩证法的矛盾性质怎样与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活动过程相一致，我们须继续探讨毛泽东所理解的有关冲突的第三种特性：冲突的有益性。
* 确实，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某种可接受的范式的框架内从事着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或“解决疑难”的工作，并相信在他们的范式和所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常规的科学家的一致性思想，与辩证论者的思想相比，其自觉程度要少得多。另外，科学家在其操作观念中存在的开放性信念要比辩证论者的自我印象中的开放性观念大得多。科学家对其开放性的自我印象中包含了一种抛却陈旧方法和假设的特殊心理，其前提是这些方法和假设已无法说明出现的异常现象。然而，这种自我印象常常被埋没，这是库恩的主要观点之一。另一方面，辩证论者很少用这样一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验证的方法提出问题，从而，在不具有对作为整体的范式提出怀疑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是库恩所谓的“异常”。
论 冲 突（15）
冲突的有益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道，马克思对社会科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同时代人达尔文对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样。［65］而且他们两人研究工作之间的那种关系，表明了其同时代性以及重要性；另外，他们都对19世纪欧美思想以相信前进运动的积极性为特征的一种深刻信念，做出了重大贡献。［66］
对于自然科学家达尔文来说，进步的概念是用“适应”这一术语来解释的，而这一术语与它的早期形式“适合”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与一系列本身就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既定环境条件相一致。当这一思想被引入到社会领域后，适应这一概念便具有了一种更为抽象的积极内涵。虽然对于达尔文本人来说，进化过程相对而言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那些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人几乎都认为社会进化是朝着某些预定的目标发展的。［67］
达尔文的著作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曾考虑把《资本论》奉献给达尔文。也许正是在用辩证法来解释达尔文的著作（显然它本身并不是辩证的）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及其门徒的著作时所发现的必然的前进运动这一相当空泛的概念，才被注入了物质的科学的内容。［68］在古希腊和中国，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有时，这个不变的框架就是季节的自然循环；有时，它又是生命的循环。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征，阴和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内。然而，在现代的辩证论者那里，这种循环圈被打破了。冲突取代互补成为对立的主要形式，而且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循环圈的比喻也被表示循环和前进或上升运动并存的螺旋的比喻所取代。对于马克思和毛泽东，以及对他们的唯心主义先驱者来说，冲突的每一次解决，每一次综合，都标志着发展过程前进了一步，并且实际上只吸收了导致这种前进的冲突力量中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在1955年写道：“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69］
这种辩证法与达尔文式的进化概念的结合，使人类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让人类扮演的是两种角色：一种是自然界冲突力量的受害者或被动的经验者；另一种就是对这种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