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我教他的，他学不好《大保镖》的演出‘身段’，我一遍遍地教给他，经典段子《师父经》很大一部分我都给他说过。他嗓子好，为了培养他的‘柳活’（相声术语，称学唱戏曲、曲艺等为柳活），我总是给他创造各种机会和条件让他锻炼，甚至连防身术我都教过他。”杨志刚表示郭德纲原来在天津演出的时候捧哏比较多，他的形象比较适合捧哏，他的学唱节目挺好。
郭德纲走红之后，杨志刚又把郭德纲以前录制的一些节目资料拿出来看了几遍，他觉得这几年郭德纲到北京以后进步不是很大，不像人们说得那么好。
杨志刚说：“郭德纲基本功还是不行，像在相声《山东二簧》里他唱京剧《桑园会》，唱得还是不对，贯口活儿差，有时演出尺寸把握不好，使活儿有点松懈，一上电视容易为了表演而表演，给人以做假的感觉，他演小品比较自然，我有时觉得他演小品比说相声好。”对于郭德纲说的“相声要提倡纯娱乐”的说法，杨志刚也并不赞同，他说：“相声不能只是逗人乐，纯娱乐也要健康，相声是文艺作品，要有主题有思想。”
矛盾产生
杨志刚说郭德纲开始跟随他的时候非常听话，他指哪郭德纲就打哪，郭德纲还曾经开玩笑地说：“先生在后台一着急，我就得马上躲开，但还不能躲太远，先生一喊还得能听见。”开始时杨志刚对郭德纲也非常信任，让他买什么东西开票从来不看，但后来他发现郭德纲心眼儿挺多，很爱财。
据杨志刚介绍，有一次他住院生病，郭德纲到医院陪护，当时办公室主任说是不是要给郭德纲开点补贴，杨志刚觉得他是自己的徒弟，在医院陪护也算上班有工资，所以就跟办公室主任说，你给他钱他也不会要的，但后来办公室主任告诉他，郭德纲几次暗示他给自己开补贴，结果开了补贴之后郭德纲就把钱要了。这件事让杨志刚很意外，从此他就渐渐地不让郭德纲沾“钱”的事了。
1994年年初，文化馆的会计发现有一些郭德纲经手、领导签字的票据有问题，就拿给杨志刚看，他们发现签字不对，就拿到公安局做鉴定，结果有几十张票据的领导签字是伪造的，涉及的金额大概一万元。这时郭德纲的父母找到了他，恳请他这个师父“帮忙”，杨志刚通过关系和找证明人，把涉及的金额想办法减到了四千元，让郭德纲逃过了这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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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刚细说恩恩怨怨（2）
当时又发生了一件令杨志刚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文化馆的一个干部告诉他放在会议室里面的一些演出“行头”不见了，因为以前有一次找不到会议室的钥匙，他看见郭德纲用手拽下会议室的把手了，这件事给他印象很深，所以他把郭德纲叫到外面单独谈话，让郭德纲把拿走的“行头”还回来。
结果“行头”果然是郭德纲拿走的，谈话之后他只还回了部分“行头”。
杨志刚说：“老前辈们说‘先学做人再学艺’，我想保这个徒弟也‘保不住了’，他犯了我们这个行里最忌讳的事，影响太大了，虽然他是我的徒弟，我不能因为他做这样的事把自己也折进去。”
师徒缘尽
郭德纲离开文化馆后，杨志刚因为知道他快要结婚了，还把他安排到自己儿子的公司里工作。在郭德纲结婚前，杨志刚与徒弟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他问郭德纲，从馆里报销假发票的钱有没有花在他自己的身上，郭德纲说没有，杨志刚对郭德纲说：“以后你认我这个师父也行，如果不认我这个师父，我希望你找到一个像我这样关心你的师父。”最后杨志刚还给了郭德纲五百块结婚的“喜钱”。结婚以后郭德纲还去过杨志刚家一次，但只是礼节性的拜访，此后两人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郭德纲刚到北京的几年还通过同行给杨志刚带话，感谢他的授艺之恩，而自从郭德纲拜侯耀文为师之后，就再也不提杨志刚半句。
后来，杨志刚出版了三卷本的作品集，经过其他徒弟的劝说，杨志刚同意在作品集收录的相片中加进一张郭德纲与师兄弟和师父合影的照片，并且在书末的相声家谱中也添上郭德纲的名字；然而正在那时，报纸上出现了郭德纲拜侯耀文为师的新闻，于是把郭德纲的照片和名字从书中撤了下来。
从此，师徒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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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声门”看相声门
郭德纲遭遇一场“相声门”，也许只是他个人生命轨迹的一次偶然，但对其身后那个无形无影又无处不在的相声门来说，倒有可能是个必然。
相声的形式成于清末，据说当年皇帝驾崩举国国丧，各大戏园子演出遭禁，便有戏子走下舞台改为街头卖艺，以讲笑话博人一乐，糊口度日。相声界公认的开山祖师朱绍文（又作朱少文），艺名叫“穷不怕”，他还有个叫“贫有本”徒弟，就是他们这辈“贫穷”师徒让这门诞生于街头的手艺活了下来。日后的大师侯宝林，说起名段《八大改行》，便有了那么一分历史溯源的意味。
相声活下来，相声有人说，便有相声门，也有了贯穿百年的行规门法。百年下来，凡门内弟子必经历拜师入门、学艺出师的轮回，就是这些看似幽默滑稽的艺人，各自恪守着秩序之外的秩序，法则之外的法则。即便是某些人看来“离经叛道”的郭德纲，在表达对那个“平地抠饼，对面拿贼”江湖年代无限向往的同时，也要对百年以来的师门前辈予以充分的尊重与敬畏。郭德纲还在《文章会》里曾经幽了金庸一默，可他本人现在倒更像是“金圣人”笔下的角色——《笑傲江湖》里那个四处惹事却讨人喜欢的令狐冲。可是，《笑傲江湖》重在江湖，而不是令狐冲。
所以，我们得转移视线，要从郭德纲的“狭义”相声门看他身后的“广义”相声门。
面对这样一个传统又有点神秘的行业，作为外行的我们显得孤陋寡闻，且势单力孤。不过，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上至相关部门负责人，下至靠相声为生的茶馆艺人，其实原因显而易见。记得陈凯歌导演曾说过“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想，相声亦然。在相对有限的采访中，我们还是有所发现：在相声大腕一个段子的出场费接近六位数的今天，也有终日在茶馆演出靠几百元度日的能人；在郭德纲“跳门弃师”引发上下指责之前，相声门内其实早已不乏先例；在内地争论电视相声、剧场相声优劣的同时，台湾的同行已经模糊了相声与戏剧的分界……
从郭德纲热看天津相声“北漂”（1）
相声起源于北京，兴起于天津，解放以来老幼妇孺耳熟能详的相声名家，几乎都出自京津两地。马三立和侯宝林两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则被看作是天津和北京的相声代表人物。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相声这门历史悠久的传统曲艺形式从去年岁末在北京突然升温，并迅速将这股热潮传遍全国。一夜之间，相声好像是焕发了第二春。而站在这股热浪春潮风口浪尖上的，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相声北漂”——33岁的天津相声演员郭德纲。
有人在以郭德纲名字命名的“相声公社”网上发帖，针对郭德纲相声火爆京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30多岁的天津相声演员在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可以让相声掀起一个如许浪潮？”针对于此，回答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郭德纲水到渠成，有人认为是媒体“恶性炒作”，也有人认为是郭德纲创办的德云社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
常派相声的代表人物常宝华老先生称郭德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相声人才”，常老认为郭德纲从8岁学艺以来，20多年来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事业，这种执着精神在今天的相声界“不可多得”。他把郭德纲的刻苦勤奋归结为他今天一鸣惊人的原因。常老非常反感有人称郭德纲是“暴发户”，“郭德纲在北京坚持了这么多年，能有现在的名气是厚积薄发，赶上一个合适的契机，怎么能够说是暴发户呢？”
谈及京津两地相声这些年发展的特点，常贵田认为按照地缘位置来对相声加以区分是不合常理的，“相声只有流派的区分，没有地点的区分，不论是北京还是天津，它们都是相声”。他认为，以侯宝林为代表的侯派和马三立为代表的马派相比较，“侯派相声以学唱为主，侯宝林和郭启儒两位老师合作，形成的是一头沉的特点。他们站在观众之上，以说教和批评来和观众互动；而马三立的相声都是运用第一人称，以自己的形象再现他人的事情”。巧合的是，两个人分居京津，慢慢地也就被看作是两地相声的代表人物。
除了马派和侯派，常贵田所在的常家也可算得上是自成一派，而说到他们的地缘归属，却很难加以界定。“常派”相声的代表人物是常宝人称“小蘑菇”。上世纪30年代，年方十一二岁的常宝已经红遍了天津。但是常宝华却在六七岁时，就从天津回到北京，在父亲常连安开办的启明茶社里苦学成才，解放后常宝华成为第一个进入部队工作的相声演员，常家也在北京落户。常老开玩笑地说：“说起来，我们也算是从天津过来的资格很老的相声‘北漂’了。”
崔琦分析，相声艺人的流动性本身就比较大，相对而言，北京的市场更为广阔，文艺团体的数量也比天津要多得多，提供给相声演员的机会自然也是天津所无法比拟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天津的优秀相声人才被吸纳到北京也就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相声也不例外，不少相声演员也开始选择更为多元化的发展空间，走向小品舞台的黄宏、巩汉林；走上主持人舞台的汪洋、赵宝乐；以及在影视剧领域有出色表现的冯巩、刘亚津，都曾经是“正宗”的相声演员。和天津相比，北京无疑给这些相声人才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利用他们当年学习相声时打下的坚实基本功在北京“漂”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出了一个郭德纲，对于今天的中国相声还远远不够，正如常宝华所说“相声界现在最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盲目的嫉妒和排斥，不管是天津的还是北京的，不管是王德纲还是李德纲，只要能对振兴相声有益，大家就应该举双手欢迎”。
杨少华、杨议父子：给你欢乐，给我饭吃
天津相声演员杨议近几年和他父亲杨少华合说的一系列的父子题材的相声受到观众的欢迎，北京曲艺团为此还将杨议签到了北京。然而和郭德纲不同的是，杨议并没有就此留在北京发展他的事业，反而重新回到天津，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去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工作室，与父亲杨少华联袂担纲主演了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在全国十多个地方卫视播出，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并创造了天津本地黄金时间电视剧的收视纪录。与此同时，他也没有离开“恋战”多年的相声舞台，2006年元宵节，他还接受了湖南卫视的邀请，和父亲再次登台献艺。
已经年至耄耋的杨少华年轻时并没有成为大腕，从天津曲艺团退休后，帮着儿子杨议捧哏，却捧出了一对全国知名的父子组合。杨少华告诉记者，给儿子杨议捧哏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但是碍于中国传统道德的禁忌，儿子不能跟爸爸开玩笑，所以两人不能在舞台上公开父子身份，直到两人名气越来越大，从天津说到北京，199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周末喜相逢》节目录制的时候，导演建议两人公开父子身份，并据此设计包袱。杨少华和杨议父子接受这个提议，合说了第一个父子题材的相声《有这么一个人》，大获成功。随后，《夕阳红》、《杨家拳》、《肉烂在锅里》等一系列父子题材的相声陆续在全国走红。
杨议现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第三部《杨光的幸福生活》的筹拍工作中，“说是做影视剧，其实做的还是相声，只不过变了个形式”。在杨议看来，相声是一个“无形”的艺术形态，时代不同，观众喜欢什么，相声演员都能干，“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老本行，依然在给老百姓制造欢乐”。
从郭德纲热看天津相声“北漂”（2）
立足津门谋求发展，杨议认为是因为卫星时代的到来给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以前只有中央台覆盖全国，现在只要是好东西，往卫星上一放，全国人民就都能看到，而天津是我的家乡，守着这里的老少爷们干什么都觉得踏实”！
杨少华老先生有一句话总挂在嘴边：“电视剧算个嘛啊，千万别忘了咱们老祖宗是说相声的！”然而今天杨议心中要超越的目标却不是郭德纲，而是赵本山，他说：“相声发展至今，一直以来真正要解决的只有两个问题，给你欢乐，让我吃饭，拘泥于任何形式都是多余的，一场相声再精彩，在大剧院里说，也不过是给几千人听，可是一部电视剧上了卫星，都是几亿人在看，如果我的作品能给这些人都带去欢乐，我就可以无愧地说我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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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相声守望者（1）
——天津相声市场及演员生存状况扫描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引爆了北京的相声演出市场，凡是有郭德纲的演出，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拿号排队，一票难求的盛况，而在郭德纲的从艺之地，相声的大本营天津，相声演员和市场的状况如何呢？是一片萧条，还是冰河解冻，举座回春呢？相声演员们是偃旗息鼓，还是“口吐莲花”呢？
场场满座 票位预定
周末的天津市东丽区清河茶楼，是哈哈笑艺术团新开辟的演出阵地。东丽区在天津市属于郊区曲艺演出市场，一直疲软，如今，在茶楼二楼的演出厅，百十来个座位出现了客满的现象，气氛热烈。著名曲艺作家、哈哈笑艺术团的团长宋勇说，清河茶楼开辟相声专场，刚刚一个多月，每周演两场，几乎场场爆满，而日场的鼓曲演出，则一直只有十几二十多名观众。这天演出压轴的是刘文亨的师弟刘文步演出的《富贵图》，刘先生已经71岁了，但演出时非常卖力气，包袱又脆又响，接连不断，逗翻全场。刘先生要跑三个场子，几乎都串不过来了，刘先生原来家住大港区，因为现在他天天都有演出，跟老伴到市里租房住，由老伴照顾他的生活。
众友相声团演出的名流茶馆在两三年前每逢周末才有两场演出，而现在不但天天晚上有演出，而且增加了日场，由哈哈笑艺术团和众友相声团轮番上阵。演出全部爆棚，很多观众前来听相声，因为连加座都没有了，只能失望而归，要是再卖票，就得卖“挂票”了。因为演出太火爆了，所以经常有观众前来预订座位，否则临时来肯定买不上票。在演出过程中，气氛一直异常热烈，每当抖出一个大包袱时，观众席中就发出“咿”的喊声，不禁让人想起四川球迷“雄起”的呐喊。
哈哈笑、众友的崛起
现在天津相声演出市场有两个“支柱”团体，一个是哈哈笑艺术团，一个是众友相声艺术团，哈哈笑艺术团的领军人物是白全福的弟子、著名曲艺作家宋勇，成员有佟有为、马树春、刘文步、郑福山、卢福来等名家，众友相声的团长是马三立先生的弟子尹笑声，成员有黄铁良、佟守本等名家。哈哈笑艺术团以创作见长，阵容齐整，新旧节目结合，众友相声团以老相声艺人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