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老道稳重的王胜金发言了：“我看是不是这样，以生活困难，到库区拾麦穗的名义下山，到库区后先别同农场发生冲突，只是到他们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在他们不注意时，晚上了，再……”说到这里，王胜金笑笑说：“晚上再去抢收他们的麦子并在他们的麦地里抢种上黄豆……”
王胜金的建议获得大家一致通过。会议之后的第三天，三千多（后发展到6500人）饥民下山了。在苗福群的指挥下，几千人一到库区就迅速在小司令和移民骨干分子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回到移民前的村庄，白天，大家只在割过的麦地里老老实实地拾麦穗，绝不越雷池半步。有农工干预或不允许其拾麦穗时，移民们就会“胆小怕事”地主动撤走，绝不同其发生一点冲突。农场的人相信了：这次下来的这些移民还算老实。
令农工们放心的另一个细节是：晚上7点后，全体移民会准时睡觉。于是，原曾因移民的出现而提心吊胆的农工们也放心地去休息了。
接下来，令农工们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了：深夜12点，下山的全体移民会准时起床，悄然无声地潜入地里抢收麦子，然后种上黄豆。每过两天，“苗司令”和大小
移民骨干都会指挥移民在晚上向澄城偷运一次麦子……
“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干忙碌奔波的身影背后，三位村支书关注的目光里充满了焦急忧虑。自下山以来，三人的心一直紧张地悬着，一刻也未轻松过。他们知道，在这场用自己的政治前程和身家性命作赌注去换取成千上万移民生命的游戏中，任何一点差错和疏忽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在他们的意识中，输掉了自己和家庭并不要紧，但成千上万移民的生命是输不起的。十多年前，是自己把他们带出了库区，在饥饿的死神逼向他们时，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拼尽全力拯救他们。
为了万无一失，三位村支书特意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系统”：澄城、大荔城内，以小商贩作掩护的“眼线”，从不放过政府领导对下山移民的任何信息；“侦察
员”的触角甚至伸向了渭南城里，某某领导去了大荔、公安局的车朝哪个方向出动了这些消息都会无一遗漏地传回库区。然后，每天晚上，三个村支书都要摸着黑赶到约定的地点互通情报，商量对策，调整方案……
尽管移民的行动全是在隐秘中进行的，但不到半个月，移民在库区的所作所为还是被农场和库区政府的干部们发现了——针对移民的抢种抢收，农场和政府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偷割偷运偷种受到了强硬的制止。三支书和苗福群一商量，及时作出决定：集中力量同他们明干！于是，两千多移民呼拉拉全集中到一起，以人多势众取胜。遇到干部和农场阻止，就一部分人与其**纠缠，一部分人在田里放手抢收抢种。
在政府干部同移民的多次交手中，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苗福群和他手下的骨干暴露无遗。
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澄城、大荔两县的干部一齐涌向库区，动员、劝告，暗中抓苗福群等移民骨干。
苗福群等移民骨干在马水城等三村支书的安排下同县、乡干部打起了“游击”：时而躲进库边的乡党、亲戚家中，时而藏在移民的庵棚里。虽险象环生，但有王胜金三村支书暗中保护，“司令”们总能逢凶呈祥。一次，苗福群被十多个干部摁住，就在要扔上车带走时，王胜金、仪孟军等人闻讯赶到，暗中指挥几十个移民把苗从干部手中强行抢走……
俗话说，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下山一个月后的一天，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终究没能逃脱“法网”，被五花大绑押回了澄城。移民也被赶回澄城，他们种下的黄豆长出绿芽时被农场全部犁掉……
知道本次返库有三个村支书染指其中，澄城县的领导们又气又恨，但他们没敢深究下去——领导们知道：三个村支书组织、参与返库抢粮、抢地的事一旦呈报上去，上级将会如何严厉地处置自己的失察之责。
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不食前言，主动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处理，并联名为苗福群等移民骨干担保。县里提出担保条件：写出深刻检讨，交出从库区抢收的麦子就放人。马水城等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县里的后一个要求——那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线，也是他们妥协的底线。王胜金与县领导讨价还价：我们写检讨，麦子的事就免了吧！仪孟军甚至公开叫板，“就是砍了脑袋我也不会动员移民交出一两麦子！”
对三个刀枪不入、软硬不吃的汉子，澄城县的领导们无可奈何。三天后，在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写出深刻检讨后，县里对村支书们的“叛党”行为不了了之。同时，在得到三村支书“保证苗福群等移民不再返库”的担保后，将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全数释放。
事后，在向上级汇报这次移民返库事件时，大荔、澄城官方在上报的的材料中都统一了口径：不说返库人数，只称“有大批移民返库”；移民返库的抢种抢收讲成“为了拾麦穗”；把数百上千干部、公安、武警对库区的“清理”说成“拾麦穗的移民经安、迁两地政府耐心说服，很快返回安置区……”
16、“苗司令”
利用下一次返库风暴来临之前的这段空闲时间，我们该来认识一下在关中移民史上颇有传奇色彩的那位“苗司令”了。
记者曾五次到库区采访，移民们老以崇敬的口吻提起他们的“苗司令”。但记者没能见到这位当年曾在库区叱咤风云的人物——“苗司令”已“仙逝”于1991年。但这并不妨碍记者对“苗司令”的了解，“苗司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用六个多小时把他的故事讲述得详尽而活灵活现。
解放前，随其父亲、姐姐和三个弟弟从河南濮阳逃荒到陕西朝邑县的苗福群，因害怕拉壮丁，没敢在当地的户籍簿上入籍。但在大荔县公安局的档案里，却有关于他详细情况的记载。公安档案里的苗福群原名叫苗福存。移民们说，在闹返库时，苗福存宣称自己要谋福于群众，于是，将名字改为苗福群。久了，人们忘了他的本名而只管叫他苗福群。
从聂小二、朱金定等移民的描述中可知：苗福群，高个，瘦。这个高而瘦的老头脾气暴躁，思维方式简单而固执。某官员当初动员搬迁时对安置区的条件作了不实介绍，苗福群因此而认定“政府的干部日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从此，他不相信当地政府干部，不相信当地政府的文件，更不相信当地政府的任何承诺，他甚至拒绝见政府谈判代表。他骂一切出现在库区干预移民活动的干部都是“日本作风”。
安置区和库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使苗福群“迷上”了闹返库，他几乎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贡献给了“返库事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三十年间，他都在为返库和移民的问题奔波着，并且，一直都那样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库区发生大小17次闹返库，他一次不拉，每次都冲锋陷阵在“斗争的最前线”。因领导返库，他曾三进三出公安局，但闹返库的勇气和积极性却分毫不减。
他有一个朴素而实在的重要论点：“种自己的田不犯法”。他至死都一直认为：国家修水库我们可以让路，叫我们搬哪里就搬哪里。但“库不修，民必返，地必还。返库有理，种地有权”。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问题是：部队农场和地方政府农场的人凭什么种我们的地？
与苗福群固执“配套”的另一性格是倔犟，别人越认为做不到的事他越要千方百计做到。一次，与移民代表商议**事宜，需要筹集资金，大家说，现在都已家徒四壁了，到那里去筹款啊？苗福群问：家徒四壁就无法筹款了？有代表叹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怎么筹？苗福群一拍桌子：我就要给你们做一个巧妇无米之炊！当天，他回家就把他那两间空荡荡的房子卖了，200多元卖房款一分不剩地捐给了**的移民代表……
对于苗福群的固执和倔犟，“老战友”刘怀荣曾以不屑的语气评价：“一根筋！做事不转弯，无计谋、无计划，闹十几次返库，闹一次失败一次……”
另一“战友”陈文山对其更是颇多微词。后来，两人的关系甚至僵到见面互不说话的程度。
这种矛盾是在后面即将介绍的马湖会议上结下的。苗福群因故没能参加马湖会议，会后，前去参会的部下汇报说陈文山在会上大讲特讲“返库无用论”，苗福群一听就火，不顾部下劝阻，立马就去“教训这狗屁不懂的老东西！”谁知陈文山不服教训，与苗福群争辩说，你每次组织几千上万人闹返库，既花钱又费事，达到了什么目的？每次不是被农工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赶回澄城，种的庄稼也被政府“压青”，粮食一颗也未收到，还落得领头的人被抓被判。相反，**只需准备一点路费，派几个人就可以把移民的问题反映上去，何乐而不为？
陈文山的话无疑触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关的痛处，还未讲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骂了起来：“你简直是放屁，胡说！直接闹返库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几千上万人到库区一闹，中央知道，省里、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都来了，移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对解决问题，达到返库目的很有好处。”讲到此，苗福群反唇相讥地质问陈文山：你不是爱**吗？你们哪次**见到过省、地、县的主要领导？你哪次**上边的人不是让你回去？他们会把情况给领导反映，你们的问题会很快解决？你们反映的问题解决过吗？
那场争论及苗福群在争论中对陈的那些粗鲁的态度将二人矛盾公开化，从此格格不入，关系日趋紧张。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回忆说：1984年冬，苗
福群从安置区到库区后，因人马太少只好寄人篱下在陈文山的地盘上。陈文山对其不理不睬，甚至连开会研究事情也不让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参加。苗福群受不了这份慢待和委屈，连夜带人撤走，在农建七连的东边另劈地盘。那之后，二人经常公开骂阵，陈文山骂苗福群是“不识时务的粗人”，苗福群则指责陈与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刘怀荣为移民“领导人”内部的不和感到着急，他认为，大家只有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做到长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他曾
把苗、陈二人找到一起劝解，要大家团结对外，齐心协力闹返库。但他的苦口婆心没能改变苗福群好斗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没能缓解苗、陈的矛盾。
尽管如此，刘怀荣还是很理解“战友”苗福群好斗且固执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为积极分子被迁到宁夏，1962年又被迁到澄城县刘家洼公社。
在那里，他后来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一丈八尺长的土窑。日子过不下去时，又逃回到了库区。从‘关中白菜心’迁到三面环山的澄城县刘家洼乡社田村后，粮食亩产只有五十斤，一个劳动日才七八分钱。今昔的对比太强烈了。”
无水无粮无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库区呆的时间比在安置区还要长，在库区多半的时间都在领导部属们抢种部队农场和农工农场的土地，并在他们还未收割时就去他们的庄稼地里“拾荒”。抢种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锋使他熟识了所有农场的领导，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库区“拾荒”的日子很悠闲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队靶场的空房子里，接着住进了黄河滩的树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干脆在黄河滩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们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对农工宣称：我们不走了，这黄河滩就是我们的家。
农工常向苗福群的“家”发起攻击。特别是1985年初，在整个库区，攻击事件发生的频率达到了周周有“战事”的程度。沙苑滩的王福义部频频遭袭，华阴滩的
刘怀荣部与农工打得难分难解，朝邑滩上，苗福群同农建六连的摩擦更是不断。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在转瞬间变得高度紧张。
这其中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之前，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由国务院办公厅、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来到库区，针对“调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以及库区靶场、农场情况”进行了三十余天的调查研究。
不管是陕西的政府干部还是为土地而战的移民，他们都从联合调查组组成成员的规格和调研时间等因素里，看出了中央解决移民问题的决心。农建师的领导们自然也预感到移民很快就会重归故土——但他们不想在中央作出决定前让移民在库区那些已属于自己的良田里形成返库的既成事实。他们想与当地政府联合赶走返库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刘怀荣等为代表的移民也以农民的智慧对农工进行着“统一战线”，主动与农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层农工。他们告诉农工：我们返了库，你们无地可种，政府就会安排你们回城……
这种统一战线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农建三团七连有了收效，该连杨连长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不仅经常把当地政府将如何“治”移民的有关情报透露给移民，还常给其送粮送衣。聂小二至今都还记得：他们送给了移民两麻袋优良西瓜种子，我们想给钱，他们怎么也不收。
农建师的领导们反对并竭力制止部下与移民的“眉来眼去”，要求下属的几个团都务必在春节后尽快将强占农建师土地的移民赶回安置区——他们估计，春节后还将有大批的移民涌入库区，如果在春节后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想返库的移民就不敢来了，库区里的移民坚持不住也会不战而退。
给移民“下马威”的任务落到了农建三团五连左连长和保卫科长头上。正月初七凌晨5点，左连长带人点燃苗福群手下移民的十多个庵棚，也由此点燃了移民**农工的“狼烟”。
17、“司令秘书”
苗福群有生之年唯一感到自卑的是自己没文化，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他几乎认不得所有的汉字。这就给他的“返库大业”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解决闹返库写上访材料、写举报信、写返库檄文及统计数据等诸多问题，苗福群的麾下集结了不少素质不错、文笔颇佳且足智多谋的“秘书”。原平民乡移民聂小二、原鲁安乡豫安村朱金定是苗福群闹返库时期最得力的“秘书”。
1962年，聂小二生于移民安置区澄城县罗家洼，对于远在大荔县库区的老家，他只能凭借父亲的回忆和自己的想象去体味800里关中的辽阔和富庶，只能从数十万移民百折不挠的返库行为里去感受故土对他乡游子的诱惑与吸引。
读初中时，聂小二便认识了苗福群。那时，聂小二的父亲聂景慧也是返库移民代表，苗福群常到聂家商议闹返库的事。父亲常对聂小二讲苗福群为了移民返库卖掉房屋，每次都带头冲锋在前之类的“事迹”。这些“事迹”无疑在一个幼小心灵里形成了一个英雄的形象。
加深聂小二对苗福群记忆的却是一件小事：读初二那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苗福群又到聂家开会商量返库之事，会议结束已经很晚，便在聂家住了下来。凌晨5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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