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苏修。
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多次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很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他的品格。毛泽东也预感到，他去世后，中国政坛上会有一场较量，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在华国锋同江青这几个人之间展开，“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他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发生。华国锋的资力毕竟太浅，能否驾驭局势，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问题。他临终前，两次见叶剑英，似乎想表达什么。叶剑英也在猜测，毛泽东是不是“还有什么嘱咐？”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毛泽东“以一种特殊方式”把邓小平保留下来了。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有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岁月中，邓小平，以他极其独特的品格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绝不会就此沉沦，也许，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还会赋予他以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这一决定，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44〕
对邓小平来说，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发生后，邓小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还指定专人和部队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这件事。〔45〕4月8日，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对中央的决议表示拥护，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终于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因担心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46〕
10月10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被证实后，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激动心情。他在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感情。”〔47〕
然而，华国锋没有立刻对此作出反应。在他看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重要指示”。按照“两个凡是”，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相反，叶剑英却在为邓小平的复出而尽力。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叶剑英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华国锋说的，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问题，但华国锋没有同意。
4。邓小平复出始末（3）
10月10日，也就是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的当天，“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18日，汪东兴在宣传口会议上说，1975年10月，“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不行，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那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他还说，对于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针对当时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他提醒说，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在谈到“###”时，汪东兴表态说，“###”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汪东兴不满地说：现在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48〕他要求老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一个月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据邓榕回忆，为了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叶剑英让他的儿子把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胡耀邦也托人传话给叶剑英，其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从年初发表的社论来看，也没有提“批邓”的问题。
可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华国锋始终坚持“两个凡是”，不愿意触及为“###”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个敏感问题。虽然不提“批邓”，但并不等于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华国锋还没有松口。
据余焕春回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被推举参加领导《人民日报》社的清查工作，从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很多人对他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回到编辑部后，“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49〕
很快，事情的原因就搞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冬民等十几个人在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平反。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和为“###”平反的呼声，1977年1月8日和25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一位领导在传达华国锋的意见时表示：要写一篇社论，引导人们学文件，不要再关注“###”和邓小平的问题。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人们认真学习文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这无疑给“###”的平反和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障碍。据耿飚回忆，他接到社论稿后，立即同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50〕
在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叶剑英在会前就说过，在报告中要对邓小平的表现写得好一些，以便使他能够尽快地出来工作。“###”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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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复出始末（4）
华国锋对报告的起草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他甚至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在发言的时候不要触及“###”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照华国锋事先设想的那样进行。对此，萧劲光有过回忆。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铮、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在会议召开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请他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来了，他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一个发言。〔51〕
果然，3月13日那天，陈云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的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52〕
会上，王震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称“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还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各方面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正因为如此，“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在谈到“###”时，王震称赞说：这是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的表现。“这就是‘###’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53〕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从这个讲话来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了“两个凡是”。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解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还告诉与会者：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华国锋坚持认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应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他强调说：对邓小平的功过，毛泽东早有明确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过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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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复出始末（5）
不过，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也做了一些让步。他承认，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由此认为，“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一定推倒。但是，华国锋又不愿意马上让邓小平复出，他考虑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什么是适当时机？华国锋解释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邓小平的问题正逐步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适当时机”，陈云表示赞同。
不过，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也肯定，这是在“四人帮”迫害周恩来、压制群众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在事件的性质上，华国锋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同时也承认，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对“四人帮”表示不满，因此，“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54〕
尽管华国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由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结果，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他坚持要等到“适当时机”解决。在“###”的性质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了”。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于是，4月7日，汪东兴、李鑫奉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表个态，承认“###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而且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是革命行动。〔55〕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不管毛泽东说的话或作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维护”或“遵循”，这无疑把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一同继承下来了。所以，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6〕
三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这封信时这样说过：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