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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谈话会的王副书记首先用仿佛很随意很亲切，但又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语气宣布：根据市委决定，今天下午，市委、市府的几位领导集体找市移民局的的李万明同志谈话，首先希望李万明同志端正态度，引起重视，并在今后注意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
王副书记所说的“这些问题”之一主要是前段时间李万明发给市委领导的几个短信。王副书记打开手机宣读了短信内容后对其发短信之事进行严厉批评说，李万明同志，你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有什么可以逐级反映嘛，不能动不动就给市里所有的领导发短信。你的那些短信已严重干扰了市委、市府领导的正常工作，也干扰了市领导的生活与休息！你应认识到这样做的错误，不要再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接下来，田副市长、乔晓陆和郝宗友等领导也分别对李万明这些年向新闻媒体投书举报的事进行了“说服教育”，其主题只有一个：“你李万明的做法影响了渭南在外界的形象，影响了渭南的投资环境，也影响了全市的经济建设……”
领导讲完后，王副书记让李万明也说说。这时，边接受“说服教育”边埋头记录的李万明抬起头来，目光中充满了竭力压抑的愤怒。下午，当他踏进会议室的最初一瞬，从参会者轻蔑的神情里，他立即意识到此次被召到市委召开的会议上来绝不会是一次委以安抚移民、维护库区稳定之类的“和平之旅”。从会议室那一双双并不友善的目光里，他甚至预感到了一种即将被“群起而攻之”的紧张气氛。王副书记的会议开场白使他明白了会议的真正意图，那一刻起，他思绪纷乱，心情恶劣，一种突然袭至的恼恨紧紧攫住了他，特别是领导们的指责和“说服教育”使李万明感到失望、震惊继而愤怒不已。但他明白：在这种时候，自己需要冷静和克制，需要有理有节而又针锋相对地回应。
王副书记让李万明说说时，他利用端起杯子喝茶的短短几秒钟迅速理清自己的思路，组织语言的阶梯，然后侃侃而谈。他首先对自己十多年来举报的情况一一进行回顾后，强调自己的举报在主观上保护了移民的利益，客观上也保护一些干部，至少是使这些干部在干了一些腐败的事情后，因害怕被举报没有敢再继续肆无忌惮地侵吞移民资金，从而避免了法律的制裁。
对市委市政府对移民局关心不够的问题，李万明举例说，我们局成立24年来从没提拔过一个副县处以上领导干部。近十年来，市里给移民局派来的局长都是待一两年便匆匆而去，严重影响了移民工作。为了维护我局的稳定局面，我仍希望市委在决定移民局长人选时能在局里几位副局长中选拔……
李万明的不卑不亢令所有到会的领导和秘书们吃惊，本以为凭着四个副厅级数个县团级干部组成的“高官”阵容及“秋风扫落叶”般的严厉批评完全可以镇住这个胳膊肘朝外拐的叛逆者和不服管教的“孙猴子”，没想到这家伙不但不怯场，不求饶和不思悔改，反倒如此顽固不化。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渭南市委组织的这次谈话不但没能震慑住李万明，反倒激化了矛盾且激发了这位“孙猴子”的斗志，谈话会刚刚结束，他便开始了反攻——2009年4月16日，李万明将一封写给市委副书记王晓明的“交心材料”同时寄到了渭南市委的十个常委手中。
常委们一看不由有些吃惊：这哪是什么“交心材料”？简直就是一封充满挑衅意味的挑战书和要与市领导叫板的檄文！他对“尊敬的王晓明书记”说：“鉴于您是上周五对话会上的最高领导，故我特意向您作一汇报和请示——
您上周五给我举办由4名常委和多个部门领导参加的对话会，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些往事。早在1996至1997年间，渭南市委曾先后召开了四次常委会专题研究我李万明的事（这在市委有档案可查）。同时，市委还多次向省委写报告要求研究处理我，于是，1997年2月21日，在有省委安启元书记、程安东省长和所有常委参加的会议上，我市列席会议的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提出了处理李万明的议案，结果，错误的议案被英明的省委领导否定。此后，在渭南市个别领导的敦促下，省委又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如何“治”我的事。同时，副市长侯振斌还指示市政府办公室向市监察局印发了“渭政办函＇1997＇3号”文件，要求该局在当年3月底前给国家监察部上报关于李万明情况的汇报材料。可是令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失望的是，他们向省委及监察部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最终统统被驳回。
后来，我一直想不通，渭南时任领导为对付我这么一个无职无权的小科员，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并不惜用尽权力与财力进行剿灭？这真是渭南市委的耻辱和渭南人民的悲哀！王副书记，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
一位在渭南官场上混的朋友说：李万明这家伙，光是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回顾就已令领导们无法忍受了，他还要来一句充满挑衅意味的“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简直是大胆至极，嚣张至极。
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大胆和嚣张的是“谈心材料”的第二项内容——“建议举行一次实际演练”。李万明在这一“建议”中说：“多年来，市里一些领导对我总是持以敌视态度，长期监听我的电话，监视我的行动，侵犯我的人权，还经常给我打恐吓电话，使我整天连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对此感到很苦恼。
1996年底，《工人日报》报道了我所反映渭南市乱花乱用移民款的问题，1997年初，市委的一些领导便指示公安机关把我秘密关押到某军事基地。此事过后，移民代表说，要是他们当时知道我被软禁，他们一定会动员和组织几万移民集体赴省、赴京告状喊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解救出来。
王书记，我想说的是，咱们现在不妨搞一次实际演练，即——您可指示公安机关把我逮捕、关押了，看看到底能有多少移民会来搭救我……”
写完这段令领导生气的话，李万明又作出一副“以理服人”的样子“提议市领导进行换位思考”。
他说：“如今，有一句时髦话叫换位思考。我是一个40年工龄、党龄和大专文化的国家干部，1985年从华县交通局调到渭南移民局时只有33岁，直到2002年（工龄34年）我还是一个科员职务，后来按照工龄30年、年龄50岁的‘三五干部’政策，才给我套了个副主任科员级别。
我很纳闷的是，自己从参加工作40年来，屡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省广播电台曾先后两次报道过我的先进事迹，特别是担任移民局工会主席8年来，我局工会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会和模范职工之家，我本人也被评为先进工会干部，多家媒体报道过我的优秀事迹，省总工会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但就是在职务上却没什么长进。
如果说我李万明一个人是个落后分子也就罢了，可是我局的80多名同志长达24年竟然无一提拔，这又该作何解释呢？难道说我们移民局的所有同志统统都是落后分子吗？
王书记，咱们现在不妨来个换位思考：假如您是李万明或者是移民局任何一位干部，您莫说您现在当什么厅局级，就是连个副处级都甭想沾边。那么，您对此又会作何感想？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请您手捂胸膛，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在“谈心材料”的最后，李万明说：我清楚记得自己在40年前所写《入党申请书》中的结尾一句话：“永不叛党，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拥护当今政府，更赞赏胡锦涛和温家宝同志制定的爱民、惠民政策，因此我坚信自己在今生今世绝不会干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再说句落后话，在自己退休之后，还要靠共产党给我发工资，自己怎么会干那种反党、叛党或者害党的傻事呢……
随这份叫板的挑战书送到市委领导处的还有一篇《二十四年的零记录——陕西渭南组织人事工作猫腻多多》的文章。
文章说，渭南市移民局自1985年成立以来，共有干部职工80多人，其中德才俱佳，事业心强且熟知移民工作情况的优秀者大有人在，可是，在至今的24年里，我局内部从未提拔过一个副局长或局长，均是从外面调入的。市上给移民局派来的多名副局长和局长，他们大都是在我局待上一两年便匆匆调走或另谋高就，好像移民局已成为外来干部职务晋升的跳板。
移民局的同志们对移民局的“跳板”地位深感政治地位卑微，多年来，大家一直抱着这样一个希望：5年不能提一个，10年或15年提一个总可以吧？要么20年提拔一个总该不是个难事吧？但令人极其失望的是，24年里，移民局干部的提拔竟然还是个零的记录。
渭南市有近百个直属部门，都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屋檐和阳光下生活，均为市上的下属，按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应该厚砖薄瓦、亲疏有别或有人下人上之分。可是，同样是在渭南市，凡掌有组织、人事、财政、计划大权的某些要害部门，每年都在提拔干部，而移民局已成为一个长期被市委和市政府遗忘的角落，市上从来不给移民局的干部一丝希望和温暖！
人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人不想晋升？何人不想进步？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从20至60岁仅40年，依照现行的干部任命政策，年过45岁就提拔无望了。我局的80多名同志24年无一提拔，是移民局没有人才，还是移民局几十号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与移民局的份量在市领导的心中就只是如此……
多年来，渭南一直有不少跑官、要官和花钱买官之类的半公开秘密与潜规则在传闻——如有人为当上什么长，向人进贡40万元，某人为谋求县处级职务投资二三十万元，一些人为当上（科级）局长或乡长，也花上20多万元的打点费，据说，最近中箭落马的临渭区交通局长雷建民当初提拔时就曾给某些领导“表示”了不少……
这些事是移民局的干部不屑于做也无经济实力做的事，所以，24年无一提拔似乎也就成了必然。
面对这一残酷现实，我们心灰意冷，也满腔怒火。如今，大家都以为：移民局不应该再继续成为外来干部下乡渡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了，也不能再继续给他们充当职务晋升的垫背与人梯了！有同志提出，要把渭南组织人事方面的不正常状况，联名上书中央、省组织和人事部门，以讨个说法，求得公正，维护我们的前途、命运与权益。如果市上日后从外面给我局派遣局长，我们将在召开宣布新局长任命的大会上集体罢会。
对李万明的挑衅和叫板，市委、市府的领导一直忍耐着——没有人理会，没有人“应战”，更没有谁回复。好像没有任何领导收到过李万明的什么挑战书，好像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李万明是何许人也，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
问题是，这个李万明不知天高地厚，依旧不依不饶。5月8日，他又给市委的11个常委发短信了：
“无情的事实证明，市委把我们移民局的同志从来都不当人看。例如，我局59岁的助理调研员雷定丑是1983年在部队被提为团副政委的一位老领导，他在近日不幸病逝，人人悲哀。我局领导在5月4日亲往市委、市政府和市委组织部登门报告，但令人心寒的是，我们5月5日在火葬场为定丑同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竟然没有一位市级领导到场，而且分管县处级干部的市委组织部也没来一个人参加。更令人气愤的是，组织部甚至吝啬、寒酸得连一个区区20元的花圈钱也舍不得掏，而是让我局替他们购买花圈（此事由我办理）；事情居然做得如此冷酷无情，呜呼，哀哉！”
领导终于怒发冲冠了。当天，市委副书记王晓明让秘书打电话警告：“李万明，你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
这个警告再次引起巨大反弹。2009年5月16日，包括王晓明副书记在内的所有市领导再次收到李万明的“交心书”。“交心书”仍然是以给王晓明副书记的信件的方式出现的。
尊敬的王晓明书记：
我在上月16日向您写了一份题为《有关问题的汇报与请示》的交心书，倾吐了我的肺腑之言，可是时过近月也没得到您的任何回复。无奈，我在上周五又给您发了几条短信，终于得到您通过秘书传达过来的回复。但你不是善意的与我进行思想沟通，而是说一些恐吓之类的话，这令我有点失望和伤心。
有人说“李万明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这话似乎有点道理。我回想了一下，自己今生害怕的东西确实不少，譬如怕天灾、怕地震、怕禽流感、怕猪流感等等，但我却偏偏不怕坐牢。试想，1997年，市领导王某决定把我关押了近一个月，出狱后我照样坚持举报至今。记得我上月在写给您的汇报材料中就曾说过：“您不妨可让公安机关再次把我抓起来，使我有机会再演一次‘二进宫’。”我上周给您发的短信也说过：“对我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认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我这个共产党员岂有惧怕之理？
可以说，恐吓对李万明来说已经不管用了，17年来，曾屡屡经受了打击报复、残酷制裁、搜查抄家甚至非法拘禁的劫难与考验，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从最坏处想，即便是您让法院把我枪毙了我也死而无憾——回想自己从事工会工作9年来，主要做的就是为我局干部职工维权的事情，当我看到市委的阳光从来照不到移民局这块土地上，市委领导从来把移民局同志都不当人看，对此我难以容忍，亦难以心平。于是，作为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我，自己应该全力为本局同志维权，并为维权而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
关于您要我“对自己做的事负责”的警告，我的理解是：为党的事业负责。这正是我这个40年党龄的老同志一生所追求的光荣使命和奋斗目标。党中央一贯号召共产党人要反腐败，自己坚持开展反腐举报，这就是在为党的事业负责、为国家的利益负责、为渭南的大局负责、为人民的福祉负责，亦是在履行我这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您的警告实际上是对我反腐举报行为的一个肯定与鼓励。
王书记，最近在为我局助理调研员雷定丑同志举行遗体告别之事上，市委领导的态度和市委组织部的做法以及24年来在我局未提拔一个领导干部的现实足以证明，市委把我局的同志从来都不当人看。请问我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在哪里？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在哪里？敬请王书记能替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最好来个换位思考，请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中国人爱讲“无私无畏”。我17年来所搞的反腐举报和维权工作，皆是在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维护移民群众的利益，维护我局全体同志的利益，从不牵涉我自己的任何个人私事。就拿我请求市委从移民局内部选拔局长之事来说，本人已快年龄到点，提拔级别不够，也自知绝无可能在市里通过——从这个角度看，我自己起码没有想当局长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