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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封信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的那封信一起转发了。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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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复出始末（6）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就他的复出问题讲了几句交心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58〕
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并没有沉沦下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又一次赋予邓小平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追认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既肯定了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领袖、好统帅”，也肯定了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而且，还肯定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中央政治局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会议甚至认为，确认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对于我们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转折，原因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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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1）
在招生条件中，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即：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负责人在10月23日答记者问时特意重申了这一点。正是这一附加条件，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机会，不少老三届的知青因此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共有11届毕业生，人数达1000多万。当年报名参加高考的就有590万人，其中包括工人、农民、战士、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机关、学校工作人员。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就达上万个。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一下子印出这么多试卷，确实很困难。一时间，洛阳纸贵，纸张成了严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考试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有位记者这样写道：1977年的招生，给中央音乐学院的干部和教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招生的消息发表不几天，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考区就有一万七千人报名，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情景。在上海，天刚透亮，考生就冒着初冬的寒冷排队等候报名，事先准备的一千五百张准考证两天就发完了，实际报考的人数突破了五千。在中央音乐学院，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来报名，校园里笑语盈盈，盛况空前。在广州、成都两个考区，报名的人每天络绎不绝。为了表达无比喜悦的心情，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壮族、纳西族、锡伯族、鄂温克族、羌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考生，还穿上节日盛装来到考场。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商店营业员、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和文艺工作者。他们从云贵高原、松花江畔、海南椰林，东海渔村汇集到一起，接受祖国的挑选。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应试啊！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我们报考的权利”。
大量的人才汇集到一起，为学校选拔高水平的学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声乐系计划招几十人，报名人数达到五千；计划招四、五人的琵琶专业和十几个人的小提琴专业，报名的考生达1000多人；作曲系计划招收10名学生，报考人数达到1400多。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地涌现出来，预示着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前景。
中央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赵同志，兴奋地告诉记者说：中央音乐学院创办快三十年了，像这次报考人数之多，考生质量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老师们兴奋地把这次招生比喻为音乐人才的大检阅、大盛会，称赞这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奇迹。〔56〕
北京市的高考于12月10日至12日进行，有近16万人参加了这场考试。北京市参加监考的一位教师颇为感慨地说：今天的考场，就是生动具体的课堂。“华主席、邓副主席这么一抓，很多学生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看到下一代这种好的表现，确实感到我国的青年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57〕
《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考场见闻》的报道，这样描写了考试的情景：每一个考场都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既庄严，又欢快。各个考场所在学校的师生们，为了支持这次高考，前几天即整顿校容，把校舍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教室安排得整整齐齐。一九○中学校门扎着彩色牌坊，红旗迎风招展，热烈欢迎新考生。二中大门迎面，书写着大字标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教学大厅里庄严醒目地书写了叶副主席的《攻关》诗。许多考场里都写着鼓励考生的标语：“早出人才，早作贡献”，“刻苦学习，又红又专”，等等。成千上万的考生朝气蓬勃地来到指定的考场。他们自觉地遵守考场纪律，服从工作人员指挥，考场秩序井然。一五○中学设有35个考场，1400多人参加考试。答卷期间，整个楼里竟像没有人一样，听不到一点声音。在六十五中的一个考场里，考理化时，有位考生基本不会答题，但仍静静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两个小时，等到最后和大家一起交卷。他想的是不要因为自己过早交卷而影响别人。
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2）
考场上，监考人员与考生亲密无间，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学生为敌”的考试状况。有的考生忘了带三角板、圆规，监考人员主动帮助解决。有的考生生病，工作人员主动送水送药……〔58〕
还有一位诗人写了这样一诗：
当、当、当，考试的钟声响了，
多么动听，多么悠扬，
像春风掀动一池清水，
欢腾的人群涌进考场。
鬓发斑白的老师高兴地打开试卷，
为什么，眼里却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莫非这是一幅建设的蓝图，
你看到祖国江山似锦，前景辉煌？
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庄重地接过试卷，
为什么，青春的热血烧红脸庞，
莫非这是一份出征的通告，
你想到重任在肩，无上荣光？
也许，你们在想，这不是什么考试，而是祖国在选才点将，
笔杆虽轻，却注满八亿人民的力量，
试卷虽小，却凝聚整个阶级的希望。〔59〕
全国高考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电讯，称：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有个工厂文化班的学员过去只有30多人，最近猛增到300多人。广大考生普遍反映，“这次高考，提高了思想认识，增长了知识，更坚定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的决心，收获很大，考不上心里也高兴。许多青年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考完以后，回去就制定了自学计划，更加有计划地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60〕
考试结束之后，考生又是怎样想的呢？上海的一位报考英语专业的青年这样说：“如录取，我决心进一步学好英语和其他外国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事更多的外文翻译工作。即使不录取，我也安心在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加倍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北京的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的中学教师表示：参加这次高考，对他的学习是很好的鞭策；即使考不上大学，今后也要发扬这一段刻苦学习的劲头，学习更多的知识，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61〕
1978年1月，高考录取工作开始。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次新生录取能否真正做到择优录取，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1月28日，###的一位负责人就高考录取工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对录取工作表示相当满意，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新的招生制度，确实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平均分数为317分，有5人的数学成绩是满分，2人为99分；在广西录取14名新生，平均分数高于300分，单科成绩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绩为290分，最高分为340分，平均每门课85分。“这就是说，经过政审和体检，如果德育、体育条件相同，文化考试成绩仍是择优录取的重要依据。”〔62〕
《中国新三级学人》的作者钟岩采访了时任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考务组组长的利峰，谈了北京市当年的录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观念，不论出身、年龄、地位，只看分数。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从这儿迈出了不大却很关键的一步。当时录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绝了“后门”了吗？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说：真没有人“走后门”，够分才能上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考务组长，党的干部，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业后就在北平党的城市工作部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邪的歪的我不会，就是市委领导发话，说得对我执行，说得不对我也敢顶。这种想法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各所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都这样互相感染，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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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3）
钟岩问道：听说前党中央总书记的儿子因为分数不够也没有被录取？
利峰说：确有此事。另外，当时刚卸任的北京市市长的女儿只差几分，1977年没录取，1978年再考，才进了一所医学院。有人提过几句，是不是照顾一下？但是那位领导以及秘书 没有提。我们多数人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对的，不论当官还是当老百姓，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的人很自觉，没有人递条子，有问题顶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贺龙、朱德等同志的后代，也要参加考试够分才能入学，分数不够除非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总共就照顾了四个人。“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譬如，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平反，但他的四个子女都在同一年里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女儿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听说在###的年月里，即使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人，她也还是坚持读书，所以她得到了报偿。有个老同志两个孩子也考得很好，当时我们还做了许多工作，反对把父亲的问题算到子女身上。同时，对那些够了分数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们也排除阻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有个考生的母亲天天来招生办坐着，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右派而不能录取，这位母亲说：“我们当右派受挫折都没有像儿子够分数而不录取这么难过！”还有一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还有的学校不愿招女生。怎么办？我们就去找白介夫副市长，为这些孩子呼吁。白介夫亲自召开市属院校会议，要求录取！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马上向各校送档案。
钟岩说，人们都清楚，当时是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人们太痛恨封建的血统论和特权思想了，因此自发地追求平等。
利峰表示赞同，她说，一方面我们这个单位没说，就是我们自身也不例外，我的女儿当时没考上大学，后来是凭自身的努力，自学拿到文凭的。从另一方面看，77级的考生素质真是好，根本没有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63〕
###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各级招生委员会，按照新的招生办法，严格地进行了统一考试，并根据录取新生的最低分数线进行初选，提出了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他举了浙江省的例子，说这个省的群众反映本次政审、体检名单有两个硬碰硬：一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干部子女选上是硬碰硬，没有选上也不搞特殊化。嘉兴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和招生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子女这次考试成绩在最低分数线以下，初选没有选上，他们都表示要严格按政策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