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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想撤前边提到的那两篇稿件，渭南的“灭火队”来北京时，我曾经向那位巧笑嫣然的女宣传部长讲了类似的话，但，她听不懂。她也不需要听懂。
处在一个社会的中下层，我们是一群最不活跃的人群。按照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社会上层“精英”，固然是社会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 底层，却也是社会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那么，我们真的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儿？
历史不会记住那些在三门峡移民事件中的部长、局长、主任们，如果不是这些“不安分的”移民，这部30万多字的著作里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即便有，对于他们的 评价也并非本书可以完成，最有资格给他们投票的，是那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几十万移民，他们会世世代代口口相传。那些上演了三门峡波澜壮阔的移民是这部书的 主角，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三门峡因此而精彩。
我记住了那些移民曾经回忆搬迁前的日子：“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这不是我们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吗？
埃里克霍弗说过：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但却不是没有信仰的时代。
2009年10月2日于北京八宝山
（龙平川：资深媒体人、作家）
引子：大错铸成
这是一条奇特的大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几个泉眼淌出时，它还是清流汩汩，碧波粼粼，向东流过一座黄土高原后，它变成了一条浊浪翻滚的黄色泥 河。
它因此而得名——黄河。
黄河用5464公里的长度和75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维系了炎黄血脉并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国人都公认黄河是自己的母亲河和“摇篮”，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和灵魂……
面对黄河，一贯气壮山河的伟人毛泽东充满了敬畏之情。他告诫人们：“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
他的敬畏中多少夹杂着一种无奈的矛盾心情——对海河，他说“一定要根治海河”；对淮河，他说“一定要修好淮河”；对黄河，他似乎没有了一贯的大气磅礴，而 只是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然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基调伴着“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情怀和“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主义”的奋斗目标，还 是使毛泽东无法放弃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他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等决策者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了被中外水利专家不约而同看好的三门峡水库坝址。
所有错误都是在绝对正确的信念下铸就的。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 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第二天的报纸说：邓子恢的报告赢得了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人民代表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代表因那“激动人心”的报告而彻夜未眠。
激动的代表们忘记了三门峡上游的八百里秦川。当年，德国的水利专家到现场勘测后曾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异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怀有阶级偏见的决策者们把这一警告当作了“不怀好意的危言耸听”。
1956年，“苏联老大哥”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完成，三门峡工程不可逆转地启动了。
大错由此铸成。
领导者错误的决策总是以无数小人物的利益和痛苦为代价。决策者的一念之差，陕西省渭南地区当初迁出的28。7万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几十万个子孙后代（注：库 区目前有近48万远迁移民，还有10万就近迁移移民）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弯——就是从那时起，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前绝望的呼救，17次闹返库时 的呐喊，对侵吞移民利益者的怒吼不断响起在西北高原和三门峡库区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记者希望也能像一篇写三门峡移民的文章里说的那样：让读者“读到那些烙印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磨难与挣扎。看到移民来来去去闹返库，执 政者给予的充分理解，并尽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让移民安居乐业。看到**党人是怎样一步步接受着人民群众的考试。”更想让读者看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是怎 样温暖和抚平广大移民那曾被伤害的心灵……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录，记者也希望党和政府能关注并进一步惩治那些侵害库区移民利益的腐败现象，把原本属于移民的利益早日归还给库区移民，使库区的政治更 加清明……
第一章 牺牲
1、“污点人物”
要采访的对象有“污点”——介绍刘怀荣的朋友提醒记者：他虽是黄河中游那场悲剧性移民的重要亲历者和幸存者，但站在法律和政治的角度看，他是有“污点” 的。
朋友说刘怀荣有“污点”，是因为他81岁那年曾经“进去过”。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公安局的材料记载：刘怀荣，男，汉族，生于1922年，小学文化，农民。现 住华阴市华西村。因聚众闹事被**一年……
也许是担心记者知道了刘怀荣的“污点”后会放弃对刘的采访，提供这份材料的朋友用令人觉得有些夸张的语气介绍说：刘怀荣绝非一个一般的农民。他是一个被几 十万三门峡库区移民尊为“头家”，被当地政府列为移民“四大司令”之一的重要人物。少了他，三门峡库区移民史也许就会不完整，移民在某个时期就会觉得缺少 主心骨，移民的故事就没有主角。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才知道朋友的介绍并非夸张而是精辟——单从刘怀荣进入86岁耄耋之年时，华阴甚至是渭南各阶层还不能为其“盖棺定论”，还在为他所干 一切究竟是“为民请命”，还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一点看，他的确应算是一个“人物”。
2008年正月初三晚，在渭北下吉镇北七村五社的一间农舍里，这个昔日名扬库区的“人物”就坐在记者对面，认真地回忆着并不十分遥远的往事，然后用不紧不 慢的语气和辅以幅度较小的手势把他曾经无数次对无数人讲过的故事重复给记者。
他那些几乎涵盖了三门峡移民所有磨难与挣扎的故事早已烙印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有充满富庶和希望的甜蜜日子，有用谎言点燃的激情，有被异化、扭曲的人性与 灵魂，有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的惨烈，还有被编排、被欺凌的漫长岁月里弥漫着的那种伤痛与哀愁……
重温悲伤是件残酷的事，它会令人更加痛苦。凄惨的往事触到了刘怀荣那本就难以弥合的伤痛，老汉双肩颤抖，老泪纵横。记者也难抑唏嘘之情，采访因此而数度出 现中止。
老汉不懂新闻，却恪守着新闻“真实”的准则。在长达二十多小时的采访中，对那些记不清楚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姓名或者一件事情的一个并不重要 的细节，他都绝不胡诌乱编。他会停下来安静而持久地冥思苦想，让记者边望着被灯光凝固在墙壁上的那个沉思的雕塑边耐心地等待……
很难把刘怀荣与那些紧扎裤脚、身穿对襟、头裹“白羊肚”的关中老农挂钩。这位曾统领过数十万移民的“司令”虽满头花白，年事已高，但他气质不减，风度依 旧。一张富态的国字脸上透出一种农民式的睿智和沉稳，他的沉稳甚至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老汉，是一个也许更适合做官的人——如今的官员就大多是一副 沉稳老道，高深莫测的样子——遗憾的是，刘怀荣终究没能做成官，上世纪中期，黄河中游的那场大移民把一个“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和移民积极分子“锻炼”成了 令当地官员头痛不已的“刺儿头”，他因此而常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送去**……
事实上，按弗洛伊德“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或曰“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刘怀荣的结局只能是这样——他的性格元素中除揉入了太多关中人粗犷仗义、顾群抱 团又特别爱较真等特点外，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说话做事从不转弯抹角，总爱“一吐为快”。还喜欢提意见或曰告状——当生产队队长时老给村干部提意见， 当移民时，又常到乡里、县里、市里反映问题，当移民“司令”后，甚至还跑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干部……
“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理论的另一说法是：“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在我们 这个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接轨而来的社会里，朝代更替中“遗传”下来的尊者对卑者、上司对下级、城市人对农村人的那种人格歧视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我 们的一些官员还并不真正**、开明、大度的时候，尊卑上下和城乡有别被注入了现代性，卑贱之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对一些权势者来说都是大逆不道并必将会被排 斥的。刘怀荣口无遮拦地给村、乡干部提意见，甚至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政府干部，他“收获”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劳动教养这种“命运”也 就在所难免了。
“命运”没有能改变刘怀荣的“性格”，时间的砂轮也没有能将刘怀荣身上的“棱角”打磨出丁点的圆滑。他把胯下之辱深埋心底，以边缘存在的方式让记者从另一 种角度在一个“污点人物”身上看到了也许应视为具有“闪光”意义当然也是可彰而不可学的东西……
讲到带领移民闹返库的动机时，刘怀荣一再向记者强调：“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记忆的揽绳已经把痛苦的往事牢牢套住， 固执、倔强的老汉把自己的思绪定格在了五十多年前的岁月里，他无法忘怀关中那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和那片土地给关中人带来的富庶生活，无法忘怀家乡那条潺 潺流过的渭河，无法忘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迁徙，更无法忘记那些被穷山恶水困扰了数十年而变得贫穷不堪的移民……
“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的一诺千金成了刘怀荣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像堂吉诃德那样“战斗”着，在赢得 一片喝彩的同时也把一个斗士的坚强和脆弱表演得淋漓尽致——他放弃个人幸福和当地政府个别领导给他许诺的利益，与库区的几位移民“头家”结成“四大司 令”，带领着他们的数十万部属，不屈不挠地闹返库、争土地使用权，直至被关进看守所那阴冷潮湿的监舍——那时，他有过沉默，有过被“震慑”后的短暂恐惧， 但他终究没有屈服，甚至还对前去“招安”的某领导热嘲冷讽。于是，对其痛恨不已又无可奈何的人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给他制造了一个“被招安的事实”——铁窗 内，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刘怀荣向某领导保证：“我今后不再**了……”
这样的电视画面使得“司令”的部下们一片哗然。有人惊呼：“刘怀荣投降了！”有人埋怨老汉委曲求全，有人猜想，这也许只是他寻求摆脱囚禁的一种“诈降”和 权宜之计，但就是没有人想到他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市里若把移民的事情解决好了”这样的前提条件被剪辑掉了。因为这句被剪辑了的话，刘怀荣在一些部下心 目中没有能保持住一个移民“司令”的最后晚节和尊严。
显然，刘怀荣非常看重部下的感受和评价，谈到这一话题时，他多次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夜空发呆。
记者明白，老汉是在为部下们的误解和评价而伤心。
其实，部下们的看法并不会影响或贬低刘怀荣的“司令”形象，连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都说：“移民能重返库区，刘怀荣起了重要作用”。这位原政府官员的 评价是中肯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刘怀荣和他的部下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终于，他和几十万移民不屈的抗争赢得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中央下发文件允许 15万移民走出缺乏起码生存条件高塬大山，返回他们数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库区……
如今，三门峡库区的“四大司令”已有三人作古，“司令”们手下的干将们大多徘徊在生命的边缘，再也无心、无力于耗去了他们大半生精力与财力的移民问题。然 而，86岁了仍敢骑着摩托在马路上狂奔的刘怀荣却背负着历史的尘埃，依旧为移民返库人数、安置土地等问题奔走呼号，他无数次地层层找领导、找当地和上级政 府、找执法部门。但令他郁闷和伤心的是，他和他反映的问题总是在层层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个别执法者还动辄就对他“绳之以法”，好像个别人 对移民的侵害天经地义，被人蚕食了的移民利益从来就游走于当地政府及“法律”的思维之外。
刘怀荣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服，他对记者说：“当年，我们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才移民的，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是有功之民，理应得到善待。可是，如今当地政府的 个别领导不但不善待我们，还心安理得地侵吞我们的利益。更可气的是，移民利益受到侵害，渭南和省里还没有人管……”
激动和愤怒使得老汉的逻辑思维变得有些不大连贯，想指责“当地的个别领导”，他却又突然把话题转到从前。“上世纪五十年代移民前，层层政府的领导给我们描 绘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给我们承诺了多少的好事啊！他们讲的那些话是何等温暖人心，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无怨无悔地移民大西北，移民陕西渭北高塬……”
刘怀荣记得，最初感动他和库区百姓的是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的报告。
他说，邓副总理那“激动人心”的报告传达到陕西省渭南地区华阴县时，已是1956年冬春交替时节。对国务院邓副总理那份报告，“刘司令”的记忆里只剩下了 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唉，反正讲的都是如何修好三门峡水库为老百姓谋福利之类的事情；讲了黄河变清的美好情景；讲了建三门峡电站是治黄史上的千古大业； 好像还讲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增强国力、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政治意义。号召每个贫下中农要把自己的思想、命运甚至是生命都同党和国 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刘怀荣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党和国家教育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都要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 挥为天职，以服从党和国家为己任。
那时有一首歌：“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
以歌词的标准衡量，刘怀荣绝对是一块好“砖”——当年，他“官场”的职务是华阴县（注：1990年12月改为华阴市）义合乡义升村三生产队队长。1956 年初春，在乡上参加过“建设三门峡电站干部动员大会”回到村里的当天，他就同村干部们提着石灰浆桶用他那歪歪斜斜得有些难看的“手迹”到处书写“国家利益 高于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支援国家建设！”“奉献三门峡、永远不后悔！”等标语。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怀荣依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永远需要有国家和民族主义精神。在国家利益确有需要时，个人应该无条件做出牺牲。
但他又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国家确实需要我们作出那样的牺牲吗？国家有能力修建三门峡电站或者的确需要修建三门峡电站吗？三门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