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 第1部分

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1）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1〕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2〕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3〕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4〕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5〕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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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2）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6〕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7〕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8〕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9〕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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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3）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10〕
　　“###”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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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1）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尖锐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王洪文这几个人，也曾想解决他们的问题。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批评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毛泽东还埋怨江青，说他已经是81岁的人了，江青一点“也不体谅”。4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送来的准备让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党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不懂马列”的人不是别人，指的正是江青。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各位政治局委员的面公开批评江青。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她算###呢！”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江青：“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劝江青这四个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12月24日，毛泽东再次提醒这几个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再一次表示了不满。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照样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指示政治局讨论这几个人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12〕
　　江青有野心，这一点毛泽东是清楚的，所以，他早就料到，江青将来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别人只不过是敷衍她而已，在他死了之后，“她会闹事”。
　　可惜，毛泽东逝世前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他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政治局委员都非常清楚。这从后来华国锋、叶剑英的几次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更坚定了他们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10月1日，华国锋、李先念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考虑到舆论工具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在会场上将这几个人抓起来，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进行宣传，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混乱。所以，华国锋建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李先念表示赞同，他对华国锋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13〕
　　第二天，叶剑英在同汪东兴谈话时明确表示：“‘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赞同地说：“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下去了，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在这次谈话中，叶剑英决定“摊牌”了。他说，这几个人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14〕
　　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汪东兴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召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据武建华回忆，他们在讨论方案时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把握江青等人的心理。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地想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大权抓到手。他曾要李鑫汇报过有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所以，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出版一事，这将对张春桥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一定会来参加会议；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以前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的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因此，《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通常都在怀仁堂开会研究。这些规定，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清楚；三是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参加的，张春桥和王洪文无法推脱；四是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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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2）
纪希晨在《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李鑫说：“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他还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于是，李鑫提出起草以下三个文件：一是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是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三是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已经拟好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