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也联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后，2004年9月17日，三门峡市也打破常规向水利部直接发去了长达5000多字的紧急请示，请示的中心内容是：“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河南32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一份《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议案》中称，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运行试验的3年中，河南、山西部分地区深受影响，仅三门峡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如果水库继续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不仅会严重制约河南、山西两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大批库区移民返迁难以避免，将产生新的矛盾……”
谁来做出裁决
2003年8月的陕西渭河流域洪灾，是新一轮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的诱因。陕西方面及部分专家认为，是因为三门峡水库引起潼关高程，从而导致洪灾。而早在该次洪灾之前，水利部及其下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开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原型试验，以验证三门峡水库运行水位与潼关高程升高的关系。2002年11月，水利部、黄委会在郑州召开协调会，决定三门峡水库进行非汛期318米、汛期敞泄的原型运行试验，非汛期水位比以前降低了两米；试验期限为一年。一年后得出试验结果表明，三门峡水库对潼关高程没有影响。此后原型试验没有停止，三门峡水库2004年仍实行了汛期敞泄的运行方式。
三门峡争端一直以来技术专家处于重要地位。黄万里与温善章是最初的反对者。在最新一轮争议中，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水利专家、前水利部长钱正英，扮演着议题挑起者角色。水利专家分成了维持派和废止派两个阵营，争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争论焦点始终围绕着泥沙、潼关高程、三门峡大坝这些关键词。
陕西省泥沙专家夏迈定说，渭河小水酿大灾的症结在于泥沙的淤积，不应忽视对泾河泥沙的控制；此外，三门峡水库除了降低潼关高程外，还应扩大泄洪能力，三门峡水库第三次改建势在必行。
而在2003年10月，国家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的“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黄委会防汛办有关负责人说：“废掉三门峡水库绝非明智之举。”三门峡水库防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小浪底水库设计要求，只有当位于河南境内的小浪底、三门峡、故县、陆浑水库“四库联调”时，黄河下游才能达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二是当黄河下游发生严重凌情时，需要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联合控制，三门峡水库需要滞蓄20亿立方米的水量。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刘红宾曾撰文说，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废除、炸坝、敞泄、停运等不一而足的观点再一次叫响。随着小浪底水库的建成，提高了对黄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来由三门峡、故县和陆浑水库承担的任务将有比较大的调整，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但无论怎样调整与整合，都不应是迎新弃旧，用新库替代老库。
在新的情况下，对三门峡水库的历史地位和在今后黄河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也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
三门峡市水利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技术官员和专家主导的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表示不满，他对记者说，纯技术性争论，永远不可能有唯一的答案。他说从哲学上讲，真理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实践无止境，真理也无止境。“这样争下去，地方的利益还会受损下去。”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拒绝安排其市委书记连子恒接受采访，一位宣传干部说，该市市委已经决定不再扩大宣传。但该市一位官员解释，他们期望国家有关决策部门作出裁决，作出定论，以免影响地方政策的制定。
记者注意到，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与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在****上提交的议案，措辞有所不同，河南的议案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裁决，陕西省提交的议案则为提请解决渭河水患的诉求，前者侧重程序，后者侧重实体。
背后的利益考量
记者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查看了三门峡水库历史争议的资料，发现历次争论中，法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科学家都缺席。如一份资料显示，1957年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北京、天津、武汉等高校的专家共70人。而2003年会诊三门峡的郑州会议上，仍然为“30多名水利专家会聚郑州，对三门峡水库的利弊问题展开讨论”。
陕西省华县是2003年渭河洪灾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该县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私下对记者说，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议，不是是非之争，不是真理之争，而是生命之争、利益之争，是为关中上千万父老乡亲争生存权与发展权。该县县长薛东江2003年洪水过后曾喊出“‘炸’掉三门峡”的呼声，他也是陕西省有关三门峡水库那份议案的动议者之一。
2003年，水利部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
利益的考量，显然是三门峡争端的核心。陕西省前省委书记、政协主席安启元，今年3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每次渭河发大水，他都要去灾区，“我发现，关中最穷的地方是在三门峡库区”。陕西省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三门峡水库严重制约了关中地区的发展。
今年1月19日，在陕西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安启元专门约见新闻媒体，宣布《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已经通过国务院审查及批复，将正式开始实施，由此中央财政投入229亿治理渭河，这是渭河史上也是陕西省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中央拨款。
三门峡市当局所提及的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也反复提到如果没有三门峡水库，该市将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
有宪法学者指出，处理三门峡这样的省际争端，中国目前缺乏完善的机制。当前主导的思维，仍然是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应依据科学来决策。然而豫陕两省日益激烈的争端，显然已经上升到了权益问题。如果存在利益相害，就必然存在利益补偿的问题。不能单纯以牺牲一些人的权益，来保障另一些人的权益，这需要司法裁决。
附 4：前鉴：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李菁
（2006年5月）
3月19日下午，绵延不绝的春雨使原本就满是黄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泞。这段位于陕西华县县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约30公里长。尽管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 大堤上仍有轰轰作业的大型机械。“我们在抢修去年被洪水毁掉的一些堤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县里参加水利会议的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特地抽 出时间，带记者踏访境内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年引发的灾难让李卫涛至今想起来犹觉吸口凉气：从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几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续下雨时间达380个小时，长时间的高水位 运行使渭河倒灌进支流，近13万居民被紧急迁到城南避灾，但许多人家园不保。“最可怕的是9月1日那天，一个晚上3处决口，我们就是在和时间抢生命，一方 面组织老百姓撤离，一方面组织人员封堵决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时感觉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华县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过这场危机。”
走进一些村落，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的房子仍破败不堪地歪斜那儿，稍有些实力的人家已在路边和泥准备盖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标有“救灾”的蓝色帐篷里熬 过冬天又迎来春天。李卫涛说，有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了，棺材还摆着，因为地下没挖多深便满是水而无法下葬。
这场洪灾给华县带来的灾难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毁掉的房屋有8000多间，淹没农田近17万亩，“洪灾给华县造成的损失有17亿”。3月19日晚，华县县 长薛东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流量讲，去年最大的4号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从水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形成的水位却达到342米，比 历史最高水位还高5米。薛东江说，据华县县志记载，1954年，渭河流量达到7760立方米时，水位却只有338米。
“从根本上说，出这么大灾是必然的。”李卫涛语气肯定地说。
“未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只是条地下河。”为了证明这一点，李卫涛特地带记者到不远处的华县遇仙桥边。已呈现破败的桥墩上，几处白漆黑字、并配以红色 标尺的标志格外醒目：桥墩最下方写着：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记录着：1974年加高3。35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渭河两次净增加***米， 一旦来水，渭河便成了顶在我们头上的一盆水。”
2004年春节后，华县县长薛东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 的议案》。“要解决渭河上游的水患问题，渭河水位必须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关高程必须降下来；要使潼关高程降下来，三门峡水库必须降低水位运行。” 华县县长薛东江说。
三门峡：一个“废”字太难
三门峡大坝距市内不足20公里，行驶在还算平坦的路上，开车的李师傅说，在这段新路修好之前，来往大坝要绕着盘山路走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大坝和市内之间还 有一列供员工往来的内部火车。
站在700多米长的大坝上，骤然感觉天地宽广。不远处高高矗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据介绍这是提闸门的起重机，最多可以提350吨。从大坝远眺，只 见黄河不停向东奔流直至视线尽端。“那个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员指着水中凸起的一座岩石告诉记者。黄河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被赋予 诸多精神内涵。
沿河向东几公里，站在下游向上回望，大坝气势磅礴，亦令人感慨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坝中，“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 色大字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们正好表明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这个新中国第一坝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1957年的春节，乐金苟说他与母亲是在从北京开往三门峡的列车上渡过的。1956年，乐金苟在北京市水电总局工作的父亲作为支援大坝建设的第一批工作人 员，被派往三门峡，乐金苟与母亲随后也定居于此。当年的北京少年乐金苟现已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师，正如他继承了父亲的行业一样，如今乐金苟的 儿子也在三门峡水利部门工作。
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这也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中惟一的一个水利工程。4年后大坝建成，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一本小册 子里，还收录了当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包括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1986年，三门峡建市，总面积为一万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 30万。对于这里的许多人而言，三门峡意味着曾经的辉煌与骄傲。
“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国家是从全局考虑而修这样一个枢纽的，三门峡建成后，对下游防洪、防凌、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容置疑。”3月18日上 午，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乐金苟一开口就首先阐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
乐金苟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灾与三门峡水库无关，是两码事。他的观点其实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门峡方面的回应。采访中，乐金苟将渭河 之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渭河上游长期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道萎缩，河床抬高。二，“过去一般认为渭河洪水过程仅三天左右，对此次持续性 洪水没有思想准备”，防汛责任制不落实，体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给抢险造成困难，这些都是加剧渭河之灾的原因。
乐金苟说：“陕西最近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后，国家重点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国家投入重点，虽然他 们一直在呼吁，但国家投入不是很大，他们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加强对渭河支流的投入。”
“从河流学原理讲，任何一条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升的。陕西局部受灾，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全局和局部利益来说也是正常的。”针对陕西方面 对三门峡的一片叫“停”之声，乐金苟也直言：“不顾全局利益、不顾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问题，我正是反对这一点。”
“我从三门峡开始挖基坑的时候就来了，当然有感情。但总的来说，我是站在国家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20多 亿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6亿多早已收回。但是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从社会效应上，它的价值超过300个亿！”另外，从现实环境来 说，“三门峡建成这么多年，已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生态环境。一旦打破这个平衡状态，再形成新的平衡，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更有这样言辞激烈的质问：“40多年以来，三门峡水库确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间黄河大堤不决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 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惨痛局面，避免了25万平方公里成为洪泛区，使冀鲁豫皖苏五省数十个县乃至上百个县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确保。与渭河华 阴、华县两个县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是大局？”
华县：为什么牺牲的是我们？
从三门峡向西一百多公里，便进入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县。途经潼关、华阴、华县，直观就可以感觉出它们与相邻的三门峡市在经济上的差异。“华县是一山（秦岭） 六水（指渭河的六个支流）三分钱。”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打趣地向记者介绍。他给记者画了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情况：华县南部是秦岭山脉，北边是穿境而过的 渭河，受渭河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华县、华阴是受灾最重的两个县，但因为华阴县本身是移民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