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坤还未讲完，杨兵上前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妈的，谁听你哭穷，交代是谁指使你去偷红薯的！”
“真的没人指使呀！一家人两天没东西吃，小孩饿得嗓子都哭哑了。开初，我……我还……”说到这里，贾坤吞吞吐吐，不敢往下说。刘松一拍桌子，“说！你还什么？”办案人员也高声喝问：“讲！”“快讲！你还什么？”
见不说不行，贾坤压低声音嘟哝道：“我本来也不敢去偷，怕抓住后挨打，名声也不好。但见前几天偷红薯的人抓住后又悄悄放了，所以，就大着胆子来偷了……”
“少诡辩！交代你们的团伙、骨干和头目。”没容贾坤讲完，“办案人员”打断了他的“诡辩”。
贾坤着急地向刘松分辨：“刘干事，真的没有团伙、骨干和头目呀！”
“哼，没有？鬼才相信。”杨兵接过话冷笑着骂道：“你们这些移民，天生的强盗，像你妈一群入侵者，跑来占我们的土地分我们的粮不说，还偷集体财产！”
其他几个“办案人员”也破口大骂：“什么移民，你他妈的全是贱民！”
“移民没一个好东西，全是偷鸡摸狗的强盗！”
“贾坤，你说，除了我们拉的屎你们移民没偷过外，还有什么没偷过？”
“哈哈哈……”一伙人觉得通过贾坤对移民的辱骂、蔑视很解气，边骂边开心地狂笑。
辱骂使贾坤非常不服，他“顶嘴”了。“本地的社员偷红薯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处罚，不这样辱骂他们？太不一视同仁了！太不公平了……”刘松等人听后先是一愣，接着，“哄”地一声笑了起来——他们觉得成天扛着锄头“修理地球”，连大荔县界都没有出过的贾坤有这种思想太可笑了。
贾坤的确有些“可笑”。他竟然不懂“花有几样红，人与人不同”这样浅显的理儿！在安置区，移民同本地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内外有别”的：当地社员叫“老社员”，移民叫“新社员”。新、老之间，将同为农民的人划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等级。当兵、招工，当地人优先，一般轮不到新社员的子女。连生产队看守庄稼这种活儿，也只能由老社员去干，没有新社员的份，而生产队的重活、苦活、脏活又从来都是新社员的“专利”。
最令新社员们不解、不平的是，当地人每人有三分土的自留地，新社员却没有。要求给新社员分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提出后，当地人白他们一眼，满脸讥诮和不屑：分了我们的粮种了我们的田还想分我们的地，你们移民是打土豪夺天下的绿林好汉啊？
到后来，歧视基本公开化了。渭北澄城县冯原镇迪家河村，一个姓李的当地人偷了一小车玉米被抓住后大队干部高抬了贵手，但新社员张某偷了五个玉米棒却被大队干部抓了典型，不但在大队开会对其批斗，还扣掉了张某100斤基本口粮。此后，不光是被批斗的张某，整个迪家河村的新社员都背上“贼皮”，谁家的东西丢了，当地人都会自然怀疑：肯定是那些新社员干的。
在安置区，农村干部绝大多数由本地人当，新社员一般干不成——即使当上了也会很快被“挤”下台。原朝邑县平民乡南豫村干部谭广原1959年迁移到澄县罗家洼村被安排当了村干部后，他带领村民努力发展生产并开展副业生产，刚当一年村干部就使该村的收入达到人平六毛钱一个劳动日。可当地的领导说他搞资本主义，将其撤职。此后，该村村民的收入回落到了人平三分钱一个劳动日的“社会主义”……
也有在基层干部的职位上站住脚的，但那被人编排、操控甚至是愚弄的日子却是非常人能忍耐的——临渭区官邸镇陌张村安文茂曾当过该村党支部书记，现年已71岁的老人对记者强调说：即使我这个党支书，在当地干部中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当地干部是多数，即使研究再正确再应该办的事，只要他们不愿意，就会以多数否定我这个少数。讨好人的工作都由他们去做，比如，谁家的孩子当兵、参工，他们会争着去报喜和告诉村委会的决定，而那些得罪人遭人恨的事，他们又总是“推荐”我去做。老支书举例说：比如，让超计划生育的村民到乡里做流产做绝育手术或对其罚款，村民闹矛盾打架，要处罚小偷小摸，干部会研究时他们会都推举我去做工作，多做工作道没有什么，问题是我每次处罚、得罪过人，总有人到被处罚和被我得罪了的人那里去讨好，说他们是不愿意这样处理的，主要是安书记坚持要这样处理，天长日久，记仇的人多了，我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谭广原、安文茂这样的能人在安置区的地位都不过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移民提出“公平”“一视同仁”这样的问题也就真的有些贻笑大方了——杨兵边笑边过去搬过“案犯”的头问“贾坤，你想一视同仁？想要公平？”
贾坤恐惧地望望刘松，又望望凶神恶杀的“办案人员”，先是恐惧地点点头，接着，又拨浪鼓般地摇头。
杨兵阴下脸发怒了，一脚将贾坤踢翻在地，“让你的一视同仁和公平见鬼去吧！”
刘松没忘记自己的使命，“让他交代他们移民盗窃团伙，不老实就给我打！”
杨兵等几个“办案人员”得令，马上过去七手八脚地把贾坤捆在柱子上。贾坤还想声辩，皮鞭飞舞起来了。啪啪的抽打声和着贾坤的惨叫声从乡政府传出，令人毛骨悚然。“唉哟！刘干事，求你们莫打啦！我的手都整断了呀……”
到下半夜，听不见惨叫声了，那有节奏的鞭挞声在宁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
天亮前，“办案人员”才把已经昏迷的贾坤从柱子上解开放下，然后，一伙人在刘松的带领下去共进早餐。昏暗而空荡的办公室里，孤零零地剩下伤痕累累的贾坤。他又饿又渴，满是血迹的嘴唇裂出了一道道口子；室内的闷热使他不断冒汗，被汗水浸泡的伤口钻心地痛，成群的蚊虫“嗡嗡”地爬在他身上乱叮乱咬。这一切，贾坤全然不管不顾，他本然地坐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淌着，眼里流露出悲伤的目光。
他的精神完全垮了，他被刘松等“办案人员”那“偷鸡摸狗的强盗”、“入侵者”、“贱民”之类的辱骂和歧视深深所伤害，他的心中涌起一阵阵无法言说的痛楚。
这个老实憨厚的汉子虽然只读过三年书，但从山东逃荒到关中的父母多年言传身教，他也懂得不少孔孟之道，知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种种道德准则，要不是饥饿威胁着一家老小的生命，打死他也不会去偷生产队的红薯。做下“盗窃”之事后，他也后悔害怕，他也觉得自己的行为错误，应受到教育和惩罚，但他没有想到，刘松等“办案人员”的教育方式竟会如此凶恶野蛮！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自己也是为了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被政府迁移到这里的，怎么就成了“入侵者”，成了“贱民”？自己生活的关中富甲天下，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和所有移民愿意来这沟壑纵横，十年九旱，吃饭靠天的梁洲大队吗？
贾坤想家了。在那片黄、渭、洛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上，沃土万顷，水渠纵横。如果不来梁洲大队，到了这个季节，秋天的景色将会多么的迷人：到处硕果累累，压得树枝都弯下了腰，满地的大豆、小麦、高粱和蔬菜飘出诱人的香味。房前屋后鸡群觅食，原野林间牛羊成群。那宽敞的农家小院，家家户户那仿宫庭的门窗，无不显示着主人的高贵富有。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出现饥饿，永远没有衣食之忧，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把肚子填得鼓鼓的，随便到地里弄点什么到城里去一卖，就能变成钱，变成身上衣服脚下鞋。
可自到梁洲大队后，平原上的果树、大豆、小麦消失了，鸡群牛群羊群没有了，宽敞的农家大院变成了狭窄而充满土腥的窑洞。不但衣食无着，连喝口水也要到老远的山沟去担。一家人饿得奄奄一息时，被迫偷几斤红薯，就成了这伙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强盗”，就被他们如此歧视侮辱，受尽折磨。自醒来后，贾坤一直忧虑：这样的“惩罚”哪才是个头？偷几斤红薯真的有那么严重的罪行吗？他们为什么非要弄一个盗窃集团……
对这些，贾坤全然不知。
当时，他只知道刘松等人吃完早饭还要“收拾”自己，自己要被批斗游街，还要被判刑。想到这些，他感到害怕，感到无脸见人。绝望使他不寒而栗……
他想一死了之。
想到死，他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死了，一家老小怎么办？但不死，他们硬要我交代盗窃集团怎么办？若我受不了苦刑，乱咬一个盗窃集团，那不就害苦了其他移民吗？不顺他们的意思讲，弄去批斗游街判刑了我今后还有脸在这块土地上活人吗？唉，移民在这块土地上活人怎么就这样难，简直比在库区当鬼都难……
想到这些，贾坤忍着伤痛，爬到桌前，扶着桌子站起来，用食指蘸着身上还未凝固的血在“审讯记录”上写下了无数移民曾说过的一句话：“把我的尸体埋到库区，我宁当库区鬼，不做安区人”……
接着，他跌跌撞撞地向外走去。到了刘家洼公社外的井前，贾坤毫不犹豫地一头扎了进去。
贾坤没有死成，乡场上挑水的人救了他……
第三章 翘首望长安
12、“**定乾坤”？
饥饿、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大批移民自行返库，当一股股越聚越多的返库人流涌现在西北高原时，当阻止、驱赶和恐吓都无济于事时，陕西、宁夏两省、区的领导们面对逃亡的返库浪潮不由得有些脚慌手乱、无计可施。
这股汹涌的逃亡浪潮是1961年春夏之交形成的。人们自发地从各个安置点逃亡，像一股股细流涌向淘乐，涌向永宁，涌向中卫，涌向贺兰等**个移民安置县县
城，然后，形成更大的浪潮从这些县城涌向银川，最后汇集在银川汽车站，近7000名不堪饥饿贫穷的迁宁移民，连续40多天围攻宁夏自治区政府机关，哄闹政府领导，殴打当初以欺骗手段动员他们去宁夏的干部。因他们拦路挡车，宁夏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银川汽车站连续4天不能出车，中卫3天不能出车，仁存渡交通
中断2天——在讲述这一情节时，陈思忠等几个文化不高的老移民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人山人海”这一词语。
“哎哟，我的娘呃，那人真是多呀，小孩牵着大人，大人头上顶着行李，人挤人，人推人！”讲这段话时，老移民陈思忠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并连连摇头。他怕记者不明白究竟有多挤，又补充说：“只要到了车站周围，就根本不用自己走，人的双腿都挤得着不了地，骨头好像被挤断了似的，五脏六腑也好像挤到一块儿了……”
一道大门却将这滔滔人潮无情地堵在了汽车站外。早在这之前，为阻止移民返籍，陕西省政府和渭南地区及库区各级政府抽调人马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坐镇宁夏。工作组成员兢兢业业守在黄河边，堵在移民到银川或北去陕西的必经之路，想堵死移民们的归途。当人们或绕道而行，或硬闯关卡不断涌进银川城后，省里去的某副省长改变策略，一方面把力量全部集中到火车站、汽车站实行死守严防。另一方面，与宁夏自治区政府一道作出决定：不卖给移民车票。
买不到车票上不了车的移民仍不死心，他们不断冲击车站，冲不进去就把车站的大门堵死。形成“我进不来，你也别想出”的对峙状态。
陈思忠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态：……数千名扶老携幼的移民聚集在车站不肯散去，他们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活命”的口号多次冲击车站，几十个年轻人还从围墙翻入，企图打开大门被制服。移民买不到票，迁怒于当地政府，纷纷涌向宁夏自治区政府，把政府的门围得水泄不通。自治区书记刘阁平出面动员移民回安置点，话还未讲完，悲愤的人群吼道：“回移民点是死，在这里也大不过是个死，我们就死在这里！”“不卖车票给我们，坚决不走！”
但移民终究没能坚持下去，先到银川的移民身上那可怜的一点钱和干粮没几天就告罄了，“弹尽粮绝”之后，他们不得不绝望地离开，或者回安置点重筹粮草，以图再踏归乡之路。或者掉头北去，进入茫茫毛乌素大沙漠，绕道返回库区。
第一批移民含愤离开了银川，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又接踵而来，他们也先去汽车站、火车站，买不到票上不了车就到自治区政府门口去闹事示威，直闹得政府领导不得安宁又无可奈何。
后来，官方记录这一事件时只有两有寥寥两句：“6000多移民围堵自治区政府闹事达四十余天，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此事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
视……”
无法在宁夏获得一张回家的车票，又无力穿越茫茫毛乌素沙漠回陕的移民们想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渺茫的办法——告状。缺少联系又信息不通的的移民们以县为单位进行串联（后来，据库区移民统计，六十年代初**的代表有六拨），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每人两毛三毛地为**代表筹集经费。怀揣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背着一大包馍的代表们出发了。他们不去渭南，更不去华阴、大荔，甚至西安也不去——农民看问题的思路很简单：是县、乡的干部用“宁夏条件比渭南好，宁夏可分十多亩地”这样的假话骗了移民，移民才去宁夏过得那样悲惨。支持县、乡干部骗人的是渭南那些官员，渭南的官员同省里的领导又是同穿一条裤子，同一鼻孔出气的——故**从一开始便走“上层路线”，他们直奔北京，把脱离宁夏，重新返库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央政府。
**的代表出发后，移民们便望眼欲穿。那段时间，各个移民点总能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县的代表已找到水利部领导了！”“我们县**的人把材料交
到国务院去了……
后来，移民点传说的**故事已完全融入了传说者的想象色彩：“……我们县去**的人在中南海外呆了一年多才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移民代表汇报后非常生气，一拍桌子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忍不住高声给陕西省的领导打电话问：‘你们给中央汇报时并没有讲要把移民安置到宁夏，那边怎么有移民？’陕西的领导回答：‘……我们是往宁夏迁了些移民。’周总理指示：‘把那里的移民全部迁回去！’”
同民间那些有着太多想象色彩的传说相反，大荔县移民局的档案材料里记载的那个**事件则完全有根有据：
1961年8月，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
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这样记录了三位党支书**的过程：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党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