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诖撕蜕缁嵊牍业陌镏Ｈ欢昵埃挛骰跏幸蛱卮蠛樵郑�11个行政村被淹没，3000多户受灾百姓无家可归。洪水退后，国家发 改委以急件的方式，将5906万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让受灾百姓建房。而且强调，这笔资金不可滞留、侵占或挪用，然而后来呢？后来就一直到了现在，这 笔钱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简易房、废弃仓库、还有当时救灾的帐篷——2003年遭受的洪灾，一直到2006年，被洪水冲毁房屋的受灾群众，仍然栖身在透风漏雨的临时住所内。”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很纳闷：整整三年的时间，当地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中央政府的5900多万建房资金，为什么迟迟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期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的对象很广，灾民、记者、干部、教授都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灾民、某杂志社记者、移民局干部李万明、华阴市经济发展 局局长汪旭涛、国家行政管理学院一级教授、博导王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等受访者的介绍中，人们认识了一个懒政，一个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麻 木不仁的华阴市委、市政府。
被采访的某杂志社记者认为：我们报道完了以后，国家发改委也派出了调查组，整个华阴市的灾民基本上全知道这事了，他们觉得应该离问题解决不远了。
但记者发现：自己2005年报道时候的现状跟2006年报道的现状，唯一的差别就是华西移民新村内多了20多栋楼房，别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地 方住的灾民还是照样没地方住，各个村庄里面的残垣断壁还是到处都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对此，主持人调侃说：这项民心温暖工程本该在2004年竣工，但除了极少的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画饼充饥。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洪水中只盖了地基的当地市 委和市人大的办公大楼却在2004年如期竣工，一个懒，一个勤，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为他人，所以懒，一个为自己，就勤快。但是这只能是别人的分析，人家自 己是有理由解释的。钱，下不去，是因为群众不愿意搬迁，自己要说有错误，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不深不细。怎么样？这语言，这态度够隔靴搔痒的吧？
但是，国家发改委调查组对此的反驳是，华阴市制定的搬迁实施方案可行性差，遇到困难后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一直拖着，致使工程没有进展。这一下 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在这三年间，灾民不断向上反映情况，媒体也在关注，但是奇怪的是，有些人怎么就能沉得住气呢？
在这期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再次对灾后重建缓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两年前，国家发改委以急件的形式迅速批复陕西华阴市的“移民迁建实施方案”，在这份 急件的附件中，明确要求迁建安置工作“要本着就近和方便生产的原则，在高岗地或者堤防保护区内安置灾民”。
但在具体实施重建计划时，政府和灾民却为村台选址等问题整整打了三年的口水仗。在年复一年的争论不休中，国家关心灾民的温暖被陕西各级政府层层截留。 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调查组进行调查时发现，下拨的5906万资金，其中4718万元在陕西省财政厅，938万元在华阴市财政局，250万元下拨给 了负责搬迁安置的华阴市移民局。截止到2006年7月20日，发到受灾农民手中的建房补助资金只有51。9万元，还不到国家下拨资金总额的1％。
面对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媒体报道多了，华阴官方还不耐烦地表现出了他们惯有的“理直气壮”。2006年1月，当媒体再次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华阴市政府 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记者报道混淆概念，错误地将5000万国债资金当作救灾款，是不实报道，而华阴市政府的做法是在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对此，央视的记者遗憾地说：回过头看这三年，如果当初与灾**见出现分歧时，当地政府能及时修改安置方案；灾民不断反映问题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落实承诺； 媒体追踪报道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自我检查，那么灾民急需的“补助金”也许就不会沉睡三年，也不应该沉睡三年，可惜，这些“如果”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 过。
对华阴官员懒政的批评，主持人白岩松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当看到花费1600万元的市委与市人大的新大楼拔地而起，懒人一点儿都不懒的时候，很多灾民会 怀疑，这个为自己盖房的钱是不是变成人家盖大楼的钱了？后来一看，似乎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人家没挪用，只是一个懒字或者叫不作 为，好像错误不算太大啊。但是，这恰恰是我们应当修改的一个错误观念，政府部门面对百姓的生活困难不作为，懒的行政同样应该是大错误，性质同样恶劣，因为 造成的后果一样是百姓为此吃苦受罪。难怪有人说，有些人在这件事中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所以，麻木不仁，不着急。可这国家与百姓在 有些人心目中怎么就成了别人呢？您说他的官还当个什么劲儿啊。
对央视的采访，华阴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不得不拍着匈部说些好听的了，“尽量争取让移民在今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搬进新屋！”
对华阴市政府新的态度，记者有些大惑不解：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快速解决，为什么拖了整整三年才办？如果不能解决，面对**的追问，为什么又提出这么快解决问 题的时间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李成言说：我们一再讲，要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服务谁呢？服务的是百姓，而不是说去服务那些少数的官员，个别 的主要领导。这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行为选择的问题，也就是政府要作为的问题。把中央下拨的建房款不能及时地用给灾民，这就是懒政。
在这期报道中，还有一件令人“满意”的事：媒体报道了，当地曾经动作比较慢的人也立即勤快起来，20天就拨了1200万建房款。对此，央视名嘴白岩松意味 深长地说：看样，效率是可以提高的。但问题是，这效率的提高是因为想到了百姓的疾苦还是感受了压力，担心乌纱帽，一时间还真不好说。天灾一时难防，我们能 做的是相互温暖和互相帮助，减少天灾的损失。但如果天灾来过，有的人截留温暖甚至阻挡关心，那灾民就如同第二次受灾，而这第二次受灾甚至比第一次的天灾更 让人心寒……
中央电视台的这期报道使在惶恐和压抑中熬煎了一个星期的渭南官方再也沉不住气了，9月2日晚八点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刚刚结束，尽管是礼拜六双休日，渭南 市委常委还是在半个小时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这一“负面报道”的对策，应对可能**闹事的移民……
华阴市更是采取果断措施：抽调300多名干部到库区监控灾民，不许他们**和接触媒体。
57、“功德无量”
本书的写作计划中原本没有这一节——要记述所有媒体对三门峡库区的报道实在一件困难的事情。首先是这方面的报道太多，难以一一概括；其次是素材太多太好， 无法在一个章节内全部使用……
初稿交有关朋友和库区移民征求意见时，大家都建议：还是将新闻媒体对库区的报道作一介绍。尤其是几次去库区采访，总有移民对记者讲：那些报道库区的记者对 我们移民来说，真是功德无量。你还是把他们的情况介绍一下吧！有人还特别提到那些为宣传报道移民工作而在渭南遇到“麻烦”和因此而“倒霉”的记者——比 如，2005年，被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了记者证的那位《**与法制》杂志社的王记者；2007年，被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还有被某些领导派人跟 踪监视过的那些新闻记者……
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了渭南市个别领导对付记者，对付媒体时的煞费苦心和不惜浪费大量物力、财力。1997年，为抓捕李万明和搜缴《工人 日报》，渭南市移民局花销移民经费37万元；2006年8月的一天，《渭南日报》第四版转载了一篇新华社江苏分社某记者的文章，因文章中有对渭南市滞留移 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当天的报纸刚发，《渭南日报》的总编被市委领导紧急召见，总编受到一番训斥后还从那位领导处领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将当天 已发的报纸全部收回！总编连忙赶回社里，一边组织全社编辑、记者兵分两路：一拨到各县市和街道的报亭收回已送出的数万份报纸，一拨人重新修改文章，删去 “玷污”渭南市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再付印发送给订户；2009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渭南 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的事情。
权正民乃《渭南广播电视报》的编采部主任，因工作出色，社里早有他即将提拔为副总编的传说。但2009年8月后，这一传说却变成了一个美好的泡影。这种结 局的原因仅仅因为他采用了一篇稿件。
严格地讲，权正民采用的这篇稿件并非是宣传移民工作也并非权正民所采写，而只是转载了《陕西工人日报》已用过的一篇稿件——但这篇文章同与移民关系甚密的 李万明有关，于是，市里有领导不高兴了。
如今，回过头看，那篇引起领导不高兴的题为《一心扑在工会事业上》的稿件并没有写什么招惹谁的东西，而只是说渭南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从加强工会制度建 设入手，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不谋私利乐于奉献，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给职工会员，使渭南移民局的工会工作多次获得省市先进”之 类的事情。权正民告诉记者：“稿件宣传的是先进人物，主编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发了。但报纸一出，就惹祸了，听说市里某领导把市广电局批了一顿，问广 电局的领导宣传这种人有什么政治企图，还下令要追回已发出的报纸。市广电局的领导被批急了，又把我们的领导叫去训了一顿，我们的领导也火了，先是对我进行 谈话教育和严厉批评，接着命令我：‘写检讨’！”
权正民一脸茫然：“检讨什么呀？”社长说：“市上规定，报道县处级领导，须经市委组织部审批，你报道李万明为什么不经过组织部审批？”权正民听后松了一口 气：“哦，为这个啊，我已了解过，李万明只有科级职务，无须上报审批。”领导仍强调：“不管怎么说，按照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意思，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
权正民问领导：“为什么不准报道李万明，你总得让我知道究竟有什么原因？”领导说：“不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谁报道了，谁就 犯了错误。”
后记春风化雨
牛年初夏，书稿基本完成后，记者专程去了趟三门峡电站并由此进入库区进行最后的补充采访。
久久伫立在如今依旧可以称之为雄伟壮观的三门峡大坝前，两院院士潘家铮的话很自然地又响起在记者的耳畔：“每一座建成或毁弃的水坝，都是一座纪念碑，只是有的碑上记载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丰功伟绩，有的却留下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痕迹”……
很多人都说，眼前这座纪念碑上刻下了太多“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痕迹”。但记者分明感觉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下的不仅仅只是失败的痕迹，也刻下了中国人民要治理黄河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心，还刻下了这个民族为探索治理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遇到的巨大挫折，更刻有中国政府带领人民为挽回败局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取得宝贵经验教训。
三门峡市的一位水利官员说：实事求是地讲，按照最初的规划来衡量，三门峡工程无疑是失败的，但经过多次改造后，仍发挥了一定效益……
陕西人——尤其是关中人对这座大坝的认识似乎不如河南人那样理性和理智，2003年那场洪水过后，一些地方领导、人大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埋怨“渭河成悬河，祸起三门峡”，他们呼吁：炸掉三门峡……
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最好良药。数年后的今天，炸掉三门峡的呼声早已渐渐远去，当年洒落在库区土地上的那些泪水经过时间的过滤和党的阳光雨露的沐浴，也逐步淡去了昔日的悲伤惨烈，移民对库区的历史与现状的理解在悄然发生变化——多了些理智，更多了些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领袖、领导们的理解。
大荔县如今已82岁的移民张祝安的话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再精明的人也难免有个闪失，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国家领导，刚建国不久就修建三门峡电站，没有经验，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一切都处在探索之中，难免出现失误。没有这次失误，就没有后来修三峡等大电站时的经验。不管怎样说，三门峡电站的修建，当时对提升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减少下游的灾害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黄河下游能安居乐业，也算我们的一点贡献吧。”提起往事，老人仍非常自豪。
对这个话题，老移民马连保的看法是：“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上面有一些失误，但失误之后，中央一直在努力纠正过去的失误。”他举例说，1956年；陕西省人委确定移民安置采取省外安置、省内安置、投亲靠友、后靠安置四种形式；并按先省外后省内的步骤组织、实施。后来，到宁夏的移民实在没有办法生存，1958年4月；三门峡水库建设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总理便根据实际作出指示；“移民方针应由外迁变内迁”；1962年，国务院又批准宁夏移民3万多人全部返回陕西；重新安置在澄城、白水等10县；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调查组由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历时40天；调查了澄城、白水等县移民生产、生活状况；然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便决定生产、生活特困的15万移民迁回库区重新安置。
马连保强调，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我们回不了陕西，回不到库区，现在可能都还生活在那不能生存的穷山恶水……
移民们不仅看到了共产党人是怎样一步步接受着人民群众的考试，纠正自己的失误，看得更多的是国家为改变库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投入。
老移民张德元喜欢剪报并保存关于报道库区的新闻，在他的剪报中，记者看到了这样几条新闻：
一篇是2001年1月10日那条“三门峡库区移民告别茅草棚”的消息：
……由于历史原因，两年前，三门峡库区还有近万户贫困移民居住在低矮潮湿的土庵棚内，夏不挡雨，冬不拒寒，条件十分艰苦。为彻底解决库区移民的住房问题，1997年初，陕西省人民政府从省长基金中挤出300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又配套拿出2000万元，专项解决移民安居商贸点和移民住房问题。经过2年的紧张施工，库区移民大县的大荔县的韦林、赵渡，华阴县的华西、五合、北社等5个移民安居商贸点已初步形成。目前，库区移民基本实现了他们多年来“居者有其屋”的夙愿。
第二篇消息的标题是“三门峡库区移民六年规划通过专家审查”。这篇发表于2003年12月4日的消息说：三门峡库区移民遗留问题处理2002——2007年规划，最近通过国家计委、水利部、财政部等20多位专家审查论证。规划总投资12。83亿元，主要用于防洪保安、农田水利、人畜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