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人民日报》的这种安排使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感到震惊，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更加激烈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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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4）
曾涛、杨西光参加了会议，据这两位当事人的现场记录，这位副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还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他说，党报要讲党性，《红旗》杂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他们“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么！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写的，有的是党校写的，有的是组织部写的。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他认为，有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人民日报》对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新闻报道“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是，“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他提醒说，要注意特约评论员文章，“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有篇讲青年人的，没有讲清楚。有篇讲老干部的，也没有讲清楚。他对这些文章“不经过宣传部”，直接“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上那样搞”感到很不满意，强调今后“要注意”。他特意提到4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封信，认为信中的一些提法有问题，而“报社的评语捧得那么高”。文章说年轻人在错误路线干扰时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没有什么窍门可以避免这种遭遇发生。“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他对此表示非常不满。“为什么不可避免？《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这期《红旗》杂志那篇讲干部政策的文章，有气，不好。《红旗》杂志是理论刊物，这篇文章不是理论文章，没有什么理论，为什么要登第一篇？为什么要带一个头？是谁写的？”他还告诉与会者：“我对胡耀邦同志说，政治路线犯了错误，我们负不起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乌兰夫，第三是平化。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是我，第二是你负责。”〔63〕
其实，这封信是胡耀邦以老干部的名义写给年轻人的。信写得很平常，只是以他自己的亲身体会谈谈如何做好年轻人的工作。不过，信中强调了要注重实践的作用。胡耀邦在信中说，有些青年人，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反而损害了她呢？”这个问题，“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碰到多次，并且为它苦恼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这是青年很难避免的遭遇。”“有什么窍门，什么保险的东西可以使他们避免这种遭遇吗？我看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否认实践论了。”那么，是否可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基本上消灭盲目性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办法就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努力学习和实践，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重要言论。”同时，“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且经常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地使自己成熟起来。”
信中还说，有些青年人，“不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哲学上叫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用想象的方法来幻想我们的社会（在哲学上叫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幻想总是十分美妙的。一碰到实际问题，特别是某些阴暗的东西，幻想就破灭了。”这位老干部建议，要经常对青年人作具体分析，这样就“可以找到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不要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写什么又长又空的指示文件；而是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且凭借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的青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加强政治学习，“怎么使青年对政治学习发生兴趣，怎么使青年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感到易懂，怎么使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同本单位和自己头脑中的小道理联系起来，一通百通，这些问题我也说不清楚，留给你们，通过你们的实践去解决吧。”〔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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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
其实，《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写得也很平常，没有说什么偏激的话。主要内容是：这封热情的复信，是革命老干部对青年人传帮带的一个生动例子，值得向读者们推荐。信里用正确的观点，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回答了一位共青团干部向他提出的也是许多青年共同关心的问题。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长辈对青年的深切关怀、爱护和期望，亲切感人。这一代青年，是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但是，他们需要培养，教育，引导。要全党动手，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青少年工作。革命老干部热心为青年做点有益的事情，比如同青年见面、作报告、写文章等等，青年们是十分欢迎的。
就在这位副主席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照例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两天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对全文作了转载。文章出自邢贲思之手，这是他对某些读者就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来信的答复。这些读者在来信中就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的标准。邢贲思在文章中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一种认识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是真理，靠什么来检验？“这个问题就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们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认为，“社会实践，也只有社会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论证了这个问题。后来，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述。作者还说，能够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某种科学假说是不是真理，不能根据这种假说的推理是否严密，表述是否清晰，而是要看实验的结果，当实验的结果同这种假说吻合时，才能最后证明这种假说的科学价值。同样，一个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最后也只能由它的实践结果来检验。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经他们这样一折腾，“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又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讲起”。考虑到读者在来信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标准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有两个标准。作者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每一种认识都需要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来检验，还是说有的认识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有的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作者解释说，一些读者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乱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对此，作者大胆地提出，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可是，也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理的标准，既违背了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者已经明显地意识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65〕
应该说，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界表现出相当大的勇气。6月20日、21日，也就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讲话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冒着很大的风险，邀请了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进行座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石油部、纺织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60多人参加了座谈。与会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标准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背离实践观点，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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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
根据胡耀邦5月13日的提议，《理论动态》第70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6月30日，《人民日报》以“岳平”的署名发表了这篇文章。7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全文。
文章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飞跃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要飞跃前进。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努力走在潮流的前头指导和推动它飞跃前进？还是站在一旁徘徊观望？还是逆潮流而动，扭转历史潮流前进的方向？一切人们都要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作出选择。”可是，有些人“徘徊于奔腾前进的历史主流之外，事事躲在后头，在原则问题面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绕开矛盾走。他们错误地总结‘教训’，自以为看破‘红尘’，得过且过，苟且图安。”还有一种人，他们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批判“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对于这些同志，“有一个思想立场的根本转变问题。这个转变不容易，但是非转过来不可。”文章最后强调，离开人民，“必定会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堕落到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66〕
可是，此后不久，也就是在7月份，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还在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当着山东省干部的面抱怨报纸不宣传“文化大革命”，还提醒这些干部不要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他甚至警告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180度大转弯。
在这场大讨论中，《红旗》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参与，结果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于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对《红旗》杂志总编辑说：“你们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他明确表态说：“《红旗》杂志不参加这场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日至24日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邀请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闻单位等部门的160多人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会上的讲话非常大胆，他说，过去我们28年的历史证明，只要路线对头、方针对头、办法对头，就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现在和今后，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积极研究和探索，“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研究工作就不能搞好。”他认为，面对前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更加需要容许不同途径的探讨，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新的问题的答案，书本上找不到，“要靠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同的途径来探讨。”针对一些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邓力群认为，这些人并不高明，而是因为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压人。这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怕。”〔67〕
在闭幕会上，周扬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他还说，《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命题、观点都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但是，据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砍旗”。我没有亲耳听过这些话，只是传闻而已。如果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搞清楚。否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如果说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这次讨论会就是对着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流毒来的。”林彪倒了很久了，“四人帮”也倒了快两年了，但“他们的思想流毒还在，他们的阴魂并没有散，它不仅附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开这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驱散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如果有人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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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周扬回答说，因为这些人办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又不肯承认，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意见，却硬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68〕
周扬在讲话中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禁区的问题。他认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等于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触及、不能探索的，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所以，必须反对科学禁区。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不少同志在会上说出了过去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敢于批判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与会者认识到，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必须开展一个思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