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于是，刘心武特意跑到那个村子，告诉那里的农民，如何这般地编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惜，任凭刘心武怎样解释，农民就是无法圆满地编出这样的故事来。结果，《大路歌》自然也就不能出版了。这件事给刘心武的触动很大，他由此产生了放弃胡编乱造、力求写真实生活的想法。
这年夏天，刘心武在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偷偷地创作起《班主任》。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77〕
写完之后，刘心武自己看了一遍，难免“心里直打鼓”，因为他明白，这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发表欲的强烈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打算把稿子寄出去。没想到，在邮电局却遇到了麻烦。那位女工作人员把刘心武的大信封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信封，便神情严肃地告诉刘心武，稿子里不能夹带信件，否则要收一元钱。刘心武一想，这可就划不来了，因为稿子当印刷品邮寄不过才几分钱。这位工作人员居然要一元钱！一气之下，刘心武索性不寄了。随后找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拿出稿子，“再仔细看了一遍，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最后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78〕过了几天，他找了另外一家邮电所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最后，由张光年拍板，这篇小说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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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4）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映颇为强烈，尤其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影响就更大了。那时，《人民文学》每发行到一处，那里的读者就会来信。从当时的反映来看，褒贬不一。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这些著名作家，“很快站出来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批评说，谢惠敏这个人物歪曲了团干部和进步青年的形象。也有人表示不满，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一片光明。有人甚至给有关部门写信，指责小说是“解冻文学”。
这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又在大力介绍《班主任》，称刘心武是中国“伤痕文学之父”。而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当事人侧目”。因此，刘心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79〕
就连外国人也有同感，多年之后，有位日本朋友见到刘心武还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了？”
应当承认，刘心武写这篇小说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20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有‘闯禁区’的意识。因为，如果我还是个中学教师，可能我不懂；但那时我当编辑了，在那个敏感的圈子里，我知道有话要说，知道有点儿冒险，也感到有点儿怕。”〔80〕当他寄稿子的时候还想到其中的危险，正如他所说：“我的政治生命也全在这里面了”。〔81〕以致20多年后，刘心武回忆起来还觉得“恍若一梦”。
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祈求的文章。”〔82〕
对于这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有较高的评价。荷兰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样写道：“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称赞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书，应推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83〕
国内的一位评论家在谈到这篇小说时也颇为动情地说：“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84〕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是青年作家卢新华于1978年8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定下来的。小说通过上山下乡知青旺晓华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和“血统论”给社会造成的伤害。
小说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争论。陈荒煤评价说：“《伤痕》排除了‘四人帮’的毒焰，一扫帮气作风，不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选取了一个触动千千万万读者心灵的题材。”
“伤痕文学”推动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进而推动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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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1）
说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能不提到一份刊物，这就是胡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是这份一开始并不起眼的小刊物，在发表了一篇举国瞩目的文章后，它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早在延安时期，胡耀邦曾邀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毛泽东很快就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短文《反对自由主义》，但它最早发表在胡耀邦主办的油印刊物《思想战线》上。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毛泽东准备等王明回国后再同他论战。胡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就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就对付不了王明路线，打不开抗日战争的局面。
胡耀邦由此联想到，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准备，也就无法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于是，他萌发了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后不久，中央党校召开了整风会议。6月4日，即会议结束的当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只有10个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央党校的教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创办刊物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酝酿了好几个星期。胡耀邦建议，先找几个人筹备，其中包括孟凡、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等四人。胡耀邦还表示，在创刊的两个月里，每一篇文章都由他来定稿，至少负责搞两个月。〔1〕
据胡耀邦身边的人回忆，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党校只让干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找来10多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按劳分配的问题。讲完之后，整理成《谈谈按劳分配》。他是这样考虑的，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只让他们读那几篇经典著作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一讲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是，胡耀邦在发表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之后，就决定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新问题很多，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2〕
6月6日，胡耀邦把刊物编辑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了第一次会议，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刊物的内容宁可少一些。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最多两篇，只发理论文章，政策问题少涉及一些。二、三天出一期，每个月出9至13期。刊物的名称叫《理论动态》，这是一个面向党内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内部刊物，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同志、各省的干部，还有党校的同志，以及理论部门的工作者。在6月22日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如果二、三天出一期来不及的话，就改为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大约2000字，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000字，三、四页纸。在谈到刊物的作用时，胡耀邦表示，第一，使领导干部及时掌握理论研究方面的动态；第二，澄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辅导问题。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1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写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其中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所以，在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吴江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说，第一，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当做整“走资派”，否则会被某些野心家用来“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方面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1。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2）
胡耀邦听了很高兴，称之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3〕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耀邦已经准备了几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胡耀邦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在这时，吴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极大兴趣。所以，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当天晚上找到吴江，让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内的文章，准备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根据原先的安排，《理论动态》第一期准备于9月出版，因为那时中央党校正好开学。考虑到邓小平在此之前已经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所以，胡耀邦决定将《理论动态》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吴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随后，他把文章送给了胡耀邦。文章于7月14日打印成清样，胡耀邦看过之后，让他的秘书将文章送到了印刷厂。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表了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编者还加了一段说明：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过程中，同志们针对“四人帮”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提出了不少问题。7月12日，我校邀请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谈。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提出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很好地弄清楚，特将他的发言刊登……
这期《理论动态》共印了300份，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确定的。据当事人回忆，中央党校的同志拿到刊物后，“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将这一情况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同样很高兴。〔4〕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吴江回忆说，胡耀邦之所以敢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原来是经邓小平的认可”。吴江还说，胡耀邦后来在同他谈话时说过：“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7月13日，“父亲看了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非常赞赏，马上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5〕
可是，沈宝祥觉得这不大可能。他说：从时间上看，7月12日上午，吴江同志发言。7月12日晚，胡耀邦同志找吴江同志，让他将发言撰写成文章。7月13日，吴江同志写成5000字的稿子。7月14日，吴江同志将稿子送给胡耀邦，未经耀邦同志仔细审阅，秘书即将稿子送至印刷厂排清样。7月14日下午，排出清样后送给胡耀邦，他当即审阅定稿，并即送印刷厂正式付印。7月15日上午，刊物发行。所以，“从时间上看，胡耀邦同志没有可能在事前将此稿送邓小平同志阅看。”而且，沈宝祥还说，从当时的工作关系来讲，“胡耀邦同志也不大可能采取这种做法”。〔6〕
不过，孟凡写的一份汇报提纲可以证实吴江的推测。他在1978年1月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写过一份工作情况的汇报，其中有一条是对已经出版的《理论动态》各期的反映。他写了这样一句话：“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据孟凡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告知的。〔7〕
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看到的可能不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初稿，而是发表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的正式文章。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小平确实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还表示赞同。
文章发表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用当事人的话说，仅文章题目本身就使人感到“震惊”。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奉为经典。就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出版之前，华国锋还在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而且，这是他在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写的文章中所说的话。在当时，这个理论是不可怀疑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动态》居然发表文章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探讨，这已经是够“大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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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3）
不可否认，文章也有它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就是，它没有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还肯定它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着重阐明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作者毕竟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文章显然触及到了当时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不仅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大吃一惊。”〔8〕
就在这时候，中央党校开学了。吴江第一次给学员上的就是哲学课。之后，他又作了一个专题报告，着重讲了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既反右，也反“左”。他解释说，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里，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中共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
吴江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讲了“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批判了“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部分里，他讲了判断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