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场农工进城请愿的效果和结局是圆满的。这场惊动陕西省委、省府的请愿也惊动了北京。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领导对这次“示威请愿”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忍耐。据黄思英等农工回忆，请愿之后，当大家都担心政府会“秋后算账”而四处躲藏、观望时，农场却开始了农工返城登记工作，过了不久，部分农工回到了西安，被安置在光华宾馆、西安酒店、胶鞋厂等多家企业。黄思英进入光华宾馆一直工作到2004年退休。
而这之前的那场移民闹返库也有了当时还不为移民所知的效果。据《渭南移民志》记载：1984年11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由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省政府等部门23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陕调查了解移民情况。
刘怀荣、苗福群等不合作的强硬派移民代表没能见到联合调查组。刘怀荣告诉记者：移民们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中央来人，我在家准备了好多天材料，想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央调查组的领导倾诉几十年来移民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艰辛。但没有人通知我。我知道，不是中央领导不见我，是本地政府干部不让见，他们怕我讲了实情他们脸上无光，伤了他们的面子，怕我们会对中央领导有过激行为，威胁调查组的安全，所以，当地政府对调查组接触的人和事都有周密安排。我曾想主动前去挡驾求见，但省、地、县的干部在中央调查组周围戒备森严，我知道，此时前去求见，无异自投罗网。所以，我只有跟在联合调查组的后边，了解有关调查组调查的情况。
通过对调查组调查的情况分析，刘怀荣明显感觉到，这次带队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与本地的那些官员不一样，是“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那种好官，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那一类清官。在历时40多天的调查中，他带领调查组成员调查、听取了省、地汇报，实际察看了库区现状，调查了澄城、白水、合阳、蒲城、富平5县17个乡24个村的移民生产生活状况，并对93户移民家庭进行了家访，接见了移民代表，召开了移民座谈会。移民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现状令这位北京“钦差”悲悯、同情，移民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使得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满怀疚愧，泪流满面。他对移民双手抱拳作揖，声音哽咽地说：“政府对不起你们……”
在尝了一口移民用苞谷皮和野菜搅拌在一起蒸成的糠菜团团后，水利部计划司副司长陆孝平吃得满心酸楚，他同样真诚地向移民表达同样深深的歉意：“政府亏欠你们的太多了……”
这种忧国忧民的歉疚之情给了孙岳等官员说真话，讲实情的勇气，1984年12月29日，联合调查组写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现在，三门峡库区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不少移民住房破陋不堪，缺衣少被，多数移民所在生产队劳动日值仅几角钱乃至几分钱，口粮严重不足。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安置区的生产有所发展，移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现在部分移民生产、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返回库区……”
报告还列举这样的例子：“澄城县刘家洼乡移民，人畜同居一室。这个县的善化乡陇头村移民安石头，全家七口人，寒冬腊月只有一人穿上棉裤，还是政府救济的。至于四五口人之家，仅有一两床又破又烂的被子，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蒲城县马湖乡用女儿换户口迁走的有四户23人，出外入赘的11人……
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强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这份字字血句句泪的报告令中央震惊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四个多月后的1985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决定从库区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产、生活极度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定居。
为使移民返迁安置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根据陕西省委《关于三门峡库区安置移民工作管理机构及人员编制的通知》，渭南地区及各县相继成立移民工作机构，编制干部270名。其中：地区移民办40名，大荔移民办77名，华阴45名，蒲城25名，渭南20名，澄城15名，潼关12名，白水10名，临潼10名，富平8名，合阳8名，同时在库区成立了9个临时乡政府。在库区设10个乡100个村，其中：大荔库区7个乡70个村；华阴库区3个乡30个村。分属大荔、华阴县（市）管辖。
这些后来被写入《渭南移民志》的史料当时大多数移民完全一无所知，移民们仍然为返库而不屈不饶地抗争着。1985年春节后，移民返库****又起。《渭南移民志》说，最多时在库人数达9000多。而刘怀荣等移民却坚持说，这次返库移民至少有两万人。
对于移民离库的经过，《渭南移民志》和移民的叙说也不完全一致。《渭南移民志》说，后由地委、行署和各县主要领导带领大批干部在反复宣传、传达中央“关于解决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会议纪要”精神后，才于夏收前离开库区。而不少移民则说，不是动员回去的，是强行弄回去的。
官方史料和民间传说尽管存在很多差异，但有一个说法是共同的：移民返库的问题要解决，但政府的尊严必须维护。作家冷梦是这样表述这种关系的：人有尊严，政府也有尊严；要挟之下让人屈服，人会感到屈辱，要挟之下让政府解决问题，政府也会感到屈辱。既要为移民解决问题，又不能显出被迫之势。
这是一个难题。移民闹返库的几十年间，与当地政府之间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矛盾越闹越大，拿移民的话说：“库区就差陈胜、吴广了”。移民不但自己“闹”，还煽动农工跟着闹，不但在库区闹，还经常到西安、北京闹，把政府当初“骗”移民去宁夏，将政府把他们强行安置在“渴死寡妇”的蒲城马湖和盐碱如雪的渭北高原后便不理不睬等对不起移民的事闹得天下皆知。正是由于他们闹，才引来了中央联合调查组，也才使得陕西处于既要无可奈何地承认移民在库区的合法地位，又想维护自身“尊严”的被动之中。事已至于此，怎样才能显出解决问题不是被迫，怎样才能给政府一个体面的台阶？说白了，怎样才能使移民承认：解决移民返库问题，是政府要解决，而不是因为移民“闹”才得到了解决。
这个有点类似掩耳盗铃的举动被渭南地区的官员们在“农机学校会议”前后演绎得淋漓尽致——参加过那次行动的原华阴县政法委书记李集新回忆说：那实际就是一次人海战术，各县、乡、村的干部源源不断地向库区汇集，地区行署把各地召集来的人员分成沙苑滩战区、华阴滩战区、朝邑滩战区，对移民形成合围之势。从各县和部队征用到库区拉移民的三千多辆车，在移民聚居的华阴、朝邑、沙苑三大滩头排成长龙，轰鸣着缓缓向前蠕动，只要前边的干部抓出移民往车上一扔，汽车就会呼啸而去。当时，近万名干部，数千辆车以绝对优势，形成大军压境和兵临城下之势，其目的就是为了对移民头目形成一种震慑……
行动在先礼后兵中进行——动手前，渭南行署在华阴县农机学校召开了一个有50多名移民头目参加的动员大会。
据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回忆：“因为怕政府干部利用开会之机“掐头头”，四大“司令”只有王福义参加了会议，其余都是手下的人代开会。我和刘俊峰代表苗福群参会，陈兰婷代陈文山参会，刘怀荣也派了人。会场设在二楼，会场周围，岗哨林立。会场内，气氛森严，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同移民代表坐在一起。”
那天，行署的某书记主持会议并亲自传达中央“关于解决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会议纪要”精神。某专员作动员报告。某专员在会场上的态度给聂小二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天，某专员的火气特别大，一走进会场就神情冷峻，表情吓人。”
对专员的表情和怒气，聂小二在会后才知道：就在会议前不久，某专员到省里去看望生病的省委某书记，书记的爱人虎着脸对某专员发火说：你们渭南怎么老给陕西抹黑？移民把书记都气病了！
某专员把在省里丢脸挨训的怒气和移民在他心中积压了多年的恶感带进了农机会议的会场，轮到他动员讲话时，某专员站起来把帽子一甩骂道：“妈的，渭南给陕西抹黑，移民给渭南抹黑。没完没了地闹，怎么啦，想造反呀！别他妈的以为政府是吃素的，都快点给我滚回去，七天内，全部撤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讲到这里，专员巡视了一眼会场，然后提高嗓门问道：“苗福群、刘怀荣为什么不来开会？那么英雄的人物怎么会都不敢来开！不来就把他们没有办法了？建议公安机关对这两个人发出严正警告，不撤回去就立即对其进行逮捕！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某专员将紧攥的拳头咚地砸在桌上，惊得与会者一愣。
专员的话很有震慑力，但却对与会者，特别是在与会的移民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逆反作用。很多移民代表都不服专员的那番讲话，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参加会议，来沐浴中央对移民的阳光雨露的，可还未进会场，喜悦的心情便被荷枪实弹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中央都同意移民返库了，那就证明移民闹返库是正确的，可专员却给移民一顶“造反”的帽子，说移民给渭南抹黑，还要逮捕苗福群、刘怀荣，这不是与中央的文件唱反调吗？特别是专员在会场上骂人，气得很多移民代表满脸通红，他们想站起来说点什么，但会场内外的气氛已使很多人噤若寒蝉，尤其是专员那番咄咄逼人的讲话，把那些想站起来高声说不的人牢牢地“粘”在了椅子上，已涌到他们嘴边的话给憋了回去，一阵突袭而至的懊恼、愤怒夹杂着对专员的不满在移民代表们的血管里沸腾、蔓延，大家满腔怒火而又不敢发泄，只有在心里暗暗后悔来参加了会议，希望能赶紧离开这个有点近乎于鸿门宴的会场。
就在专员利用喝茶之机停下来观察与会者的态度时，会场里的移民代表已开始交头接耳地低声埋怨、漫骂着什么，一种潜在和本能的反抗在悄悄滋生、蔓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当县委书记、县长们那严厉而又夹杂着几分恳求的目光扫过时，埋怨、漫骂声渐渐停息了。
会场重归寂静。与会者默默地等待着专员的下文。就在这时，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嗖地站了起来，他满脸通红，身体微微颤抖，眼神里汇聚着无法忍耐的愤怒和怨恨。他习惯地一捋头发，再干咳一声，准备针对某专员的讲话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还没等他开口，坐在旁边的代县长罗某一把将其按在了椅子上低声说：“小二，有什么等会儿讨论时再说！”
这个细微的情节没能逃过专员的眼睛，那一瞬间，一股怒火腾地窜上了他的脑际，对这个想站起来叫板的聂小二，要是在几个月前，别说一个聂小二，就是苗福群、刘怀荣等移民司令，他都会毫不犹豫命令警察将其铐起来，随便再找个罪名拘留他十天半个月，或者让公安局判他两三年的劳教，对会场里所有的移民代表来个杀鸡给猴看。
但眼前，他却没有这样作——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首先，中央的文件已对解决移民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那些指示其实就是对移民闹返库的行为作了间接的肯定。也就是说，中央完全承认了移民留在库区的合法性。在这种时候采取强硬的大棒政策显然不合适宜。
其次，面对一介草民的一个还未发作的挑衅动作就恼羞成怒或大动干戈，实在有些太缺乏官场涵养，太无父母官风度，这绝非一个政府干部，一个党培养了多年的党员干部的作派。
最重要的是，某专员心里明白，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要杀一儆百，更不是要杀鸡给猴看，而是失败者在事实上的胜利者面前强装强者，以挣回一点可怜的虚荣和尊严。
在移民问题上，作为历史的失败者和强弩之末的渭南地区行署，眼前唯一能作的只能是趁真正的胜利者在还不完全明白战局的时候作出一个箭在弦上的姿势，逼其退让——但这只能是一个引而不发的动作，这只能是一个虚晃一枪的敲山震虎和打草惊蛇的战术动作，箭在弦上而不能真正把箭射出去，作出“敲山”和“打草”这样的动作，目的只是吓走老虎和蛇，而不是真的要与“老虎”和“蛇”斗个你死我活。想明白这些后，某专员假装没有看见聂小二站起来时那个具有挑衅性的动作，不露声色地放下茶杯，继续以强硬的口吻说道：“此外，通告各位移民代表，返库是盲目的，也是错误的，损失自负。别给我讨价还价，政府不会给闹事的人给任何好处！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没有什么讲的了，各县组织讨论……”
讨论的目的仍然只是“震慑”。但此时的震慑力显然大不如某专员在会上的“动员”了，移民代表纷纷“发作”，把在会上挨专员骂的怒气一齐撒向主持讨论会的书记、县长们，他们指责行署领导不认真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埋怨地区领导太武断，太欺负移民，大家好不容易在库区种了一季庄稼，眼看就能收麦子和油菜了，却硬要把移民往回赶。那么大的损失谁来给移民补偿？聂小二等人甚至当着库区县委书记、县长的面高声嚷道：不赔损失我们坚决不撤走。并且，几天时间，一下撤走这么多人，怎么来得及，不走！……
移民中，也有非常合作的。一直相信移民问题最终还必须由政府解决的蒲城县移民返库司令王福义在会上被“震慑”了，他当即表示，“移民的事情，非共产党、政府解决不可，我和党保持一致。”
行署领导乘机用诱人的利益冲开了移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返库期间移民所种小麦和油菜每亩补偿40元。
这种经济上的补偿满足了部分移民心理上的需求，王福义和他的蒲城旧部怀揣补偿款撤离了库区。怀着对移民的负疚心理和甘愿为民请命而闹返库的温和派陈文山也带着人马离开了已是麦浪翻滚的库区。
送走了王福义和陈文山，政府腾出足够的力量去对付不肯参加“农机学校会议”的苗福群和刘怀荣。手法仍然是先礼后兵：让公安局给其送去“警告书”：限三日内回去，不回去，采取强硬措施。
这一招果然再次不战而屈人之兵。刘怀荣对记者说：收到那玩意儿后，我便在一百多移民的保护下撤离了库区。当时之所以要撤，一是因为王福义和陈文山撤走后，库区移民的犄角之势已失，无法相互支援，当时的正确选择是走为上计，寡不敌众的我们只有撤退。二是中央当时已着手解决移民遗留了二十多年的历史旧账，我们再对抗下去就没有道理了。加之他们直接冲我的总指挥部而来，所以，我们当时撤得有些仓促。
在仓惶而撤的刘怀荣离开库区的同时，苗福群也在夜幕的掩护下，由麾下的骨干李孝玉用摩托拉着潜回了澄城县安置区。刘、苗二部的残部被政府的优势兵力连打带骂地强行架上车拉走。
被库区人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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