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是可以避免的话，这个代价就太高了。
军事情报局上尉小查尔顿？奥格本回忆说：“当时，我们有大量事实证 明，从日本的精神气质来讲投降是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人已完全明白，他们
的处境已毫无希望，但他们仍在散兵坑和地堡里负隅顽抗，为了肃清他们， 我们成千上万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献出了生命。”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没
有一支日本部队投降过。
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日本已被打败，同时也预测日本人还将坚持几个 月，与此同时他们不时发出和平试探，既想按照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结局结
束战争，又想“削弱美国血战到底的决心？？”
（日本）现政府的基本政策（1945 年 7 月 8 日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
是尽可能拖延战争并拼死地作战，以期避免彻底战败，并在和平谈判中取得更为有 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日本领导人正在玩弄拖延战术，以期同盟国厌战，产生不和
或出现一些“奇迹”，为安排妥协性和平制造机会。
必须强调指出，这不是假设说对入侵不作准备了——指双方均是如此—
—这一点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时被忽视了。 杜鲁门在早些时候曾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调动 100 多万军队，对日本实
施最后攻击。30 个师正从欧洲战场调往太平洋，即从世界的一端调往另一 端，这一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供应物资堆存在塞班岛。日本在本土约 有 250
万正规军，但是年龄从 15 岁到 60 岁的每一个男子，17 岁到 45 岁的 每一个女子都被征召去服兵役，并用从古代铜炮到竹梭标等各类武器武装起
来，教他们将炸药捆在自己身上，扑向正在行进的坦克。一名妇女记得，有 人给她一支木工的锥子并指示她只要杀死一名美国人就行。他们告诉她：“你
一定要对准肚子，懂吗？肚子。”负责防卫计划的将军告诉其他高级军官说：
“在敌人登陆的两个星期内投入 20 个师，我们就可以全部歼灭他们，并确保 日本的胜利。”几千架飞机已作好准备去充当神风突击队。
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和盟国军队中没有哪个人认为日本人看来会停战。7 月 15 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25 名战地记者经过
笔录比较，推测战争在 1946 年 6 月以前的将近一年内不会结束。在五角大楼， 各大厅挂着人们长期不会忘记的招贴画，上面画的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步兵，
脸上表现出誓死的决心盯着一张日本本土岛屿的地图，画的上部用粗体字写 着“下一个目标！”几个字，在五角大楼没有什么关于早日结束战争的谈论。
人们最关切的是，即使东京政府会放弃战争，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量日军也 还可能继续作战下去。
杜鲁门预见到任何企图进行的入侵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残杀。他在几个 月后讲道：“我想到，我们的 25 万优秀青年值数个日本城市，我过去这么认
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但是，25 万人或 2 万人的伤亡不是当时的问题所 在，一两次毁灭性打击的震惊效应也制止不了战争——特别是以 B—29 空袭
形式的毁灭性打击已经成了标准的、几乎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当今的基本事实是战争，”史汀生在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开始时说。 日本人是令人鄙视的敌人，他们背信弃义，是袭击珍珠港的罪犯（当时和平
谈判正在进行），是轰炸马尼拉并制造巴丹死亡进军的罪犯。他们蓄谋杀害 了美国战俘，是他们这些狂人下令进行近乎疯狂的“神风”突击队袭击。有
关巴丹死亡进军的详情直到 2 月才为世人所知，并激怒了全国上下。他们的 其他暴行还包括巴拉望岛大屠杀。在此次暴行中，菲律宾巴拉望岛上的日本 兵将
140 名美国战俘诱入防空壕，然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 死。5 月德国投降几天后的报纸上刊出了一张被蒙上眼睛的战俘的照片，这
位美国飞行员跪在地上，手被反绑着，他将被挥起大刀的日本军官斩首。
在波茨坦，波伦写道，“怜悯之心不会在任何盟国官员的心中萌动”， 无论对德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如此。
试想，经过腥风血雨的搏斗入侵日本后，人们才知道在今年仲夏时曾有 一种是以能结束战争的武器而没有被使用，那么，总统和其他负有决策责任
的入又如何向美国人民交待呢？
假如原子弹在 3 月份已准备就绪并由罗斯福使用，假如日本人在那时就 因此害怕得投降，那就会挽救了从那时起在太平洋地区牺牲的近 50 万美国人
的生命，更不用说数目大得多的日本人的生命了。
也没有任何人怀疑过罗斯福会使用原子弹。史汀生写道：“从 1941 年至
1945 年期间，我从未听总统或政府中任何其他负责人建议过在战争中不应使 用原子弹。我们当然全都明白此事所涉及的重大责任？？特别是罗斯福总统
曾多次对我讲，他自己意识到了我们的工作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我们 是处在战争中？？”
李海后来说：“我知道罗斯福会不失时机地使用它，以证明他并没有白 白浪费 20 亿美元。”
杜鲁门一周前给贝丝的信中在讲到斯大林同意对日作战时说：“我敢说 我们现在可以提前一年结束战争，想想吧，我们的孩子们将免于死亡！这是
很重要的。”对他来讲，这一贯是件重要的事。他从经验中知道，入侵日本 是地面部队的任务，对步兵和炮兵来讲是艰苦的、非常可怕的事。杜鲁门与
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出现现代战争以来的任何最高统帅们不同，他 曾和地面部队一起作过战。在阿尔贡，当他看到一个德国炮兵连进入左翼阵
地，虽不在他的管辖区内，但他命令自己的炮兵连开火，因为他的行动可以 挽救生命，即使他可能会因此受到军法处置。“这与我方的炮兵恰似一回事。”
他在后来谈起这枚炸弹时说，此话使许多人感到他对事情太不敏感，过于简 单化了，但是这是他的战争经验之谈。
他个人私下承认，在他任杰克逊县法官时，有一次他曾允许一名骗子承 包商偷窃 1 万美元，目的是防止他偷窃 10 倍于此的钱款。他容忍了罪恶，目
的是防止更大的罪恶，别无其他选择。他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他在皮克 威克旅馆夜深人静中独自书写时，这样问着自己：“你们来评判吧，我不能。”
可以想象，如后来很多人争论的那样，日本人可能会在 11 月和预定的入 侵之前投降。也可以想象，如当时的战略家们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被海
军封锁困死，在连续的燃烧弹轰炸下损失惨重，被迫投降。盟国要求无条件 投降，毕竟可能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杜鲁门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告诉他不
要使用这种新式武器。马歇尔将军完全相信，即使投下原子弹，而且完全达 到科学家们所预示的效果，日本人仍会打下去。马歇尔更多地认为原子弹是
一种使入侵行动伤亡小一些的方式。如果认为原子弹可以使入侵成为没有必 要，那是我们对它期望过高了。事后，他告诉戴维？利连索尔：“我们知道
日本人是死心塌地的，是狂热的？？我们只有一个一个地消灭他们。所以， 我们认为原子弹是保护和准备登陆的极好武器。”马歇尔对美军在硫黄岛的
伤亡感到如此惊骇，以至于他同意在冲绳岛使用毒气。
一份由利奥？西拉德草拟、敦促从道义出发，应事先向日本人提出警告 的请愿书由 70 名科学家签了名，但直至杜鲁门启程赴波茨坦后才递交到华盛
顿。杜鲁门从未见过这份请愿书。他也没看到一些科学家从道义出发力主使 用原子弹的相反意见。其中的一份请愿书写道：“为了祖国敢冒生命危险的
战斗人员难道没有权利使用已经设计出来的武器吗？总之，当我们拥有稳操 胜券的手段时，难道还继续让美国人流血吗？不！即使我们只能挽救数量不
多的美国人的生命，我们也要使用这种武器——现在就用！”
想象不出有什么比用燃烧弹摧毁日本东海岸的所有城市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了
（另一科学家写道）；恶魔群居的地狱比熊熊燃烧的东京更为恐怖，这超出了人们 的想象范围。当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时，我们为什么试图在此划一条
道德的界线呢？
在芝加哥冶金试验室对 150 名科学家进行的民意测验中，87％的人投票 认为，如果其他方式不能迫使敌人投降，他们就同意将这武器用于军事目的。
阿瑟？康普顿应请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在后来写道）！ 我参加了讨论的全过程，在我看来，如果我坚持反对的立场，仍有可能阻止对
日实行原子打击。我的和平主义的孟诺派先祖的思想在我脑海中闪过。对于原子弹 会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和极度痛苦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我知道它被一些未来的暴君掌
握后的危险性。我和这些事实生活在一起已达 4 年之久。但我希望战争结束。我希 望生活重新恢复正常？？我希望通过使用原子弹，许多我所认识的优秀青年会顷刻
间从战争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生存而不是死亡的机会。
丘吉尔要写的是并非决定的决定，回顾往事，这似乎也是事实。“历史 的事实不会变，必须由后人评价。”丘吉尔写道，“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迫
使日本投降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会议桌上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自然 形成的和没有异议的；我也从未听到过丝毫的不同意见。”
“杜鲁门没作决定，因为没有决定可作。”乔治？埃尔西回忆道，他仍 记得当时的气氛，“像在铁轨上前进的列车一样，他无法阻止？？一切如水
到渠成，事后，人们说原子弹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整个该死的战争本来就是 可怕的东西。”
至于杜鲁门，他后来声明说：
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则由我作最后决定。在这方面不能造成错误。我认为原 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使用它。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们建议
使用它，而当我告诉丘吉尔时，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如果原子弹可能有助于结束 战争，他就赞成使用它。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这一关键的时刻发生在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1
点 30 分凯撒大街 2 号，杜鲁门和丘吉尔召集英美联合参谋团成员在餐厅召开 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这是杜鲁门、丘吉尔与其军事顾问们仅有的一次圆
桌会议。会议决定：除非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况，原子弹将在今后几周内投入 使用。杜鲁门后来告诉阿瑟？康普顿，在作出决定的同一天，他通知了斯大 林，这是 24
日下午晚些时候的事。
事情发生在塞西林宫一次争论尤为激烈的会议结束的时候。散会了，杜 鲁门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人步履缓慢地绕过桌子，走到斯大林和他的翻译 正站在那里的地方。
“我随意地向斯大林提到，我们有了一种具有超常破坏力的新式武器。” 杜鲁门回忆道，“他只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并希望我们能‘好好用
它来对付日本人’。”
杜鲁门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什么样的武器——他没有使用“原子弹”一词
——也未提任何共享科学秘密等事。斯大林看起来既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丝 毫的好奇。他没有问这一武器的性质，它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也没问为什么
他以前没听说过此事。他没有建议让苏联科学家了解此事或允许他们对其进 行考察，实际上，他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当时，波伦在房间的另一端密切注视着，在他看来，斯大林的反应是如 此地完全不假思索，以至于使他怀疑总统是否讲清楚了他要说的话。当时留
意看着斯大林的丘吉尔写道：“如果他对世界事务中正在发生的革命略有所 知的话，他的反应就应该是明显的。”贝尔纳斯也肯定斯大林没有领悟这一
发现的重要性。否则，他会马上要求进一步详细了解情况。但斯大林却没有 这样做。在会议结束前，他再也没提过这个话题。
事实上，斯大林知道的比任何英美人所想象的要多。苏联的核研究工作 从 1942 年就开始了。人们后来得知，一名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一
直在向俄国人提供原子弹的秘密已有一段时间，此人名叫克劳斯？富克斯， 是德国出生的已加入英国国籍的英国公民。他所提供的情报被莫斯科认定是
“极其重要和非常有价值的”。斯大林完全听懂了杜鲁门的话。根据朱可夫 元帅的回忆，会后，在巴贝尔斯贝格他们住地的保密室里，斯大林指示莫洛
托夫：“告诉喀察托夫（苏联原子计划负责人）要加紧工作。”（另外，根 据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所说，那天晚上，斯大林甚至还电
告全面监督原子计划的拉弗连齐？贝利亚去施加压力。）
在以后的几年内，杜鲁门经常说，对原子弹作出决定后，他睡了一个好 觉。他被描述为当晚睡在白宫，脑子里很清楚他做的事是正确的。但是，在
巴贝尔斯贝格陌生“梦魔”的房子里，在德国夏日的持续高温下，他睡得相 当不好，处在比他后来所声称过的严重得多的不安之中。
住在楼下的吉米？贝尔纳斯回忆说：“参与研制或参与我们决定使用原 子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高兴。”
“我们发明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炸弹。”杜鲁门在 7 月 25 日星期三的 日记中写道，这是向空军发出按计划执行的一般军事命令的那一天。“可怕”
一词在他脑海中反复出现。他想知道，这种炸弹会不会是圣经里所预言的那 种“毁灭之火”。好像要使自己信服那样，他写下了这种炸弹如何只用于军
事目标，但他明白，这只是部分属实。
从现在到 8 月 10 日这段时间内，将用这一武器来对付日本。我已告诉陆军部长
史汀生先生，要这样使用它，即只对准军事目标和步兵、水兵，而不是妇女和儿童。 即使日本鬼子野蛮、残酷、无情、狂热，我们作为世界共同幸福的领袖也不能将这
种可怕的炸弹投向它的旧都（京都）或新都（东京，在那里，皇宫至今未遭破坏）。
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轰炸的目标将纯粹是个军事目标。我们将发出警告， 要求日本人投降和保住性命。我肯定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我们将给他们一个机会。
希特勒一伙或斯大林一伙没有发现这个原子弹对世界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它似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5
这最后的想法——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是他涌现出来的压抑不 住的天生乐观主义和对发展的信心呢，还是试图说服自己的另一种方法，或
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只是意味着对结束战争有用，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5 有些历史学家的论点认为，原子弹在波茨坦扮演了杜鲁门向俄国人施加
压力的手段这一重要角色。但是，杜鲁门除了在听取格罗夫斯的报告后私下 显得信心增强了以外，没有说过任何重要的话或做过任何重要的事来支持这
一理论，而且这一整个看法遭到当时在场的目睹者强有力的否认。据说，在 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前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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