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子派信徒特别反对公共教育制度。1923年，他们焚烧了英属哥伦比亚省布里朗特（Brilliant）城的一座学校。这引发了杜科波尔派社区里的一股放火和爆炸浪潮。大多数暴力都是针对政府机构的，但是自由之子派教徒们也相互倾轧。1924年，维里金自己也被一颗自由之子派教徒的炸弹炸死了。
当局感到很为难。自由之子派恐怖主义似乎完全没有意识。裸体示威变得特别令人愤怒，以至于议会在1931年修改了刑事法典，将对当众裸体的处刑增加到3年。
立法者全然没有意识到的是，许多杜科波尔派教徒渴望着被捕。他们的新领袖彼得·维里金二世（Peter Verigin II）告诉他们：“我们将通过监狱移居”。许多杜科波尔派教徒相信，如果他们使自己足够麻烦，加拿大就得为除去他们付出代价。
1929年，一群赤裸的杜科波尔派教徒聚集在布里朗特城。在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逮捕”中，725个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羁押。儿童们被送到抚育院和工业学校。1932年，一些成人被监禁到在乔治亚海峡（Strait of Georgia）皮尔斯岛（Piers Island）上专门为杜科波尔派教徒建立的特别刑罚殖民地上。
新囚犯们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拒绝做任何工作。即使对他们实施肉刑也没用。除了厌恶劳动之外，皮尔斯岛的杜科波尔派教徒的表现相对较好。他们不放火，还放弃了在受到新教徒刺激之后就裸体示威的作法。
1935年，绝大多数囚犯都符合了假释的条件，皮尔斯岛刑罚殖民地便关闭了。在此后的15年里，自由之子派罪犯都被送到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
在50年代，可列斯特瓦（Krestova）定居点的杜科波尔派居民焚烧了他们的家园。这导致了另一轮大逮捕。这一次，加拿大在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的地界上建造了一个特别的杜科波尔派教徒收容所。
但是，自由之子派教徒继续放火，既在监狱内放火，也在监狱外放火。最终，联邦监狱局决定设计一所杜科波尔派风格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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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者的梦魇
1962年建成的阿加塞兹山（Agassiz Mountain）监狱对放火者来说是一个梦魇。监狱的建筑是建在混凝土地面上的金属小屋。在小屋里面是金属床、金属橱柜和金属工具。床垫子和毯子是用特殊的防火化学材料处理过的。这样的总体效果是严酷的：《哥伦比亚人》称之为“大猩猩的牢笼”。
自由之子派囚犯到达时，他们立即被剥光了衣服。他们拒绝整理被褥，拒绝做饭，拒绝为火炉劈柴。他们想让看守为其做所有事情。但是，监狱长汤姆·霍尔（Tom Hall）有在皮尔斯岛处理杜科波尔派囚犯的经验。他命令职员别理那些杜科波尔派囚犯。自由之子派囚犯在寒冷中睡觉，在饥饿中上床。11天之后，他们停止了绝食。
1962年9月，大约1200名杜科波尔派教徒离开大福克斯前往阿加锡兹（Agassiz）去声援囚犯们。他们在监狱篱墙外面安营以胁迫监狱当局。同时，监狱里面的自由之子派囚犯继续进行零零星星的绝食。
1963年夏，绝食者们的情况严重，监狱局长阿兰·J·麦克里奥德（Alan J．Macleod）亲自前来调查。他下令进行管饲。不幸的是，对22岁的保罗· 博德莫罗（Paul Podmorrow）来说，麦克里奥德的决定做出的太晚了。博德莫罗在8月饿死了。
博德莫罗的葬礼之后，绝食者们疯狂了。自由之子派教徒在监狱外的营地里呆了几年，等待着他们的朋友和亲属们释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当地社区找了工作，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当地学校。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们被同化了。
杜科波尔派的结局
1983年8月，3个同为女性的老年杜科波尔派纵火者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地区心理治疗中心开始了绝食抗议。她们被决定假释，但是拒绝遵守任何假释条件。她们甚至不答应不再放火了。到10月，她们的身体状况特别糟糕，便被附条件赦免了。1984年6月，在她们被释放8个月之后，其中两名妇女又放火烧卡斯尔加的杜科波尔派博物馆。她们被逮捕之后，便又开始了绝食抗议。7月，她们获得释放，被宣告缓刑3年。
今天，在联邦感化院里已经没有被划分为杜科波尔派的囚犯了。
在长达50多年里，加拿大的自由之子派恐怖主义造成了2000多万加元的损失和至少23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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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囚犯的困境
当森林克里（Wood Cree）部落的酋长大熊听到他由于参与1885年的里尔（Riel）叛乱而被判处3年监禁时，他咆哮道：“我宁愿被绞死。”
大熊所在的马尼托巴感化院对他很纵容，监狱长甚至允许他留长发。但是，坐牢的经历还是把他毁掉了。他在1887年获释不久就死了。
在19世纪，对于许多加拿大印第安人来说，在监狱里被监禁一段时间就等于被宣告了死刑。
其中的原因来自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原住民对一些疾病的抵抗力很低。在寒冷、潮湿和透风的环境中，他们常常死于肺病。马尼托巴感化院的医生定期报告原住民囚犯中的淋巴结核和肺病。他们中的许多人虚弱得不能劳动。
1882年，感化院监察莫伊伦指出，原住民囚犯在监狱生病和死亡的情况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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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
但是，一种更敏感的精神疾病正影响着原住民囚犯。
1876年马尼托巴感化院建立的时候，原住民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实际上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土地都到了欧洲定居者手里。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他们被成群地赶到保护区里。在那里，他们作为政府的监护对象过着一种边缘生活。从法律上和政治上讲，政府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那些虽然长得过大但是为了其自己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指导和监督的孩子一样。
当时的政府不重视印第安文化。原住民被当作是必须加拿大化、基督教化以及“文明化”的“野蛮人”。
这一活动扩展到了感化院。1877年，马尼托巴感化院学校充满了接受摒弃“迷信”的原住民。1883年，该感化院收押了11名苏族人，1这导致监狱长塞缪尔·贝德森雇佣了1名铁匠教师。当局希望爱马的原住民喜欢这一行，接受体力劳动的生活方式。
原住民似乎不感激感化院为他们所做的努力。贝德森指出，印第安人“在监禁中心力交瘁，非常怀念他们户外生活的自由。”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囚犯既不能说英语，也不能说说法语。监狱规则对他们没有意义。
1883年，两个原住民囚犯从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脱逃而被抓获。在审判中，其中一名叫米沙奇·萨姆（Mesatchee Sam）的囚犯说，他“厌恶铁”，不喜欢住在石头房子里面。另一名叫海达·约翰尼（Hydah Johnny）干脆说：“咳，这里工作很苦，食物很差。我厌烦了。”
原住民老是逃跑，使得感化院当局引进了一种新的抑制器械俄勒冈靴子，用以使他们的速度慢下来。这种靴子是金属框架的，重达20磅。原住民囚犯的窘境中最悲哀的一面是，他们常常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被监禁在监狱里。通常，他们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族人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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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司法制度
原住民有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与欧洲人对他们实施的司法制度极为不同。原住民社会是公社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由大家共享。因为几乎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所以他们不可能盗窃。
谋杀是一件由家族之间解决的私事。从理论上讲，被害人的亲属有权复仇。但是，他们常常同意接受赔偿。有时，他们甚至收养谋杀犯来替代其失去的同族被害人。
赔偿的原则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一些本血统印第安人在19世纪80年代死在马尼托巴感化院的时候，其部族与政府通过经济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19世纪，原住民犯罪率很低。1906年，感化院监察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ewart）指出，在联邦监狱系统的囚犯之中，原住民仅占％。他认为，由于“政府对作为其监护对象的原住民实施了额外的监督，原住民比一般白人更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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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与社区
在18世纪，监狱的高墙不仅仅是一道屏障，而且更是一个象征。它不是把人关在里面，也当然不是把人关在外面。一种活跃在监狱和街道之间的商业很繁荣——持续涌动着的好奇、慈善和贸易。尽管很恐怖，但是看守所是社区的一个常见特征。看守所的囚犯依然与社区保持着联系。
在19世纪，监狱和街道之间自由、容易的交往终止了。新的监狱——感化院——变成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实体，有意对社会封闭。像孤立的营地一样，许多新监狱都被单独建在遥远的和不能抵达的地区。监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和不可渗入的世界。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感化院产生了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氛围，公众开始觉得其中的囚犯们似乎奇怪和危险。
在许多监狱，只有神职人员才被允许访问监狱。在金斯敦感化院，“优等阶层”的人们付费之后可以盯着囚犯们看。1901年，时任监狱长J。 M。 普拉特（J。 M。 Platt）抗议他的感化院不是“动物园或动物展览会”。此后，这种游览便被取消了。
到20世纪20年代，监狱被紧紧地封闭起来。看守们发誓保守秘密，所有通信都经过严格审查。如果允许囚犯们拥有报纸，他们就会意识到加拿大公众关心的事情。对这些事情，他们不用看，也不用想。只有少数囚犯援助工作者了解或者关心针对囚犯们发生的事情。
1932年，监狱爆发了一系列暴动。监狱因此首次上了报纸的头版。1938年加拿大政府阿香博委员会的报告暴露了许多监狱滥用职权之事，激起了更大的改革热情。矫正当局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对公众舆论负有责任。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监狱相对平静，管理者们追求一种渐进式自由化政策。当局允许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到监狱检查，但是他们的评价不足于令通俗新闻兴奋。
在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一些囚犯求助于暴力行为——暴动和劫持人质——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为了反驳动人的无据新闻报道，加拿大矫正当局不得不扩大了他们的公共关系计划。在80年代，加拿大矫正局正通过扩大公共关系计划和邀请公众参加公民顾问委员会和许多其他志愿者计划来整合力量增强公众对矫正计划的意识和理解。
公众心目中已经确立的陈旧观念妨碍矫正当局各项教育努力。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动人的事件上，但是绝大多数囚犯服完刑之后都要回到虚拟匿名的社区中去。一旦理解了这一点，社区就会在矫正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途之家：监狱之后的生活？
当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3在囚船上被关押19年之后获得释放时，他发现自己无法生存。没有人向他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地，甚至当地监狱也不要他。
冉阿让的困境是18世纪和19世纪刑满释放的罪犯所要忍耐的普遍不幸。许多刑满释放的罪犯不得不重新犯罪来求得生存。
在19世纪的加拿大，新释放的囚犯从监狱当局获得一套标准的便服、少量的现金和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在看守的陪护之下上火车或轮船：他们在启程的汽笛响起之前还不能真正获得自由。
1910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J．M．普拉特说：“因此，当局通过铜钮扣而不是铜管乐队，将刑满释放囚犯的离监向他希望在其中成家立业的世界和社区做了广告。他在旅途中行进时不断受到张望、指指点点，或许还受到嘲笑和愚弄，直到他抵达目的地为止。”
无论囚犯们到了哪里，他们的服装都会泄露其身份。1876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约翰·克赖顿指出：“一套免费的制服正好像贴在穿着者后背上的一个表明下列信息的标签：刚从感化院出来。”
如果他们运气不错，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须把自己的过去隐瞒起来。1879年，时任加拿大感化院监察的J．G．莫伊兰形容警察队刑满释放囚犯的监督“比监狱还残忍。”就像无情的贾沃特（Javert）监察追踪不幸的冉阿让一样，刑满释放的囚犯都生活在对被警察暴露身份的担心之中。
冉阿让和数以千计现实的刑满释放囚犯所需要的是一个中途之家。在一个不宽容的世界里，这种新机构变成他们的希望绿洲。
北美第一座正式的中途之家是纽约市的艾萨克·T．胡珀（Isaac T．Hopper）之家。这是1845年由教友派信徒建造的。尽管社区的反对声浪很高，到19世纪后半叶建成了更多的中途之家。美洲监狱协会甚至也反对建造中途之家。在19世纪90年代，美洲监狱协会声称中途之家会制造“一个永久的不受欢迎的公民阶层。”
在加拿大，像天主教堂和救世军之类的宗教团体最先向刑满释放的囚犯提供宿舍和庇护的车间。第一个真正家庭式的中途之家是1954年在多伦多建成的英国国教贝弗利旅馆（Anglican Beverley Lodge）。
1962年，尼尔·利比牧师（Reverend Neil Libby）在温莎（Windsor）建造了一座中途之家。他把这座中途之家称之为圣伦纳德之家（The St．Leonard's House），后来又称之为囚犯的守护神。圣伦纳德学会此后继续在全国建造中途之家。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和社区都需求解决重新犯罪的办法，中途之家运动急剧扩大。
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日假释的男犯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一些服刑农场和森林营地也能够起到中途之家的作用，因为它们的周围没有警戒并向囚犯提供更多渐进释放到社区的机会。
中途之家就像减压室：它们帮助刑满释放的囚犯逐渐适应自由的要求。很少有囚犯一释放就有工作在监狱外面等着他们，而且也很少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雇佣刑满释放的囚犯。现在尽管刑满释放的囚犯可能有人担保，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可能由于刑满释放这一烙印而不能从事某些行业和职业。在感化院取得的培训证书可能在大墙之外得不到承认。中途之家向他们提供一个暂时避难所，直到他们能够自立为止。
除了就业和吃住这些实际问题之外，刑满释放囚犯还面临着情感适应方面的困难。1956年，关于假释的弗托克斯报告（the Fauteux report）指出：“一个在某一加拿大刑罚机构服满全部刑罚的囚犯在释放时要经历从监禁向自由的过渡。这一过渡的程度就像他在开始服刑时所经历代从自由向监禁的过渡一样强烈、突然和极端。”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加拿大人认可在他们的社区内建立一个老年人或残疾人之家，但是只有35％的人容忍一个刑满释放囚犯之家
刑满释放囚犯需要重新学习许多东西。在多年的依赖和被管之后，他们必须开始自己为自己着想。他们可能会因为优柔寡断而深感无助；他们可能会野蛮冲动；他们可能会贪恋刺激，希望夜夜聚会；他们还可能会被使其陷入沮丧的生活节奏所压倒。
使服刑人脱离监狱比使监狱脱离那个服刑人要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