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蔡亮的问题爆发的时候，“肃反”审查我们，“小家族”问题来了，党委就问张自薿：你是要蔡亮呢，还是要党籍？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就跟党委说：我热爱党，我又很热爱蔡亮，蔡亮不是一个坏人啊。结果，马上就开除她的党籍，一同下放，她就只好陪着蔡亮下放。
他们两个那时候并没有结婚，是同班同学，都是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她那时候已经是调干生的老师了，业务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有两个调干生，都是党员，很同情他们，悄悄地到火车站去给他们送行。他们两个人背了一个画夹子，提了一个网兜，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两个调干生说：好，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的婚礼，我们今天就结婚了。这样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一起到了西安。
解说：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但是西北的黄土高原，激发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那里他创作了《延安火炬》等许多优秀作品。平反后，蔡亮和爱人同时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80年代初蔡亮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美院的工作室。
杜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知名的画家了。80年代我刚恢复工作，他来看我，没想到，他跟罗坚的命运一样，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以后，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家里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一天，忽然心脏病发作，很快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刚过六十岁。我的这几个朋友，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他们的生命都已化为烟尘。这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这些人的青春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所有的对人生的美好的追求、理想，都破灭了，都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中，被摧毁了。这些人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从他们的精神到生命一起摧毁，都没有了。
陈晓楠：2000年，已经年届七旬的杜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同意原封不动地将全部档案公之于世。尽管这份档案曾经像一个可怖的阴影紧紧跟随了他二十四年，尽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可是他认为，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当中，其实它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了。他愿意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把有利或者是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同时他也愿意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所有的人一起来重新阅读这段历史。
（两集访谈录播出后，《山西文学》
2005年第7期刊出以上文字稿）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口述者：杜高
访问时间：2005年3月16日
陈晓楠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的“杜高档案”文本
当时笑得多么灿烂！
杜高档案原件
杜高1960年除夕之夜在监舍写的两个窝窝头的《检查》原件
杜高“认罪书”原件
田庄把这张照片送给杜高妻子李欲晓时，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
致李辉（1）
——有感于《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出版
李辉贤弟：
从这部档案的发现、收藏、整理到公开出版，你费尽心血，做了许多辛苦的工作。
历史将感谢你——为你的工作所具有的、今天还不能完全认识到的意义。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漫长岁月，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专制年代。亿万人受着煎熬，千万人送掉生命，我只是一个侥幸的生存者。
在那个年代，一个神秘的档案袋跟随着每一个人，主宰着他的政治生命，只是谁都不知道那里面究竟记载了一些什么。现在，人们打开了这部档案，立即会想到自己。历史的真相赤裸裸地揭开了，人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在一个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行动着，一些人是怎样卖力地去撕咬、整治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屈辱和无奈地被人撕咬和整治……暴力和恐惧——历史的本质就这样被揭示了出来。1米1花1书1库1 ；http：//www。7mihua。com
对于那个时代，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论证也好，雄辩也好，任何文字都抵不上你捧出的这本泪痕斑斑的原始文本更有力量。
你的功绩在于：人们将相信，历史不能被抹去，历史不会被遗忘，虚构的历史不会被人再相信。
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帮助当代的年轻人和未来的人们读懂这部档案，帮助他们回望那个渐渐远去的不易认清的历史面影。
祝福你！
杜高2005年中秋
附录一
“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
收集到“杜高档案”，更是意外收获。
潘家园去得多了，买得多了，一些摊主也就知道了我的爱好所在。是在1994年左右，一天，一位摊主来电话，说他新收集到了一批史料，看我是否感兴趣。我赶紧前去，满满一纸箱故纸碎片摆在我的面前。
一看，我喜出望外，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正是我此时的研究与写作所需要的东西。
我当时正计划写黄苗子、郁风合传，并写一篇他们与吴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①故事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恰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纸箱里翻阅那些原件、手稿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尚来不及细读，凭直觉就认定它们值得收藏。好在与摊主已是老熟人，好在当年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行情，一页名人手稿动辄就要数百元上千元；我当即把整整一纸箱史料全部买下，支付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至今，我为这一巧遇和决定而感欣慰。
这些档案材料是如何流失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就是“杜高档案”。
我与杜高先生过去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他与杜高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曾与杜先生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余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的生命是如何白白地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和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
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
当我撰文披露收集到这批史料的消息后，曾担心杜高先生会不高兴，然而，他却兴奋地与我通了电话，并欢迎我把档案拿给他看。至今我仍难忘他第一次翻阅档案时的惊奇。他落泪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听到了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下一个生命的叹息。
我没有想到的是，杜先生不仅赞同我的提议，把这批档案整理出版，并与妻子李欲晓女士亲自参与整理。在我看来，杜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具有非凡的勇气。
经过几年的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于2004年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我本以为我所收集到的这批档案是完整的，而随着书的出版，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未曾想，惊奇还在后面。
2006年冬天，杜高先生一天打来电话，十分兴奋，不停地说：“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原来，从澳大利亚回来探亲的赵立江（丽江）先生辗转托人找到他，给他一个惊奇——赵先生于1997年出国前，在潘家园旧书摊也买到了一册订好的“杜高档案”，它们正好是《一纸苍凉》中劳改时期的档案的补充，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了它们，“杜高档案”才算真正完整了。
几天后，我们三人在杜高先生家里相聚。历史的缘分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赵先生告诉我，他是在读到《一纸苍凉》后，猛然想到自己出国前的意外收获。他还特地为我带来一页档案的复印件，它正好是我收藏的杜高档案中注明“1960年最后一天”《检查》所缺少的最后一页（见《一纸苍凉》第293页）。杜高写这份检查，主要因为有一天他没有及时把两个窝窝头送回伙房，有多吃的念头，尽管第二天送了回去，但仍被视为“错误”而接受批判。
所补缺的最后一页的文字如下：
用欺骗、谎言来掩饰自己思想深处的坏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也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并且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现在，我向组织上、向领导上剖析我思想上确实存在的这种可耻的坏念头、坏思想、坏意识以后，我就开始感到自己有了力量和勇气去正视它，和它斗争，并且一定会战胜它。
今天是196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写这份思想检查，我感到有特别深的意义。我希望旧的、错误的东西随着旧的岁月一同永远成为过去，我希望新的思想和意识快快生长，和即将来到的新的岁月一起。
回到家，我把赵立江先生送我的这页复印件，与“杜高档案”中的那份《检查》放在一起。同一份档案，在分手之后，又回到了一起，终于成为一个整体——虽非原件，也属难得。
人们常爱说历史是公平的，那么，对于杜高，他的档案以这样的方式与他重新见面，是否可以说是对他的磨难的一种补偿呢？但愿如此。
完稿于2007年6月2日，北京
（原载《读库》0705期）
致李辉（2）
附录二
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
我收藏了一册《杜高档案》。这是上世纪末我出国前最后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时，偶然地发现并购买了下来的。我当时并不熟悉杜高先生，只是被这册档案的内容震惊了，我意识到这是一册很难遇到的一个右派分子的劳改档案，它怎么会从公安局的档案库里流失到旧货市场来出卖呢？我立即把它买了下来。
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杜高先生身陷囹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饥馑的年月。我们相差了整整一代。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是在暴烈的“文革”岁月中度过的。少年时代我亲眼看到的许许多多残酷的斗争场面，许许多多我崇敬的文化知识分子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虐待，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正因为这样，我对收藏有关“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旧书报以及文史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成了我在北京工作时期唯一的业余爱好，所以我常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总希望有新的发现。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热衷于收藏，只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的祖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我需要更多地阅读。
当我买到了这一册《杜高档案》后，我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到澳洲来工作和定居了。因此这一册档案也就跟随我来到了澳洲。
2004年春天，我忽然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北京出版了两部奇书，震动了中国知识界。一部叫《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是编者李辉先生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奇迹般发现的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另一本是杜高先生写的回忆录《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百年人生》丛书）。这个意想不到的书讯，使远在澳洲的我惊异不已，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怎么还有一部杜高档案呢？我立即托国内的亲友帮我买到这两本书寄来澳洲。我仔细地阅读，这两本书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不止一次地流泪。我又将手边的这一册档案认真地按年月作了对照，发现在《一纸苍凉》一书中，杜高经受的漫长的劳教岁月的材料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还有一些文件缺页，不完整。而我收藏的这一册，正是《杜高档案》遗落掉的劳教时期的档案，包含了更多劳教时期血泪斑斑和触目惊心的内容，是全部档案中非常重要的一册，一些文件的缺页也在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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