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8万元资金现在华阴市财政局国债专户。截至2005年12月底，首批迁建工程完成投资217．5 万元，其中用于村台等基础设施建设169．37万元；每户1。5万元建房补助资金，按迁建进度兑付52户迁建户建房补助资金48．15万元。因此，不存在省、市、县（市）截留的问题。
灾民的说法却与此相差甚远，该市华西镇五华村的灾民王志文等人说，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中规定，灾民建房资金的管理必须公开、公正，资金的发放和用途要张榜公布，接受灾民的监督。可是，华阴市政府却未照此办理，起初，他们对灾民建房资金严加保密，灾民对此款项一无所知，后来得知消息，便到华阴市移民局询问，对方却矢口否认。2004年12月，灾民赴京上访，华阴市某领导这才不得不向灾民承认确有其事，并承诺灾民回陕西后“马上兑现”，但此后，当地政府与灾民因新建选址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根据省里的拨款原则，到2005年7月，某领导“马上兑现”的承诺仍无法兑现。7月，800多灾民到省府上访。前去“领人”的渭南、华阴领导又向灾民承诺“三个月内一定兑现建放资金”，到10月，此事仍未能解决。10月22日，刘怀荣等56名灾民聚在了一起。据当时的参与者钱春勤、陈满喜等人讲，“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刘华荣家学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准备学完后商量怎么处理这件事。但正学着报告，警察来了，把我们都抓进了公安局。”抓人的第二天，发生了2000余灾民围堵华阴市委、市府和高速公路的事件。
从此，华阴成了媒体关注的中心。该市一些领导也因此对媒体十分反感。
5月18日，记者走进华阴市某领导办公室，希望其能允许我在该市采访，不想该领导怒气冲冲地说，你一个人能了解球个啥！中央发改委来十几个人已把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没问题，灾后重建也搞得很好。
但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却在村民张振生、李元朝、张翠萍等人处听到了这样的事：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华阴市北社乡在给该乡北社村第一批移民发放时，却强行扣掉400元；给第二批移民只发了3700元；给第三批移民只发了1800元。而五方乡和太华路办事处，竟以“给上级移民部门送礼办贷款”为名，非法向每户移民强行索要3至5百元的办事费，且不给群众开任何票据或收条……
灾后重建工作似乎也不是“搞得很好”。华阴市政府在华西镇华西村的地域划定了一个灾民新村点，取名为华西西村，共批准了64户灾民在此建房。记者在这里了解到：真正建房的共有39户，约160人。灾民们来自洛西、北洛、庆华、演家及冯东5个村。现已建成并住进新房的有30户，正在建房的有4户，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工的有5户。华阴市给灾民每户15000元建房补助款的支付办法是：把基础工程建成后，发给3000元；把两层楼房建成后，发给7000元；把原先的旧房拆除并搬入新房后，发给剩余的5000元。截止现在，把15000元建房补助款领完的有9户。据群众讲，在当初，华阴市的聂副市长曾向灾民承诺： “在建设新村点时，政府将负责完成水、电、路的‘三通’工程。”可是现在灾民已搬入新房居住一年多了，“三通”工程至今仍未动工。目前，新村点灾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极差。走进新村，老远便闻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走近，记者才发现臭味是房后的水沟发出的。沟里全是粪便，村民们说，这条水沟成各家的排粪沟，因沟修得有问题排不走粪便，家里的门窗得长期关着。政府没有兑现给群众打深井的承诺，群众自己打的浅井抽上来的是咸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只好到别处拉运。村上现在还未通电，有的灾民自己从华西镇的街道上借电用。村上的道路也未修建，遇到雨天很难行走。新村点离农田相距10里之遥，群众下地干活极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建房的钱大多是以2分左右的高息借来的，洛西村王增战、雷自兴、杨西龙等20多户灾民为了筹措建房资金，把自家的责任田租赁出去（时间长达5至10年），然后，因无地耕种，便只好出外打工糊口。
在五方乡高家村，记者了解到，因乡政府同灾民在建房选址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反，300多户灾民全要求搬迁到地势较高的山下，而乡里却坚持建在曾被淹过的地方。 3月初，乡里又动员灾民们搬迁到华西移民西村。灾民气愤地说，鬼才愿意到你那被水淹过的地方去！一个叫董生鑫的灾民苦笑道：那些领导也不想想，移民西村离我们这里30多里，把房子建到那里，种地怎么办？建房问题没有解决，张永红、张锁胜、李自亭、李东晓等30多户灾民至今仍栖身在防洪避水楼里。王功成、张胜利、李八娃等灾民则借房居住。钱春勤说，她家三代6口人住在罗西村所租的两间房房内，儿子、儿媳住一间，自己与丈夫同80多岁的公公、公婆住一间。每月都要为租金发愁。当初领导说，毁坏一匹瓦都要给我们赔，可如今都快三年了，他们还不兑现。这日子哪才是个头……说到伤心处，钱春勤忍不住掩面而泣。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张华勇
（2006年4月民主与法制时报）
豫陕两省关于三门峡水库之争，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两个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反的议案，争端的层级越出了水利部以及黄河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的范围。真理究竟在哪一方手上，已非核心命题，背后的省际利益考量进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处理不好必将是利益相害的结局。
天鹅飞走了。
天鹅湖静悄悄的，轻柔的泥滩从水边漫延开，有天鹅飞走后留下的脚印。
3月30日，河南三门峡市。河柳新绿，一派春来景象。天鹅湖就在城北的黄河岸边。
20天后，黄河旅游节将在这个城市举行。而就在此前半个月，****上，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再次被提起，32名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三门峡市委书记连子恒是议案发起者之一。
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设市，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因三门峡水库而形成的黄河湿地，成了天鹅越冬的乐园，三门峡水库因而得了“天鹅湖”的美誉，三门峡市也被人们称为“天鹅之城”。
自三门峡市往西100多公里，就到了出秦的第一关“潼关”。4月2日，记者抵达潼关古城，那里看不到一点城市的迹象，这个素有“三秦门户”之称的要塞，在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沦为了废墟。当地人言语中对天上飞的天鹅没多大兴趣，他们更多是怀念那曾经辉煌的潼关古城。“城墙同西安和北京的城墙一样厚，抗战时日本人炮轰了八年都没有轰垮。”在黄河岸边开鱼庄的张建国对此津津乐道。
三门峡市、潼关古城，一座新城的兴起与一座三千年古城的废弃，皆因三门峡水库。而这两座城池的兴废，也成了观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河南与陕西两省不同境遇的一面镜子。
“他的一生都让黄河给毁了。”张建国指着72岁的李天一老人说。李天一住在张建国的鱼庄，每天下河为张建国打鱼。从14岁起，他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年轻时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
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建设移民，潼关古城拆毁另建新城，他没有迁往新城，而是移民到了宁夏。那时他有个三岁的儿子，妻子也还年轻，在宁夏的黄河边种庄稼。60年代，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在
潼关与宁夏那块安置地之间，他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80年代，才最终留在了潼关。此时老人已年近半百。
“我一生都在黄河边上搬家，从黄河这头搬到那头，又从那头搬到这头。”李天一说。此后的年代，他未能再娶，而是重操旧业，漂在黄河上靠打鱼为生。
张建国称李天一为大哥。但据附近居民称，张建国与李天一情同叔侄，因为李天一打鱼勤快，张建国的鱼庄也开得兴盛。“李天一总算有了个归宿。”这些居民也都是回迁的移民，在陕西这样回迁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共有43万。
自潼关以上，关中平原当时的移民多达30多万，这些移民60年代中期起开始回迁，到80年代，大部分都已经迁回原居地。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2003年8月，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区域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灾，华阴、华县、潼关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12。9万人一时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
“当年号召我们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但我们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竟是一生的代价。”李天一说，他知道他命里离不开黄河，也没想要离开黄河。
三门峡市的黄水清，对黄河以及三门峡水库，有着与李天一完全不一样的记忆和态度。黄水清1964年出生在三门峡市，父母都是三门峡水库的水利干部，她说她的名字寄托了老一代人的愿望。她如今开的士，带着记者沿黄河大堤跑了十多公里。望着黄河岸边一排排疯长的杨树或柳树幼林，她神往地说，再过几年三门峡市就可以评上国家级旅游城市了。
她的记忆里没有洪水，只有黄河水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我们那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到黄河边上来，看着河水心情就好。”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去的地方多了，不时兴到河边谈恋爱了。
在她陪同记者的两个多小时里，8次提到“黄河是母亲河”。
据三门峡市提供的资料，以三门峡水库为依托的“黄河游”每年带来近1800万元的旅游业直接收入，相关产业近3亿元，创造了6万多个就业岗位。
三门峡水利枢纽存废之争——豫陕两地50年的“黄河官司”
一条大河两地情
三门峡市地处河南西部、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带，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所在地。三门峡大坝就建在三门峡市黄河段下游5公里处。
在地理上，三门峡大坝处在黄河河南省段最上端，库区的函谷关、潼关为进出八百里秦川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传说上古时期，为了治理咆哮的洪水，大禹用神斧把高山劈出三道峡谷，分别叫做“人门”、“神门”、“鬼门”，于是这里便得名三门峡。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三道峡谷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巍然耸立在黄河上的现代化大坝。
传说并非历史。然而不难发现，大禹开三门而通黄河，这个传说与三门峡大坝的修筑，正好是一个轮回。大坝成，三门锁，黄河之水再次被锁在潼关以内，千里秦川，复又处在咆哮的黄河威胁之下。
而据史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河南花园口扒口的2500年历史中，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其间关中平原的洪水记录却很少。战国中后期以后，因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筑，关中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富甲天下，秦汉隋唐一千多年中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三门峡水库的修筑，使关中平原自禹治水以来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陕西省水利厅一官员说。
潼关是出秦的第一关，也正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后的第一个出水口。潼关高程的形成，无疑使大禹治水之功毁于一旦。潼关高程是指黄河潼关水文站断面流量在每秒1000立方米的相应水位。
可以说，治理黄河，对于河南人和陕西人，虽然说是同一个命题，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法。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劈开山峦，疏通河道，使万里黄河水奔涌而出秦川，在今天，可能仍然是陕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对于一马平川的河南来说，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秦川，可能意味着灾难。
河南人对于黄河泛滥的记忆，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洪水的记忆可能都要深刻。千里黄泛区，曾使这个省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灭顶之灾，以至于千里沃野的中原，在经历了商周汉唐宋几千年的辉煌后，终至一步步衰落。堵截黄河，驯服黄河，理所当然成了河南人的治水方式。
“黄河水面比开封的宋代铁塔还要高。”作为世界著名悬河，黄河平滩水位比两岸地区平均高出4至6米，多的达10米以上，没有人敢想象大堤决口的情景。
半世纪的“口水仗”
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这不过是一场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议的又一次**。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干部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
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被全票通过，在“一家救万家”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当时持反对意见。他提出：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
1969年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会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进行改建。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
2003年秋季；陕西渭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陕西许多干部和一些知名水利专家认为，渭河“小水大灾”祸起三门峡水库，建议废弃三门峡水库以解渭河“地上悬河”之危。
2004年；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的****期间，陕西省的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对此，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也联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