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立法者对美国的刑罚试验特别感兴趣，激烈地争论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的优点和缺陷。
1831年，上加拿大下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呼吁在金斯敦附近建立一所感化院。一个局长委员会确定，奥本制或“沉默接触”制最具有效力。
道德再教育
1834年，加拿大通过了第一部感化院法。该法确立了这一新机构的目标：金斯敦感化院将提供“不仅威慑他人犯罪，而且改造罪犯和使罪犯养成勤奋习惯”的手段。道德再教育代替了恐吓。
金斯敦感化院初期的实践大不相同。尽管金斯敦感化院最初被设计为对“血腥法典”的残酷的一种人道替代措施，但是第一任监狱长亨利·史密斯很快便全都以改造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1849年，在由亚当·弗格森阁下领导的一个专门的政府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史密斯被撤了职。但是，委员会的程序完全由《多伦多世界报》的主编、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朗确定。不久，布朗被选为上加拿大的立法改革委员。
“在白天站了10个小时之后，要求囚犯在晚上再站着上课。”
起初对金斯敦感化院的乐观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奥本制在加拿大显然比在美国还难以实施。这一制度基本上实施不了。尽管不停地鞭打罪犯，他们仍然试图违反沉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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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法定的惩戒手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感化院的缔造者们希望废除的肉刑成了这一新机构中合法的惩戒手段。
尽管他们面对金斯敦感化院有所省悟，但是布朗委员会仍然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感化院能够使人变好，道德说服能够取得身体强制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实际上，道德说服被认为是感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时，犯罪行为被确信是道德疾病的一种表现，宗教劝诫是最早的监狱治疗。
牧师是被加拿大监狱雇用的第一批非监管人员。他们主持仪式，举办安息日学校和复活节聚会，散发圣经，向囚犯们讲授懒惰和酗酒这对孪生罪恶。他们指导文盲囚犯学习以使其能够阅读。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努力说服罪犯其判决公正，帮助他们服从“矫正。”
适应这种体制并不容易。在19世纪的加拿大感化院里，食物是粗糙不变的，居住的囚室非常狭窄。感化院内单调的生活就是点名、工作和睡觉。在所有时间都要求罪犯绝对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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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娱乐
在感化院中没有娱乐，甚至不允许有私人爱好。直到1869年，罪犯甚至才能在自己的单人牢房中有一盏供阅读的灯。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特权，只有表现好的罪犯才被允许参加晚上的课程。但是，即使在经过一天10个小时的木工或锻工工作之后，在上课过程中也必须一站到底。
囚犯们总是对无数的细微规则和规章感到灰心。他们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某事受到处罚。即使最顺从的罪犯，也最多可以指望因为其表现好而被减去3天刑。
在19世纪60年代，政府感化院检查员们将加拿大制度形容为“一种严厉的镇压、强硬的威压。这种制度不承认罪犯的条件应当在其表现良好时有所改变或改善。”他们倡议采取爱尔兰适用的那种“渐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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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制：假释的开端
在爱尔兰制或“克罗夫顿”制中，罪犯能够逐渐争取恢复自由。他们从独居制（宾夕法尼亚制）开始，然后白天与其他罪犯一起工作（奥本制）。在这第二阶段，罪犯的良好表现可以挣分。他们挣的分能够依次赢得进一步的特权，包括“假条”和假释。
1868年的加拿大感化院法规定了为引进一种克罗夫顿式的制度的法律框架。除其他革新之外，该法规定了一种免除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如果罪犯表现良好，一个月可以赢得长达5天的减刑。
克罗夫顿制和大棒
提早释放是矫正当局开始摇摆的一根希望鼓励罪犯改造的“胡萝卜”。但是，在另一头是不定期刑的“大棒”。许多刑罚改革家担心，未得到改造的罪犯在等待刑期届满的过程中只是在墙上刻刻画画。一些人认为，监狱长应当有权将罪犯关押到他们真正改善时为止，即使需要终生的时间。
监狱本身的状况在恶化。1867年，在加拿大组成联邦之后，联邦政府承担了在金斯敦、哈利法克斯和新不伦瑞克圣约翰的省感化院的责任，但是这些感化院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
纽约监狱协会秘书伊诺克·C·瓦因斯写道，金斯敦感化院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完全未实现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他认为该感化院应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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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政府不能失去任何监禁空间。罪犯的人数呈螺旋型上升。到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关押的罪犯达到907名，拥挤毁坏了纪律。政府必须建造新的感化院来缓解压力。
在10年之内，加拿大建造了4所“大房子”。1873年，在蒙特利尔附近建造了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1875年，在斯托尼山建造了曼尼托巴感化院；1878年，在新威斯敏斯特附近建造了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1881年，建造了多切斯特感化院。多切斯特感化院代替了古老的圣约翰监狱和哈利法克斯监狱，成为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的联邦监狱。
剥夺自由不改造
新感化院的建立帮助缓解了拥挤状况，但是也拉响了19世纪末期在加拿大和美国频繁监狱暴动的警报。这表明感化院制度根本无效。剥夺自由本身不起任何改造作用。
像18世纪的监狱改革家一样，维多利亚刑罚学家倡导的改革是范围更大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越来越强调专业化。监狱改革家们努力使犯罪学成为一门令人尊敬的学科。国内和国际组织非常活跃。加拿大是第一届刑罚会议的积极参与者。
同时，在另一个层次上，像1874年组建的多伦多囚犯援助协会之类的组织试图帮助从监狱释放的囚犯来适应自由。
“‘天生犯罪人’前额突起、长臂、大耳。”
对犯罪的古老宗教解释不再被人接受。但是，对于什么引起犯罪或者如何“治疗”犯罪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面对着令人尴尬的累犯事实，刑罚改革家们希望考虑任何解释和探索任何解决办法，但是有些稀奇古怪。
生物学的解释很流行。这便是颅相学（对头盖骨的隆起部分的分析）和“天生犯罪人”概念的盛行。自称为切萨雷·龙勃罗梭于1889年写出了《犯罪人论》。在书中，他宣称犯罪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返祖者。通过突起的前额、过长的手臂和过大的耳朵可以将他们鉴别出来。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 加拿大人仍然相信，犯罪是遗传的，惯犯应当被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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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试验样本
J·G·莫伊伦在1875－1895年期间任感化院检查员。他在其报告中讲到“罪犯是最好的试验样本，因为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任何意愿……监狱内部就是一个供卫生、教育、身体和道德改造等各种新计划进行试验的大剧场。”当时，他可能一直在想着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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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主题：罪犯是病人
到20世纪初，罪犯不再被看作是需要赎罪的罪人，而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在20世纪，有关皇家委员会的建议开始反映刑罚学中的这一新主题。1914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呼吁“对个人进行仔细和科学的研究。”监狱不能再像工厂那样开办，把人体材料处理成可互换的部件。
当然，在加拿大矫正制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犯罪率的波动、经济的压抑、变换的政治优先考虑和管理问题干扰了值得向往的计划的实施。
刑罚改革家们和刑罚当局看问题并不总是一致。刑罚改革家们的首要关切是帮助囚犯；监狱长们关心的首先是维持秩序。
1924年，感化院主管W·S·休斯在其报告中指出：“感化院中囚犯的治疗继续是一个争论的主题；多以百计的对犯罪一知半解、对罪犯一无所知的人仍然继续提供建议或者要求治疗罪犯。对于这些被定罪者来说，最为幸运的是尝试感化院很少这些未经试验的建议。”
改变是缓慢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拿大开始了囚犯分类计划、专门的少年设施、综合的工业农场体制和关于善行减免和假释的规定。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一股经济犯罪浪潮，特别是失业青年人中的经济犯罪特别严重。1929年，感化院中关押了2769人；1933年上升到4587人，增加了66％。
当局对犯罪和罪犯采取了一种强硬路线。改造一度再次服从于镇压。罪犯被赶向绝望的程度。在D·M·奥蒙德将军作为感化院主管的军事统治时期，发生了20起暴动和其他一些形式的骚乱。所有7所感化院都饱受混乱困扰，包括殴打、枪击和枪杀等。
分水岭报告：阿香博委员会
暴力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并且成了1938年阿香博委员会产生的催化剂。该委员会的报告是现代加拿大矫正改革的分水岭。它的88条建议几乎囊括了矫正制度的每一方面。报告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很有影响。
报告的主题是改革不能受到惩罚的影响。矫正制度的目标首先应当是预防犯罪，其次是康复罪犯，最后是努力阻止惯犯。
委员们对几乎完全没有康复计划感到悲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教育、娱乐和工作计划，提高女犯待遇，改革假释和缓刑制度，改善释放后服务，进行行政重组和改善分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公众对监狱改革的兴趣。阿香博报告的执行被暂时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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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从1946年－1960年，陆军少将拉尔夫·吉布森担任矫正局的局长。在他任职期间，机构的数量从7个增加到了15个。1947年，矫正机构引进了心理学服务。1958年，矫正局雇用了第一个专职精神病学家。随着1952年在金斯敦建立了考尔德伍德感化院职工学院的建立，推动了对职员的培训。
在阿香博报告出台之后的30年里，感化院制度继续经受有关皇家委员会、政府委员会和私营机构的审查。这些机构的报告很少质疑最初的感化院理想：改造。它们对绝大多数罪犯会在监狱中获得改造持乐观态度。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官方对改造态度的一致产生了一些裂缝。在1969年的奥伊米特报告中，委员们断定最可能获得改造的罪犯在监狱之外也可能表现很好。
到1970年——34个机构
到1985年——62个机构
—项新的建筑计划开始了。到1970年，机构的数量达到了34个。感化院被分为最低警戒程度、中等警戒程度和最高警戒程度机构三个类型。对感化院的分类使当局获得了将不同类型罪犯进行分类隔离的机会，并因此使得在制定适当计划方面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最低警戒程度的监狱并不要求旧感化院那种军事纪律。
顽固的罪犯是另一回事了。被认为不可改造的罪犯估计占3％。1968年，第一个“超高警戒程度”机构在魁北克的拉瓦尔建成了，关押能力为140名罪犯。这种机构的概念立即引起了争议。
对许多治疗进行了试验
加拿大感化院的“精神病学”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初。几乎能够想象到每一种治疗都进行了试验，包括各种精神药物治疗、电击、行为修正、剥夺感觉、周末马拉松，甚至裸体谈心小组。
在20世纪70年代，对囚犯们开始以名字称呼，他们能
够蓄胡子，甚至可以通过囚犯委员会对监狱条件提意见。
1963年，第一个专业机构马特斯奎吸毒者治疗中心建成。1972年，第一个地区精神治疗中心在英属哥伦比亚的阿博茨弗德建成。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将患者沉在一个装满碎冰的浴盆来“治疗”精神病。从那时开始的矫正医学走了很长一段路。
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将感化院一些方面的生活人性化的尝试。对囚犯们开始以名字不再以号码称呼。他们的囚服被重新设计以便看起来更像普通服装。他们被允许须胡子和留长发。除这些装扮方面的变化之外，感化院还尝试通过囚犯委员会给囚犯一定程度的自治。
1971年，莫尔委员会建议，囚犯在小组环境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康复。囚犯和职员在一起生活的类似家庭环境的“生活单元”产生了。
监狱：最后的手段
1973年，代表内政部观点的文章建议对非暴力罪犯进行转处。作者主张，监狱应当成为最后一种惩罚手段。在这一时期，社区服务令在一些案件中开始代替监禁判决。而且，还对赔偿进行了成功的试验。此外，越来越多的罪犯根据工作和教育释放计划而获得离开监狱的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加拿###律改革委员会的报告说，无论是作为威慑手段还是作为改造手段，监狱都是失败的。这篇报告声称，在被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来的情况下，罪犯不可能得到为适应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再教育。或者，就像一个囚犯指出的：“你在潜艇里不可能学会开飞机。”
1980年，在新文森特姆斯特的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关闭。这一“古老的堡垒”已经矗立了一个多世纪。它的关闭或许是加拿大维多利亚监狱和它们所代表的哲学终结的开端。
感化院建筑体现了现代哲学
在19世纪80年代，当约翰·霍华德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调查监狱时，还没有产生一致的刑罚哲学，也没有产生与众不同的监狱建筑。
18世纪的普通看守所、习艺所和教养院都仿造中世纪的医院和修道院，把房间安排在一个空旷的广场周围。绝大多数囚犯都一起工作和睡觉。
1722年在吉亨特建造的国家监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它是第一所意图以建筑来促进治疗的大型刑罚机构。这一监狱呈巨大的八角形。每一个角都是一个不规则四边形的单元。每一个单元都完全独立，设有单独的囚室和工作间，二者紧密相连。一个单元关押一种类型的罪犯。
这一监狱对19世纪的监狱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所拥有的单独监禁、24小时监视和“防逃”建筑等独居制特色成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感化院的最重要的建筑要素。
感化院建筑师们受到建构一种对监狱管理来说完全能够控制的环境的可能性的激励。从1780年至1840年，伦敦改善监狱纪律学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监狱建筑的书籍和宣传册。
在这一时期采取三种基本的计划：传统的矩型计划、放射性或称星状计划和圆型计划。
示范监狱
最具影响的圆型监狱倡导者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9世纪头20年里，他顽强地游说英国政府采用他的设计作为示范监狱，以保证“重塑道德，保证健康，鼓励勤奋和传播教诲”。
边沁的“圆型监狱”应当能够既可以持续监视囚犯又能够不间断地监视看守人员。“圆型监狱”应当是由铁铸件和玻璃构成的绝对圆型的建筑，周围是一排一排带有栅栏的单人牢房。在中心控制塔内带天窗的看守长办公室和每一间牢房之间用一根通话管连接起来。这样，看守长能够对各个视角和各种声音进行不间断的监视。
尽管“圆型监狱”从来没有建成，但是它对许多机构都有启示。各种根据这一基本设计而建造的变体监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