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我的亲密朋友，请平息妒火，
如从前一般，爱着。
——《热情已逝》亚嘉？托尔斯泰
1933年5月5日
整个晚上我都在读屠格涅夫的《烟》。好久没有读他的书了。在这本一年前还觉得又乏味又恶心的书里发现了许多亮点。我越体会到他的文字——既感人又微妙——他的风格优美而流畅，就越相信自己毫无天分。但是总体上，阅读过的内容留给我一种奇怪的印象，关于这种文字的记忆像一团黑暗，坚固而沉重地让我感觉颓丧，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对有情人怎么没再争取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恋爱过，要不就是作者故意让他们与常人不同。我不懂，也不能坦然接受男主角在爱上伊琳娜之后所做出的可鄙的退缩。瞧我的语言表达——就连描述最基本的印象与感受都很困难。
1933年5月13日
仿佛昨天才刚刚是一月，我还在恐慌地想着还得学习那么久，可现在呢？一个学期竟然只剩下两周了！到时候就解放了。疑惑有时总是困扰着我：真到毕业时我会开心吗？这累人的繁重学业还有个头吗？一切会和以前一样吗？那样的话就最糟糕了！
最近几天心情真的很差。我长得太丑了。两年前我惊讶地意识到，热妮娅、莉莉娅、妈妈、爸爸，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还有我的女朋友们，竟然能和别人一样看着我，跟我一起说笑。他们怎么能忍受我那双可怕的眼睛呢？连我自己都不想看长着斜眼的人。虽说哪一种丑陋都不好，可我觉得斜眼是其中最让人受不了的。
在我比现在还小的时候，大概十一二岁吧，男孩子们的嘲笑一直让我觉得很难过。他们叫嚷的词都让我觉得伤心。有一段时间不再那么难受了，现在，也不太在意了。可其实心里却难过得要命。有时候真不想去想这件事，想忘记也不再去注意，却怎么都忘不了。而想着这件事又很难叫人开心……
昨天，我一整天都在琢磨，是什么原因让我没把自己毒死呢？这是一条既简单又方便的出路。这样一来我所有的折磨就要结束了。是什么阻止我那样做呢？是什么让我在街上晃来晃去，偷偷打量着过路的行人？是什么让我学这些又蠢又无聊的科目？又是什么让我心怀苦涩地听见廖夫卡——这个我真心喜欢的人，有时候走过我身边，低声偷笑着叫我“独眼龙”？
有一个方法能让我解脱，有一种方式能结束这一切的折磨。这折磨人的可恶的生活到底用什么掌控了我？我怎么可能被这样一个“空虚又愚蠢的玩笑”所吸引？然而我仍在幻想着一场奇趣的童年，虽然童年永远向我关上了大门。我仍在幻想成为一个漂亮的女孩。瞧瞧我的斜眼！很荒唐的幻想，不是吗？
似乎近视眼的尼娜因眼部肌肉不平衡而患着一种名为斜眼（斗鸡眼）的病，也可能是弱视。这两种病症相互关联，第二种由第一种衍生——斗鸡眼会使眼睛停止聚焦以防止重影。
1933年5月18日
生活……真是一个空虚又愚蠢的玩笑！不仅如此，还是个恶意的玩笑。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就在最近我还开开心心地计划着暑假的事，还觉得自己很开心呢。现在却不再期待了。想到三个月后，以前那样无聊、愚蠢的生活又要重新再开始时，我又怎么高兴得起来？好比现在，生物口试前，我害怕得发抖，花好长时间拼命复习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
如果他们能让我完全一个人待着，我不知会有多高兴，给我点儿书看，让我完全沉浸于自我，忘掉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然后，我就会完全快乐平和了。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的国库券已经发放了。这让我真生气。昨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撕下了门上的标语海报。
今天，热妮娅说她要去参加*，支持国库券的发放。“你竟然要去？”我惊奇地冲她喊。
“学校命令我们去，我不想多费口舌，那是白费力气。”
“你去宣传那些国库券吧，我可什么也不会做的。”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热妮娅平静地反驳我，甚至语调里掺了点儿讽刺。天，真是可恶，她们怎么能说得这么无关痛痒，“学校命令我们去”。心胸小到这种程度了！
哎，连受过正统教育的学生们都毫不羞愧地作践自己的时候，你们还能对无知的农民和工人大众有什么指望？“我去是因为不想得罪谁。”热妮娅又说了一句。哈！原来是害怕得罪他们。如果连学生都这么说的话，你还能指望群众怎么说呢？
苏联人民被迫购买为支持五年计划等特殊目的而发行的国库券。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变相税收，因为国库券从未结清。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点点的现金兑换，并且偿还数额仅为投资者40年前购买时付出的百分之一。那时候，大部分家庭只能将债券当作废纸丢弃。
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它是斯大林的经济宣言，并为集体农庄强行制定沉重的农业产量定额，同时牺牲消费物资的生产而把重工业作为重点，以加快实现工业化。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33年。
很显然，尼娜的姐姐们并不赞同她的政治观点——她们按上面下达的命令办，只是想活得轻松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最终和尼娜一起难逃被定罪的命运。
1933年5月21日
最近，真是什么事都不顺心，样样都让人生气：热妮娅和莉莉娅热烈的讨论和争议啦，我们家对待政治的态度啦，还有现在无法忍受的整个社会体制。自己的情绪太差，每次家里人问起我学校里的事和考试考得怎么样的时候，我都没好气地回答。就想一个人待着。我发现，别人只要有一丁点儿想窥探我内心的意思，都会让我觉得痛苦，难以忍受。我知道，自己在伤害每一个关心我的人，却总是改不了。好吧，也不是改不了。说点儿什么并不是难事，但是刚说完内心就会觉得困惑、别扭……我的天快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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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4日
昨天，第一场考试我才得了个“良好”（伊琳娜也是）。我不觉得考得不好是我的错——老师也有责任，她没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材料去准备，也没讲过什么课。所以我没有特别难过，虽然是这样，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这是唯一一场没法让我高兴回顾的考试。
昨天傍晚，妈妈和我在奶奶的房间里坐了很久，等着爸爸回来。我很诧异地发现，在内心深处，我一点儿也不想他回来。这想法真让人震惊。多可怕！太糟了！我一点儿都不明白，这样的念头怎么会偷偷溜进了我的心里。我平静地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读书，很清楚一旦爸爸回来了，这平静就被打破了。我得被迫停下阅读，勉强对他微笑，比这更糟的是，很有可能还得跟他聊聊我的近况。
爸爸大概是半夜回来的，就在我们差不多决定不再等他的时候。为了掩饰住自己的恼怒，我起身去了走廊。对话与问题开始了，爸爸告诉我们莫扎斯克挺不错的，还让我一放假就和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了，但是……我暑假的计划怎么办——我的梦想是不是永远都实现不了了？听爸爸说，他住的地方还不错。鸟语花香，附近小溪潺潺，到处都有小树林：桦树、榛子树、灌木丛——树丛里还有成百上千的夜莺。
内务人民委员会将日记内容加了下划线，是为了表明尼娜的父亲在流放中的深夜探亲是违法的。他们同时认为，考试取得“良好”（而不是优秀）的成绩，并不是一个忠实的公民应该为之不愉快的事。
1933年5月25日
昨天起床的时候，脚还没着地，我就注意到了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日记本就在那抽屉里多余的床垫下面。抽屉没关好，还有白色的纸片伸在外面，像被匆忙塞回去的样子。我冲过去打开了抽屉，日记本躺在边上，没被床垫遮住。“奇怪，有人偷看过吗？”一想到有人发现了我的内心世界，发现了我的渴望与抱负，发现了我最私密的想法与感受时，我心里就冒出一股怒火。“肯定不可能有人读过！”不一会儿，热妮娅拿了个红色的小丝绸枕套进来，上面还放着一件针织套衫。“来，尼娜，这是你的吧，是吗？”
“是的，”我回答，不动声色地接了过来。但她一走，我就懊恼地把枕套往桌上一扔，双手抱头，大叫：“噢，畜生！猪！”枕套原本是放在最下面的抽屉里的，现在我确信不疑：一切都很清楚了。我蹲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想起放在窗台上的多年的那把旧得发锈的钥匙。“说不定就是那把。”我拿起钥匙，试了几下，就把抽屉给锁上了。
对于那个偷看我日记的人，我并不是很生气。我知道他们不会再看第二次，现在完全安全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又发现了另外一些蛛丝马迹，显然有人试着开抽屉，但是钥匙保护了我。我决定找出这个人是谁，到底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去问莉莉娅：“你开过我的抽屉吗？东西都被翻过了。”“东西有没有被翻过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想把它打开，你上锁了，对吗？”
“是的。”
“为什么上锁呢？我想要那个植物标本集。”
我真是无话可说。
热妮娅和莉莉娅还在开心地唱歌玩耍，叽叽喳喳。我的心好痛，喉咙里堵着什么。生活真可怕！有时候好想找个人诉说一切，这让我窒息的一切，我想依偎着妈妈或是姐姐们，像孩子般痛哭一场，尽情地流泪。那样儿会好受些。可我以后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生活了。
要是有点儿毒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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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2日
我现在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昨晚很早就到家了，是30号早上出发的。不会有人认为我对爸爸带我去的乡下很失望吧？噢，当然不！我还没待够呢。
妈妈和我当时是坐9点的火车离开莫斯科的。车厢里人不多，火车开得慢极了，车轮滚动发出响亮痛苦的撞击声。窗外吹进一阵凉风，天色发灰，云雾低沉。火车驶过田野、森林和小村庄。铁轨的右侧密密麻麻地种着一排低矮的冷杉。墨绿色的冷杉与柔嫩新绿的合欢树小树丛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透过敞开的车窗，我看着摇曳的桦树、冷杉，还有偶尔出现的细长的红棕色杨树。大自然的景象真的能用语言描述吗？描述之后能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它色彩鲜明又自然的画面吗？不可能，那种触及不到也无法定义的“某种感觉”无法言喻。只有天才艺术家才能捕捉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目标就是描写大自然，我很努力地去做，但是……没什么进步。我已经决定用画笔代替钢笔或铅笔来描绘自然了——毕竟以前学过画画。没准毕业后还能去纺织学院的艺术系工作呢。当然了，得努力才行，但那算得了什么呢？有目标就会让生活变得轻松些，这绝对就是我要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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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3日
在交叉纵横的铁轨边走了几步我们就看到了爸爸。他慢慢地靠近我们，拄着根白色的拐杖，那佝偻憔悴的身影和胡子拉碴、晒得发黑的脸，显得他非常劳累。时间真是无情。
我们三个走进了火车站旁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的牌匾上写着“大堂”与“便餐”。门口的右边，有卖报纸、杂志的。有几个人在那里排队，爸爸排在了最后面。我和妈妈走到一张桌子边，把东西放在椅子上等着。几分钟后，爸爸拿着报纸走了过来，我们就出发了。在穿过小镇后，开始沿着两旁是无尽的绿色田野和红棕色耕地的湿泥路往前走。
穿过一座小桥之后，我们又走上一条湿滑的路，面前是两座石头垒砌的小平房，中间还有个半圆形的拱连着，上面好多石灰泥已经剥落，掉在这条必经的路上。我们走进院子，爬着摇晃陈旧的楼梯进了一个门廊。爸爸打开最后一扇门，我们走了进去。房间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墙上贴着浅蓝色的墙纸。尽管空气中飘散着发霉的味道，但第一印象还真不赖。房间里充满了从小窗里照进来的让人惬意的暗光，瓶子里还插着毛绒绒的鸟樱枝和垂着的花朵。
窗边的桌子上铺了白色的纸，靠墙放着一张铺着深蓝色毯子的朴素的铁床。床背后的墙边角落里，宽架子上放着些小物品。还有个样子差不多的架子靠着窗对面的墙。架子下面放着一个盖着白纸的小柜子。一堆榛木的细棍钓鱼钩躺在角落里。门的右边有一只小瓦炉。这小得可怜的房间和这些破家具看上去很脏，如果少了桌上铺的白纸，以及从那个小柜子上插着的鸟樱枝散发出来的芳香，会显得非常不讨人喜欢，而那有点儿泛蓝的柔光，多少会让所有的东西都看上去更漂亮，也更优雅些。
1933年6月7日
从来没有哪天比去看爸爸的那两天过得更开心了。在那遥远的小地方，我感受到了一丝特别的气息，与众不同而又富有诗意。在河边冻得发着抖回来，全身湿透，肚子也饿坏了，打开炉子取暖，倒在床上身心完全放松。
当我和妈妈一起坐在桌边，累得几乎睁不开眼等着爸爸回来时，心里一点儿烦恼也没有，真的好高兴，心跳也平稳。一边读着屠格涅夫的小说，一边听着墙那边传来的吉他单调的拨弄声、工厂机器有规律的轻响以及那穿插其间的、不经意的滴水声，感觉真是好极了。躺在硬硬的草做的床垫上，用温暖的毯子裹住自己，一夜无梦地沉沉睡去，好像生活在天堂一般。
第二天，我和妈妈准备离开。那时风小了一点儿，雨已经停了。黑色的乌云已经散去，天空布满了浓密静止的黄灰色云彩。河面上升起一阵白色的浓雾。我们大约9点出发，走之前我给了爸爸一个特别温暖的吻，因为觉得有些遗憾，不能和他一起住在那里。
泛黄发脏的路像条没有尽头的带子般在眼前伸展。几个小时候后才看到了莫扎斯克。我们穿过后面的小巷和小块园地，走上通往小镇郊区的路，路的两旁排列着许多摇摇欲坠的小房子。我们沿着泥泞的路爬上一个坑坑洼洼的陡坡，来到镇中心。接着穿过广场，走在了通向火车站的小马路上。
车站挺漂亮的，草地上到处都是弱不经风的小树，列宁像边还有一块单独的花圃。这座纪念像应该就是莫扎斯克镇上的景点之一了。塑雕像的工匠一定是想创造一个讽刺的形象，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却最终有了如此殊荣。雕像的底座被刷成了大理石的样子，上面站着个人，就是这个脑袋，还有突出的小胡子和演说者的姿态，才可能使别人认出，这个从背后看来像是用大石头胡乱凿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到火车站的时候还没到12点，我们非常疲惫地搭上了回莫斯科的列车。
苏联每一个城镇上都有不止一座列宁像。列宁去世后，尸体被涂上防腐香料，安置在红场上的花岗岩墓中，保存至今。他的大脑被送到莫斯科一处特设的研究所，协助对于天才的研究。
1933年6月10日
日子过得很单调，却快得要命，快得让我觉得暑假的三个月会不留踪迹地溜走，我会没时间面对新的情况，适应不同的日程安排。简直等不及想上课了，那样就可以远离这些烦忧，什么事都不用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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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4日
莫扎斯克——麻芬布洛德镇
今天天气很差，必须承认我闷得发慌。一点儿可干的事儿也没有。热妮娅和莉莉娅在画画，我只想看会儿书，可是没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